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揭示了中國老齡化及福利缺位的問題，但引發問題的根源實則是私有化造成的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經濟殖民化導致民眾創造的財富大部分被外資掠奪；養老、教育、醫療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都應是政府承擔的，而非推卸給市場，任由資本掠奪民眾。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問題根本不是文章所鼓吹的國防開支擠壓社會開支……
美刊《亞洲政策》（Asia Policy ）2006年1月號刊登了美國勞倫斯大學助理教授馬克·弗瑞澤題為《養老金、公眾觀點與中國的老齡化》的文章，該文分析了大眾對于養老金、養老金改革以及中國養老金制度的前景的意見和態度。作者指出，中國人口老齡化給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和財政優先支出提出了大量挑戰，而公眾對于養老金的態度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文章認為，中國政府已經背上了大量社會養老金隱性債務，如果不及時和恰當地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的社會穩定將受到影響。文章內容如下。
關鍵詞：社會保障；老齡化
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國家，也正在成為人口老齡化最迅速的社會。據估計，在未來的25年，中國的老齡人口將會占到全國人口的1/4.“中國人口老齡化”這一課題已經引發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試圖測算為中國的老年人提供衛生保健、養老金和其他需要的未來成本。但是很少有研究探討那些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中國公民對此的心理預期和態度。中國公民對政府給與老年人的供養，包括退休金的期望，對于政府的財政預算量、中國經濟的消費儲蓄水平以及養老金制度本身的可行性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首先，盡管我們清楚地知道中國人口老齡化給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和財政優先支出款項提出了大量挑戰，但是關于中國公民退休后的規劃，關于他們打算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政府和個人儲蓄來養老，我們卻知之甚少。其次，公眾對于養老金的態度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由于中國沒有切實可行的養老金制度，中國人普遍認同的一個傳統做法就是把大部分的收入存起來養老。基于此種假設，包括美國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在內的很多人推斷，如果中國人相信政府會給他們提供養老金的話，他們就會提高消費水平，而且中國的經濟也會大大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第三，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養老金制度都需要雇主和雇員的充分支持和信任。他們的貢獻是養老金的財政基礎。盡管中國在15年前就引進了一種基于個人所繳納費用的養老金制度，但到目前為止，僅有少數受政府資助的研究課題對公眾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理解和參與了養老金制度進行了評估。
本文采用了最近的公眾民意調查和在筆者監督下進行的焦點小組（focus group）訪談法，對中國公民如何看待養老金，如何評價政府和個人各自在提供退休收入中的角色作出了初步分析。結果顯示，中國城鎮居民，特別是那些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人，面臨許多與勞動力市場調整有關的不確定性。和傳統的儲蓄養老的觀點相反，這些家庭并沒有為退休進行儲蓄，而是希望政府提供大部分的養老金。如果這個觀察結果有效，那么，中國的老齡化將會極大地制約政府的預算，而且將會影響這個以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質條件為基礎的政權。
一、到目前為止的養老金改革：高額債務和公眾的不滿
