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正確處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關系十分重要。
效率與公平的位次之爭
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關系在我國的討論，已有好些年頭了。2004年夏天以來，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辯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又一次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討論。在效率與公平的天平上，爭論的一方強調的是效率，較少注意公平。他們認為，只要能夠使社會財富總量增加，什么改革手段都可以用，諸如在我國現有情況下，MBO即管理人收購的辦法也可以用。爭論的另一方則以社會公平的名義，竭力反對在目前法律缺位、國有資產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況下，將國有資產賤價或白送給少數人，讓他們一夜暴富。
從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來說。國資委經過眾機構的調查研究，確認了MBO在我國現行情況下問題很多，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于是對MBO的政策調整了說法，由過去“從來沒有說過反對管理者收購”，到“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不宜實施管理者收購”，到最后斷然宣布：國有大型企業不準搞管理層收購，中小企業只能在極嚴格的條件下公開公正地試行。這也可看作對公眾輿論的回應。總之，這次爭論的結果，無論從輿論上說或從決策上說，都在效率與公平的天平上，添加了公平的分量。
從學理上說，公平與效率這一對概念，是一個矛盾統一體，處理好它們的關系不容易。常識告訴我們，收入分配越平均，人們的積極性越削弱，效率自然會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規則公正，就會有助于提高效率。從另一角度說，不提高效率，難以實現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決社會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講公平，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特別是分配程序、規則不公，也會導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響社會穩定。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吸收了社會主義思潮，推行了社會保障、福利的措施。現代自由主義國家既強調效率，也不得不講公平；現代福利主義國家很強調公平，但也講效率。他們的效率和公平，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我國改革開放前，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國家，“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使效率大受影響。20多年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后，逐漸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農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于是經過10多年，就把“兼顧效率與公平”作為經驗總結，寫進了十四大的決議。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提法上有一個新的變化，即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公平”，改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效率處于“優先”的第一位，公平處于“兼顧”即次要地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這一提法，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開始，一直出現在中央重要會議的文件中，成為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領域的正式精神。
實踐證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一定時期收入分配的指導方針，適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是完全正確的，但它不是整個市場經濟歷史時期不變的法則。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階層結構逐漸發生變化，有些人借“優先”和“兼顧”之差異，有意無意地貶低、輕視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單純為一切斂聚財富的過程辯護，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央一再強調，“先富要帶動和幫助后富”，“要注意防止兩極分化”，絲毫沒有忽視社會公平的意思。
隨著總量發展、經濟效率問題逐步得到相對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已逐步上升為突出的問題。鄧小平在1992年就對突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做出過前瞻性的論斷。他曾設想，在20世紀末到達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盡管還不能說目前收入差距已到達兩極分化（這是改革失敗的標志），也不能說到達承受極限，但我國目前基尼系數處于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如不采取措施，有向兩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我們必須從現時起，調整效率與公平關系，加大社會公平的分量。第一步可以逐步減少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數的絕對值。所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現在可以開始淡出，逐漸向“公平與效率并重”或“公平與效率優化結合”過渡。
為什么現在應加大社會公平的分量
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居民生活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實現小康過渡，已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突出提出和解決鄧小平1992年就指出的問題，進一步重視公平問題的時機條件，已基本成熟。
收入差距擴大迅速，已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20多年來，我國基尼系數從0.2～0.3，提高到0.4～0.5，幾乎倍增。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已公布的基尼系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不滿的不合理、非規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基尼系數將比現在公布的增大20％以上。這些不正常收入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不可小視。
我國改革之初，各階層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沒有分化出明顯的利益集團，普遍積極支持改革。之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不同利益人群逐漸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較大，有的受益較少，有的甚至受損，對改革支持的積極性也有所變化。為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今后應長期強調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公正和公平。
毋庸諱言，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社會結構已經逐漸形成以占有財富、權力和知識為特征的強勢群體，和以貧困農民、城市農民工、城市失業者與下崗人員等為主的弱勢群體。強勢群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有很強的影響，在社會輿論和話語權中也很有影響。弱勢群體則缺乏相當的組織形式表達利益要求。這種社會缺陷如果發展下去，只能擴大社會鴻溝，而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
為什么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會分配問題叢生的因素十分復雜。體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盡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這些方面近幾年來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情況有所改善。但由于廣大干部經驗不足，一部分干部誤解將公平放在兼顧從屬地位，還有一些地方與部門官員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使許多能解決的社會分配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如壟斷行業的個人收入與非壟斷行業相差幾倍，同樣素質、同等努力的人群待遇不公正，等等。講了好多年要改正這個弊病。但對壟斷行業高個人收入的調節，沒有從源頭、從初次分配環節著力解決壟斷利潤產生和分配問題。
稅收杠桿，如個人所得稅制度，本來是一種調節過高收入、抽肥補瘦的稅制。但是，多年來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卻成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稅法不嚴又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納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從抽肥補瘦變成了劫貧幫富的稅制。現在應當抓緊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
又如遺產稅，許多國家都把它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據保守估計，我國資產總量在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至少已超過l000萬個以上，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已有雄厚的現實經濟基礎。但目前我國缺乏個人財產繼承、贈與和轉讓的法規，沒有建立個人財產登記和收入申報（后者只在很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制度等，實行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前提和準備條件尚不完備。
再如，國有資產劃轉給社會保障基金，這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福利的一項重要措施，但多年難以落實。現在地方國有資產轉制中，其收入有多少劃撥到社保基金？
還比如，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為主轉變為公共服務型為主，這是與提高公民福利、促進社會公平有關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為公共服務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內的社會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改善人們進入多種就業和社會生活的平等機會。但是，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轉變滯后。重視經濟建設，輕視公共服務，以致我國曾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衛生資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國家排名居后，尤其義務教育供應不足，相當多老百姓沒有基本能力進入勞動市場，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當然，這些情況都在改進，但與投入經濟建設的資源相比，改進的速度還是很不理想。
重視社會公平會不會導致平均主義重來
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可是現在也有另一種憂慮，認為現在如此強調社會公平，會不會回到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擔心有些人“刻意渲染”我國收入差距過大。
這種憂慮不是沒有來由。我們確實不宜“刻意渲染”收入差距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忽視，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可能導致“兩極分化”，不應忽視實際存在的嚴重社會不公引發潛在的社會危機。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不一定沒有積極意義。
我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制。隨著市場經濟理念和運行規則深入人心，由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取得的高收入和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認同和接受。引發社會不滿的，是體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制內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范收入。人們希望的，是調整和糾正這些不公平現象，并改進運用再分配杠桿適當調劑貧富差距，而絕不是想觸動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所以，強調社會公平，不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使改革開放以來達成的共識受到沖擊。
我倒有另一種憂慮。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現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一些，強調社會主義少了一些。而在談及社會主義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強調它“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公平方面少了一些。在我國這樣一個法制環境和人治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告誡我們：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們要避免這個前途，那只有一個辦法，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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