報告稱中國養老金指數全球倒數第一 建議提高退休年齡
本報記者 孫軻 北京報道
就在法國參議院通過法案將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至62歲,工人能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年齡從65歲調高至67歲之時,全球人力資源咨詢公司美世咨詢建議,中國也可通過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來改進養老金體系。
此觀點是美世在最新發布的《墨爾本美世全球養老金指數2010》中指出的。在美世進行的第二期墨爾本全球養老金指數中,中國因基本養老金體系目前尚未覆蓋全部就業人口而下降到指數排名的最后一位,指數值從2009年的48.0跌落到2010年的40.3,而在去年的排名中,中國處于第五位。
美世開發的第二版墨爾本美世全球養老金指數在去年的基礎上增加了巴西、法國和瑞士3個國家,使得涵蓋的國家達到14個。全球養老金指數對世界各國的養老金體系進行比較,并基于充足性、可持續性和全面性進行排名。
在今年的研究中,指數的計算納入了4個新變量:各個國家養老金體系的成本、住房擁有率水平、資產配置以及離婚對退休福利造成的影響。
美世中國養老、風險與金融咨詢業務負責人馮元石表示,盡管中國政府與該指數中所包含的其他國家相比,在改善其養老金體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要減輕老齡化人口的財務負擔,所需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該報告建議,中國可以通過如下措施改進養老金體系:拓展基本養老金體系的覆蓋面;為補充養老計劃(即企業年金)的員工繳費部分提供稅收優惠;應要求補充養老計劃在給付福利時,一部分福利分期發放;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允許個人逐步退休,同時領取部分養老金;增加與養老計劃參與人的溝通。
2009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要求探索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2009年試點覆蓋面為全國10%的縣(市、區、旗),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而補充養老計劃的稅收優惠至今仍無全國統一標準。
為削減財政赤字、避免陷入主權債務危機,歐洲多個國家提出一系列財政緊縮政策。與歐洲一些國家一樣,法國人是享有高退休金的福利國家,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法國每年不得不靠借債支付龐大的退休金,巨額的債務將使法國財政不堪重負。事實上,與德國和西班牙等鄰國相比,法國就算實施這項退休法案,退休年齡仍為最低。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資產價值下降以及政府債務的增加威脅到公共及私人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性,加拿大、英國以及美國得分的下降明顯反映了這一特點。”報告指出。
一長期從事養老金體系研究的人士表示,期望壽命提高是所有國家共同存在的問題,由于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與人的期望壽命之間的差距加大,對于公共養老金體系帶來的壓力將會增加,政府需要審查其基本養老金的領取或退休年齡,并重點致力于提高私營體系的充足性。
按:美世人力資源咨詢公司(William Mercer)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機構,總部位于美國紐約。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美國威達信集團公司(Marsh & McLennan Company,MMC)的一個部門。1959年,威達信集團兼并了William M. Mercer有限公司(這是一家由William Manson Mercer于1945年在加拿大成立的公司)后,開始采用“偉世”(William M. Mercer)這個名字。
附:中金董事長:目前養老金制度無法維持 必須推遲法定退休年齡
2010年11月07日 21:56《新世紀》-財新網
□ 李劍閣 | 文
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舉措,評價比較高。我想首先回顧一下十多年前的亞洲金融[2.89 0.00%]危機,這樣更容易把當前中國的問題說清楚。
亞洲危機應對經驗
當時,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度過了危機,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經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
我個人總結,至少有四條措施非常重要。第一是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應對通貨緊縮。第二是積極參與WTO談判,向全世界宣示中國會更加開放。第三是在周邊國家貨幣貶值時,宣布人民幣不貶值。當時,從現象上看,好像貶值對中國出口有好處,但是,人民幣一旦貶值,就會引起周邊國家貨幣新一輪貶值,危機就會更加深重。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向全世界宣告人民幣不貶值,一下子人們的心理預期穩定了。第四,非常重要的是,中國在那么困難的時期,還是用改革來解決面臨的問題。
我們實施了很多項改革。我個人回顧,當時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改革,對度過危機非常重要:
一是推進了國有企業的改革。現在看中國的大型企業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但大家別忘了,13年前,中國國有企業三分之二是虧損的,所有的國有企業,賺錢的、虧損的,加在一起,加總看還是虧損的。盡管當時面臨很多壓力,但政府還是大膽推進改革。同時,放松對民營企業發展的限制,民間力量在克服危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在推進國企改革的同時,一部分國有企業破產,不少工人失去工作。中國抓住時機,推進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這些改革奠定了如今諸多改革的基礎。
第三,中國當時的幾個國有銀行,包括城市商業銀行,普遍地說,從技術上都是破產銀行,因為資不抵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剝離其不良資產,對其資產實施重組,好銀行、壞銀行,加以區別,成立相關資產管理公司。這就為2003年以后的國有股份制銀行大規模上市奠定了基礎。
第四,中國當時推進了住房體制改革。1998年前,中國的城市職工和國家公務員都是由國家無償分配住房。1998年的改革,把這種國家福利分房的做法改為貨幣補貼,住房通過一定方式變成個人能夠買賣的財產。當然,這項改革還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在1998年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房地產市場絕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動力。
回顧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再來看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這次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迅速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啟動內需,對克服危機產生的沖擊,對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