中國人口不可逆轉的老齡化趨勢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990年到2030年，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將會增長三倍，老齡人口將占全國人口的24%.2000年中國處于勞動年齡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率為6.4∶1，隨著出生率的日益下降，到2040年二者的比率將下降為不到2∶1.而且，到2030年，中國的年齡結構將會和今天的日本相似，但是個人平均收入卻只有當今工業化國家的20%.盡管有些研究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必然性，但現在才有學者開始探求這一問題的社會和經濟后果。蘭德公司一項最近的調查評估，中國政府在養老金、教育、醫療和政府債務的利息成本上的開支將由200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5%上升到2025年的15.5%.這項評估的前提條件是假設中國政府將為65歲以上的公民提供一筆數額小但屬全民性的養老金，相當于基本工資的20%.中國的老齡人口目前大約有1.3億，預計到2040年將增加到3.97億。這一嚴峻的數字給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大難題，那就是如何為生活和醫療費用的巨額增長提供財政支持。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國家養老金制度時，就已經在間接地解決這一問題。當時的養老金制度比較直接的目標就是提供一些方式以解決國有企業大量下崗和退休人員的問題。與此同時，養老金改革也有一個長期的目標，就是在養老金款項支付中引入費用分攤這一要素。所有的國企職工曾經享受過幾乎免費的養老金，與此不同，20世紀90年代的養老金改革將成本分攤給了中國公民和中國政府。以后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主要來源于以下兩種途徑：一是由國家發放的基本津貼，二是職工在強制性的個人養老金賬戶中積累起來的津貼。20世紀90年代引入的個人養老金賬戶是養老金籌資模式的一個巨大轉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1年的一份報告認為，相比過去的企業福利，個人繳納養老退休金這種觀念就是一場“自我革命”。
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吳杰，1997年在上海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的政策演說里解釋了個人養老金賬戶背后的想法：
“建立個人養老金賬戶體制后，工人們改變了原來的想法，由原來的為別人交養老金到現在為自己交養老金，交或者不交，交多交少，都直接關系到自己以后退休的收入。養老金賬戶屬于工人個人所有，根據規定，養老金的金額可以轉讓，部分可以繼承。這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自我保障意識，激勵工人努力工作。”
在這個新的體制下，所有城鎮企業職工都有資格領取養老金和獲得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障，比如醫療福利和失業救濟；但同時他們必須向個人養老金賬戶繳納約為工資的8%的養老金。而企業和公司需向該賬戶另外繳納相當于職工工資3%的金額。中國政府是在世界銀行的顧問和工作人員的推薦下采用了個人養老金賬戶體制。
用“城鎮企業職工”作為獲取養老金的資格標準擴大了繳納養老金人員的范圍，也使其執行復雜化。該制度試圖覆蓋所有公司（不管是國有的、集體的，還是其他形式的公司）的職工，只要該公司位于城鎮地區。通過擴大養老金覆蓋范圍，從國企職工擴大到所有的城鎮企業職工，該制度成功地將養老金繳納人數從1989年的4800萬擴大到了2003年的1.16億。隨著數百萬的農民工涌入城市以及隨著鄉鎮企業改制成為城鎮企業，養老金潛在繳納人數迅速增加。但是，該制度的覆蓋范圍只限于“城鎮企業職工”，這就意味著將鄉鎮和村辦企業的員工排除在外。此外，城鎮企業的兼職工作人員和臨時工所處的地位模棱兩可，加上一些小公司的企業管理者可以相對容易地逃避養老金制度，這就意味著，有多達50%的城鎮勞動力沒有享受到養老金制度，盡管這些人在法律上本該有權利享受。隨著養老金制度覆蓋面擴大——廣大職工擁有個人養老金賬戶——中國政府未來在養老金上面的資金缺口很大。養老金的債務問題由此而產生。
以下三項證據讓我們了解到中國政府養老金債務的規模。首先，養老金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0年到1999年增加了三倍，從0.8%上漲到2.4%.養老金開支的增長明顯地反映出在那個時期領取養老金人數的增長（大約從1000萬漲到4000萬），但這一增長還表明，中國政府已經逐漸進入了養老金籌資者的角色——盡管政府原本打算讓個人承擔更多的責任來為養老進行儲蓄。置換率（退休金占過去收入的百分比）估計為77%，退休金占人均GDP 的百分比為99%——這一數字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高，除了中東地區。
為了給退休金籌集資金，中央政府繼續調動上百億資金補貼地方。從1998年至2001年，這些補貼估計共達1170億元。中央政府的撥款破壞了養老金改革的如下目標：削弱政府作為退休金主要提供者的財政地位。這些來自中央政府的所謂一次性撥款，被用來填補地方養老金的缺口，而中央政府是極不愿意下撥這些補貼的。中國政府擔心這些補貼會降低地方政府籌集養老金資金的積極性，會讓地方政府產生期盼，認為中央總是會下撥這種補貼來解救他們。
最終，中國政府給自己背上了大量的“社會養老金隱性債務”。這些債務大部分是由于地方養老基金從個人養老金賬戶中支取了數量未知的錢來支付退休金造成的。而職工繳納費用的個人養老金賬戶（始于1991年）中本身卻沒有實際現金。1995年，國務院的規定允許地方政府利用個人養老金賬戶資金來支付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這一做法得到了普遍的實行。結果，20世紀90年代后期，當地方政府把個人養老金賬戶基金和基本養老金福利基金結合時，1億養老金參與者的個人養老金賬戶被“掏空”。現在那些從90年代初期就繳納養老金的職工已經接近退休年齡。中國政府將不得不既支付最低的養老金金額，又支付隨著個人養老金賬戶中的復利（compound interest ）儲蓄和逐漸增加起來的金額。“養老金隱性債務”或者目前中國政府對在職人員未來福利的欠賬，至少達到2至7萬億元人民幣。養老金隱性債務最高估計占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5%以上。
政府負擔著大量養老金隱性債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這種隱性債務反映了對繳納個人養老金費用的未來數代退休人員的欠賬。例如，美國政府采用的是扣除在職人員的部分工資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這就是現收現付制養老金（payasyou go pension）的本質。養老金改革促使世界各國注意到即將來臨的養老金隱性債務的積累這一危機，因為退休高峰的來臨既使勞動力縮減，又削弱了養老金收入來源的基礎。中國同樣也面臨在職人員和退休人員比例不斷縮小的問題。然而，中國已經負擔了大量的、與經合組織國家規模相當的養老金隱性債務，這一事實很重要，因為，盡管中國已經大張旗鼓地進行多項養老金制度改革，這些隱性債務仍然表明中國實際采用的是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這就極大地增加了政府對更多公民的債務。
除了養老金的長期債務問題，中國政府還面臨即將到來的老齡化人口高峰帶來的各種短期挑戰。在一些國外的援助計劃的指導下，中國政府委托很多的項目組對人口老齡化和養老金制度改革對于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做詳細的分析報告。這些報告，連同中外人口學家、經濟學家、政策分析師所做的報告，不斷地使人們擔心中國政府不能承擔由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甚至是政治上的壓力。
養老金制度改革未來無法為退休和下崗人員提供福利這一可能性會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維持社會穩定的執政目標。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退休人員和由于企業倒閉而被迫退休的職工抗議不發放養老金福利和遣散費分配不公。威廉。赫斯特和凱文。奧。布萊恩寫道，養老金似乎成了一個“國家和企業對于職工多年辛苦工作的象征性認可”。退休人員同樣也會利用一些法律或半法律性質的途徑來彌補其不滿和追求正義。這些退休人員包括在低收入和低消費的指令性經濟體制下辛苦工作，因而得到了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和福利作為回報的數代工人。這一群體似乎獲得了城鎮人口的大量的同情和支持。1996年一項針對上海和廣州城市居民的社會調查發現，90%-96%的受調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以下兩點：“為了確保社會穩定，政府有義務為在上海和廣州工作的職工提供退休養老金”，“為了保障最低生活標準，養老金應該結合當地生活水平發放”。受到公共資助的養老金在中國似乎和在其他福利國家一樣受歡迎，而對養老金進行調整的舉措看起來也同樣有爭議。