“劉易斯拐點”到來
兩年前,中國經濟學家認為,此次金融危機可能對中國帶來巨大的沖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非常悲觀。但是,也有少數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并沒有那么悲觀。當時,相對冷靜看法的依據,是從應對亞洲金融[2.89 0.00%]危機的過程總結出來的。在危機到來的時候,人們的悲觀情緒往往會過頭,而且,悲觀情緒有傳染性,在傳染中會不斷加重,我們往往被這種悲觀情緒所籠罩。
從這次危機看,中國面臨的問題與美國存在的問題有很大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東南亞某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而此次美國“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或家庭債務杠桿過高。對中國而言,既不存在國家債務杠桿過高的問題,也不存在家庭債務杠桿過高的問題。所以,這兩個危機不會簡單地在中國發生。對此有清醒的估計,我們就不認為此次危機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沖擊,因此,并不那么悲觀。
但是,中國經濟未來也并不像很多國外經濟學家看得那么令人樂觀。中國經濟面臨很多困難,諸如國內呼聲比較高的,住房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從國際上看,有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一些國家的貨幣對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多年累積的,并不是今天一下子才發生的。這些問題,還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但是,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在中國有一個變化,應該引起各方高度重視。
這就是在30年改革中,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可以說是無限供給的。但是,在近一兩年中,在沿海地區、中國的很多地區,包括家庭用的保姆,都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導致近一兩年來中國工資在普遍大幅提高。我個人認為,這個變化是中國30年來第一次發生,而這個變化帶有趨勢性,并不是可以輕易解決的。
所以,很多發展經濟學家講,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短缺的“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經到來。但這個問題,在國內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說,目前中國農村還有數億人口,美國農村只有百分之幾的人口,日本也不足10%,而中國除了農民工,至少還有40%的人在農村。你們能說“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了嗎?
前幾年,我在政府工作時,曾參與過一個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調查,發現留在農村的人口,平均年齡超過45歲。中國有句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批評人們的片面性。農村人口多,就認為農村還有許多勞動力可以轉移,借用這句話,我說就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只看森林,只看總數,而不看樹木,不看結構,就得不出正確的判斷。
如果中國城市化進程使農村人口再降至10%,我個人認為,這需要幾代人的時間,30年都實現不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部分留在農村的人已經沉淀在農村,無論工業如何發展,其中絕大多數都不太可能離開家庭,離開農村,來到城市進入非農產業。
因此,我認為,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大量供給,現在已經到了歷史性轉折點,也就是所謂“劉易斯拐點”。這個拐點到來后,會發生什么問題?工資會持續上升,中國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產業,必然難以維持。
國際上某些人士總是在說中國的匯率問題。其實,我認為,這一輪工資上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人民幣可能升值的空間。勞動力市場正在調整,而且這個問題剛剛開始。
為應對人口形勢的變化,今后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發展方式轉型。要做到這一點,還是要通過改革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就像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一樣,大刀闊斧地推進若干改革措施。
調整生育與退休政策
此外,下一步,中國還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生育政策問題。2010年是中國推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30年,一個家庭生育一個孩子。國際上公認的人口替代率是2.1。中國官方統計的與民間經濟學家統計有很大不同,但替代率肯定低于2.1。這樣下去,中國的勞動力肯定會越來越少。隨著人均期望壽命的提高,絕對人口還會增加,但是,年輕勞動力人口將減少。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可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比如一個家庭允許生兩個孩子。獨生子女政策,不僅是影響人口數量,對人口質量也有極大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在全世界人口出現老齡化的國家,都在推行這項政策。現在人的壽命更長了。中國的退休制度,是當初在上世紀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計算的,每個人退休后,大約可存活十年左右,現在可能是20年、30年都不止。目前這個養老金制度是無法維持的。因此,必須跟隨世界潮流,推遲法定退休年齡。
這件事不太好辦。在發達國家,只要延長退休年齡,就往往會引發社會強烈的抗議,引發騷亂。而中國的情況稍有不同。現在“50后”、“60后”的人們愿意干活,同時,“70后”還愿意生孩子。現在生育年齡的主體是“80后”,即使是來自農村的青年,他們的觀念已經變化。再過十年,如果年輕人也普遍不愿意生孩子,退休的人也不愿意工作了,再調整這兩項政策,就有點晚了。
關于中國老齡化,在2000年,65歲以上的人已經達到7%。這相當于日本上世紀70年代的水平。但當時,用美元計算,不考慮實際購買力,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現在的2倍,因此,中國人口結構被稱為“未富先老”。也就是說,人均GDP還很低,但老齡化程度已經大大超過國際平均水平。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從7%到14%,只需要25年,而一般發達國家則要經過近50年。這對中國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作者為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此文為作者日前在一個國際會議上的發言,經作者修訂在此發表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