從寬泛的角度與先進的市場經濟國家進行深入的對比，中國的養老金體系不再適應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市場經濟的現實。包含養老金和醫保在內的社會福利在被稱為“一個國家，三種體制”的制度安排下運作。黨和政府官員享有和以前一樣豐厚的福利，所有的費用包含在預算進程中。農村居民——盡管有些實際已在工業部門工作——一般未被任何養老金和醫保項目所覆蓋。改革局限在城鎮區域，城鎮國有企業曾經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現在這些企業將這些功能以及養老金和醫保費用轉移給了政府。因為關于誰能夠被劃分為“城鎮企業職工”的定義存在著不確定性，所以僅約半數城鎮工人被社會保障所覆蓋。兼職的工人、個體戶、在郊區的企業打工的農民工，還有其他類型的雇員，本應被養老金制度所覆蓋，卻未能參與。
政策精英們逐漸意識到養老金改革需要獲得公眾支持。在2000年的《戰略與管理》雜志上有一篇關于養老金改革的文章認為，一場公眾信心的嚴重危機正在嚴重削弱養老金改革。作者指出好多職工懷疑他們退休時能否拿到養老金。公眾對于能否拿到雇主存入養老金賬戶的那筆錢持悲觀態度。而且，對于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以及由于企業破產而失業的工人，不存在任何政策條款規定如何支付養老金賬戶。該文的作者認為公眾信心的危機延伸到各種類型的工人，不論部門和雇傭身份：“就其范圍和影響而言，我們可以說這次信心危機是自改革開始以來最嚴重的。”
該文出現在中國最有影響的一份政論雜志上。也許，作者是從公眾對中國新養老金計劃的擔憂得出存在一場“公眾信心的嚴重危機”這一結論的。然而，下文所分析的社會調查和焦點小組討論的結果卻說明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中國公眾決非在政府為未來幾代人提供養老金的能力方面存在信心危機，相反，他們對政府的財政能力過度有信心。在轉向這一研究結果和其他研究結果之前，我先有序地簡述一下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
二、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的設計
2004-2005年，筆者與中國兩家學術機構和一家商業研究公司的同行進行合作，目的是為了開展一系列社會調查和焦點小組研究。此項社會調查從2005年3月到5月在上海和北京進行，分別抽樣多達540名和618名個體。在北京，目標群體是登記在戶的18到65歲的城鎮居民，他們是基于“概率比例規模抽樣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method）從8個城區的50個社區或居委會隨意抽取的。與1099名個體溝通，其中618人完成了問卷調查——答復率為56.1%.在上海，從3個城區中抽取了3個街道，又從這3個街道中抽樣調查了9個社區，這9個樣本在所屬每個街道內部按照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進行了分層。社區志愿者在每個社區調查了60個居民，受調查者總數達540名（都有城市戶口）。因此，北京和上海的抽樣方法在主要方式上存在差異，要合并這些數據進行推論是不明智的。即使這些抽樣程序不同，仍然可能探究諸如年齡、收入以及先前在國有企業的工作經驗等因素是如何形成人們關于養老金和退休制度的態度及觀點的。
設計此問卷調查時利用了如下研究性假設，即那些在國有部門（包含但不限于生產部門）工作多年的受訪者關于養老金制度所持的態度及觀點將非常不同于那些主要在國有部門以外工作的人。為了證實此假說，國有部門的職工就必須對政府為他們提供養老金表達出更高程度的依賴和更大程度的信任。與此相反，在國有部門以外工作的人就需要表現出更大的自立意識以及對政府的養老金項目之外的其他選擇的更大信心，比如商業退休儲蓄手段。后一種態度包括了對非政府性的養老金方式的依賴，這恰好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所尋求的要通過養老金改革逐漸灌輸給中國民眾的態度。
焦點小組調查于2005年3月在6組制造部門的職工中進行，包括北京、長春、南京的國有企業的工人，以及被北京、南京、佛山的非國有企業雇用的職工。比起可能比較拘束的社會問卷調查而言，焦點小組調查的目的則是以更自由的方式，收集公眾的觀點和態度。焦點小組由8個從每個城市的不同公司召集來的個體構成。地域上的選擇是建立在以下假設基礎上的，即長春這種一直充當著國有企業基地的城市的工人的態度與佛山這種成為許多外資合資企業和私有企業大本營的城市的工人的態度也將會證實，工作場合的經歷將極大地影響著人們對于養老金以及政府在為養老金籌資方面的作用的態度。一個在焦點小組研究方面受過很高水平培訓并熟知養老金政策的中方協調人領導著焦點小組的討論，討論持續90至120分鐘。
三、來自北京和上海的調查結果
我們將北京和上海抽取的受訪者按照就業狀態、年齡（例如，40歲以上或以下）以及性別進行了分組。顯而易見，這些人中教育、收入、住房空間以及參加社會保險狀況的差異很大。例如，來自北京抽取樣本的結果表明，國有企業職工和離退休人員與非國有企業員工相比，受教育的年數更少，收入更低，但或多或少都同樣參加了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收入、受教育水平、住房空間在40歲上下的人之間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當我們考察住房空間和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時，雖然在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年輕的員工參與社會保險遠少于年長的員工。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年輕工人對養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險不夠關注。北京的情況揭示了在業人員和失業人員（包括登記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這一差異表明99名失業人員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沒有被社會保險所覆蓋。事實上，39%的失業人員沒有社會保險。
上海的抽樣調查顯示了一個與北京的抽樣調查類似的整體格局，比起那些40歲以上的人來說，年輕的受訪者有更高的年平均收入和受過更好的教育。同樣的，正如預期的那樣，失業人員的教育水平較低，收入相對較少。然而在上海的抽樣調查中，國有企業員工和退休人員與非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在收入和教育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就社會保險而言，各小組的平均值表明其參與率在性別、年齡、就業部門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而只是在可預想到的就業人員與失業人員之間存在差別。在上海的抽樣調查中，在78名失業或下崗職工中，大約15%的人員沒有社會保險。
北京和上海的調查反映出改革以來城市中利益和損失的分配問題：那些非國有企業的職工比國有企業的職工享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后一個群體，尤其是老一輩的國有企業工人，通常受教育水平較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較弱。由于養老金和其他社會保障改革都是針對國有企業的工人，因此人們會期待他們的態度反映出一種對國家在養老金籌資方面的作用的“補充性”立場。鑒于國有企業的實力和國有企業職工享有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已經被削減，這些工人可能在政府為他們在低工資、低消費的指令性經濟體制中作出的長年累月的付出提供某種形式的補償（如養老金）上表現出強硬的立場。城市中的大部分年輕人由于在非國有部門工作，享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擁有相對更高的收入，對于他們而言，關鍵問題是在退休金和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缺陷和不足的情況下，這些員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這一制度并愿意為其做出貢獻。非國有部門的城市職工的態度對于中國退休金制度的未來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的收入可以通過工資貢獻和個人退休金帳戶來為中國老齡化帶來的成本提供資金。
我們利用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員工進行的簡單的經濟狀況調查初步評估了北京和上海的抽樣調查的答案，評估結果沒有顯示出他們在一系列有關態度的問題上存在明顯差異。盡管在收入、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在養老金和國家的作用上出現了觀點的一致。我們沒有列出一長串在統計方面沒有意義的、涉及態度問題的經濟狀況調查數據，而是報告了來自六個與態度有關的問題的比例數據（proportional data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傾向從這些結果中顯示出來。首先，絕大多數受訪者——無論其就業狀態、年齡、性別——反對提高退休年齡。中國早期的退休年齡（在生產線上的女性職工為50歲，管理職位的女性職工為55歲，男性為60歲）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保持著，以便于導致了大量下崗職工和退休職工的國有企業的改組。然而，這個策略為政府帶來了一些負擔，其代價就是要為那些改組帶來的退休人員提供養老金。正如下部分對焦點小組的研究結果進行的討論所揭示的，中國的職工認為這一退休年齡非常合理，因為對于50歲的男性和女性而言，要獲得就業機會存在很高的不確定性。
受訪者對于將女性和男性的退休年齡改成相同年齡的問題上表現了一種長久不變的態度。在北京和上海的抽樣調查中，約三分之二的女性并不同意男女退休年齡應該相同的觀點。對女性而言，同比男性早五年領取退休金相比，在勞動力市場參與更長時間顯然沒有那么重要（對于生產工人而言，要比男性早10年領取退休金）。作者在2004-2005年所做的實地采訪和焦點小組討論表明，達到或接近退休年齡（即40歲以上）的女性強烈反對逐漸延長其退休年齡。她們認為，從50歲或55歲開始領取退休養老金（從事危險工作的人甚至可以更早）比起在勞動力市場奔波來更好，因為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不斷受到年齡和性別方面的歧視。
調查結果中體現的第二個重要傾向是強烈支持一種包括所有公民在內的全民性養老金制度，以及支持國家在提供這種養老金方面發揮強大作用。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出對全民性養老金制度以及國家作為養老金主要來源的這一角色的強烈支持，如果可能的話，人們希望通過一項法律來保證這些權利。占大多數的90%甚至更多的人支持退休金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觀點，而同樣多的人認為一項關于養老金的法律——中國必須通過這樣的法律，但現在還處于起草階段——可以為養老金的獲取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這個態度因為承認了如下現實而打了折扣，即中國尚未實現足夠的繁榮從而達到所有公民都能夠領取養老金的階段。該傾向的唯一例外出現在一些北京的男性居民當中，一般而言，他們的年齡在40歲以下，在非國有企業工作，在這些非國有企業中，沒有那么多人支持養老金權利的觀念以及贊同國家在提供這種養老金中發揮強大作用的觀點。
調查中反映的第三個一般傾向關系到，受訪者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對中國的公共養老金以及參與管理這些養老金的各機構的支持和信任的。相關數據顯示，受訪者對中國的公共養老金的前景以及政府在可預見的將來為這些養老金提供資金的能力擁有相對較高的信任。例如，大多數上海和北京的受訪人員（包括失業人員）表示對中國養老金制度有較高的信心。同樣值得指出的是，特定群體中數量不算少的人也表示對中國養老金制度的前景沒有多少或者根本沒有信心：例如，在上海的抽樣調查中，有28%的40歲以下的人表示缺乏信心，非國有企業員工中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持有相同的觀點。這些非國有企業的年輕員工正是那些將被依靠來為中國的老齡化帶來的成本提供資金的人。在北京的抽樣調查中，38.4%的失業人員表示對中國養老金制度的前景缺乏信心。然而，總體上人們對養老金制度的前景表現出了高度的信心，這表明受訪者要么是忽視了媒體上關于養老金赤字和融資問題的相關公共政策的討論，要么根本不知道相關討論。焦點小組的討論揭示出，小組參與者堅定地認為中國經濟的蓬勃增長將保證未來國家提供更為豐厚的養老金的能力。除了少數例外，參與者對當前的養老金結構在財政上的可行性提起關注。
在北京和上海的調查中，每一組的受訪者都表達了對管理養老金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的高度信任。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受訪者對商業保險公司持一貫不信任的評價。只有24％的北京抽樣群體和14％的上海抽樣群體指出，商業保險公司是相對或者非常值得信賴的。唯一例外的是40歲以下的受訪者群體，其中46％的上海受訪者和35％的北京受訪者認為商業保險公司在處理養老保險方面是比較或非常值得信賴的。從中國養老金改革的角度看，受訪者對商業保險公司的信任度較低這一狀況是令人不安的。商業保險公司在中國政府采取的“三大支柱”式的養老金籌資模式中發揮潛在的重要作用。在這個模型中，養老金的來源混合了政府支出、養老金個人賬戶、個人與保險公司的保險合同以及其他的個人養老儲蓄。
四、焦點小組：不確定性、不滿和期望
焦點小組對定量調查的結果提供了更多的見識和可能的解釋，焦點小組的協調人擁有數份關于北京養老金的調查結果，并且被指派領導參與者對調查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盡管沒有按照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組織討論）。如上所述，2005年有關養老金的焦點小組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國有制造企業工人和私人制造企業工人在如何看待退休金及社會保障方面存在的差異。有三個議題在焦點小組的討論中是容易確定的，而且這些認知在國有部門的焦點小組和私營部門的焦點小組中都是共同具有的：失業和家庭開支增加帶來的威脅所導致的財務上的高度不安全性，對官員腐敗的強烈不滿，以及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將轉變成國家在提供福利方面所發揮的強大作用的假設。
尤其是焦點小組形成了一種明顯一致的表達不滿和焦慮的模式。這個不安的原因在于就業和收入方面巨大的不確定性。許多參與者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他們可能會隨時失去他們的工作，并且沒有什么機會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此外，參與者表達了對自己或家庭成員生病或遭受意外事故時如何支付醫院費用的憂慮。受訪者一致表示，他們為自己所居住的低質量的住房感到擔憂。當參與者被問及希望退休能帶來什么福利時，他們似乎列出了目前不曾擁有的所有東西：穩定的收入、更好的住房、使疾病能夠以合理的費用得到治療的保障措施、更多的閑暇時間、將來出國旅行的機會。
盡管有這種愿望，但各焦點小組參與者一致認為，他們的退休將導致生活水平的實質性下降。南京的國有企業工人組成的焦點小組中的一位參與者說：“一旦你退休，你的生活水平絕對下降。”其他人也認為，他們最多能領取到剛剛夠維持生活的養老金，而且他們對于退休后獲得一份能夠補充其收入的工作沒有什么期待。與中國的傳統觀念，即自己的孩子來贍養年老的父母這一觀點相反，沒有一個焦點小組的參與者宣稱他們期望依靠自己的孩子提供經濟支持。許多參與者（其中一些已退休）指出，他們不可能要求他們的孩子為他們提供資金，因為孩子們也在為自己年輕的家庭苦苦奮斗。
有關官員腐敗的話題會招致焦點小組參與者的快速關注和鄙視，這不需要焦點小組協調人的提示，此時，第二種非常生動的傾向就會出現在特定的焦點小組中。最常見的情形是，當討論他們目前的生活和有關退休的看法時，某個焦點小組的參與者會提出官員腐敗這一問題作為一種參考點（reference point ）。一些參與者迅速大聲發表意見，強烈反對官員工資高、花銷低（因為他們的食物和住房幾乎是免費的）以及豐厚的退休福利由國家預算提供這一事實。“他們有什么資格獲得這么多錢？”北京國有企業職工組成的焦點小組的一名參與者這樣質問。南京國有企業職工焦點小組的一名參與者指出：“那些官員能夠工作到80歲而不必考慮退休的事情，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的底層工人沒有任何安全感。”焦點小組的參與者還指出，退休干部的家庭成員也享受免費醫療和其他福利。南京私有企業的一位生產工人就改革如何對官員和工人產生影響進行了對比：
“如果我在一家政府機構，我肯定會說改革是好的。為什么？因為我有錢，對不對？但是作為工人，我沒有什么好處，也沒有賺錢的門路。我是一名工人，我們都是最苦、最累、最忙和最窮的第一線工人。”
對官場的強烈反對似乎與參與者對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在提供養老金方面的整體上的信任形成鮮明對比。但是這些差異并非完全不可調和。焦點小組的參與者也對在可預見的將來國家為養老金籌資的能力表示了高度的信任。這些參與者似乎要在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可為他們提供退休福利的“國家”與引起他們憤怒的存在腐敗行為的單個代理人之間作出區別。
焦點小組參與者達成共識的第三個重要領域是，政府應為農民和農民工提供養老金。焦點小組參與者普遍認為，如果養老金是建立在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基礎之上的，那么農民工和農民就應該得到與城鎮職工同等的待遇。人們普遍不滿的一點是，盡管農民工實際上是在建設城市的藍圖，但他們的老年沒有任何依靠，因此需要享受某種形式的政府養老金和醫療福利。焦點小組的發現與社會調查的結果是一致的，都反映了對全民性養老金制度的強烈支持。由于資金方面的制約，為本研究所組織的社會調查和焦點小組沒能將農民工包括進來。然而，城鎮居民普遍表示了對這些農民工的高度同情，感覺政府在退休方面欠農民工一些東西。如果中國政府真要滿足農民工的要求，那么，政府將會有更大的財政負擔。焦點小組參與者還指出，他們期待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結果會提高中國政府的能力，從而為他們提供目前所缺乏的福利，他們預期養老金能大約相當于當地平均工資的80％。
五、結論
本文初步介紹了公眾對養老金的態度，并且表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政府具有潛在的重要的政策意義。根據上海和北京的社會調查來做全國性的推論，當然有些草率。然而，即使其他城市的城鎮居民對養老金的態度與北京和上海發現的情況極少一致，中國政府轉變人們對退休的態度的策略似乎也遠遠低于預期效果，盡管經歷了15年多的改革。在未來的15至20年，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中國政府將要面對的是對養老金和養老金權利持強烈的中央集權論的老齡人群。雖然無法通過投票來解除在職人員的職務，但如果醫療和養老金費用無法得到解決，那么，老齡人口則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在東北的某些城市，已經能夠看到貧困老人在市區人行道和公共場所擺賣小飾物，甚至乞討。在一個城市，一群60至70歲的退休工人聚集在市政府前，并前往信訪辦反映情況，因為他們從企業破產中得到的遣散費已經花完了。人們強烈支持政府在提供養老金方面發揮作用，供養這樣的群體所帶來的費用將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預算資金帶來重大限制。
前文的數據清楚地顯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從如下假設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安慰，即假設只有國有企業的職工因為對養老金持有的傳統社會主義福利心理而受到傷害。北京和上海的調查在被設計時是帶著如下預期的，即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工人對退休金持有明顯不同的態度，這一差異是年齡以及收入的反映（因為更年輕、收入更高的職工更多是在私有部門工作的）。與此預測相悖，本文的調查結果表明，這兩個部門的工人的態度似乎更具有一致性。雖然需要進一步研究私有部門的城市工人的情況，但這一調查結果似乎表明，他們對養老金的意見與國有部門的工人沒有明顯的不同。
這一調查結果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將它放置在福利國家這一更廣闊的背景下，并考慮到少數關于對養老金的態度所做的公眾輿論研究。例如，正如約翰。格里森指出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地中海國家的社會保障結構并不成熟或并不完善，因此家庭在供養老人方面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在這些對社會保障投入很少（按照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來計算）的國家中，民意支持國家在提供養老金方面發揮強大作用。換句話說，格里森認為，不成熟的福利國家的公眾期望國家在更大程度上提供養老金，而成熟的福利國家的公眾（如法國、瑞典、德國）鑒于關注稅收和養老金的費用，往往傾向于減少國家對社會保障的干預。如果格里森在認真分析歐洲晴雨表數據的基礎上提出的觀點是有效的，那么，中國公眾似乎與其他新興的或不成熟的福利國家持有相同的態度。
就像北京和上海的統計調查結果和焦點小組的討論所顯示的，中國公民期望從他們的政府那里得到比現在更多的養老金、醫療和其他養老福利。雖然他們沒有充分了解養老金體制的具體情況，但中國公民認為獲得養老金是一項基本權利，應該被比現在覆蓋更多的中國工人享有。公眾不滿現行的退休金支付水平，再加上他們對政府不久后將更有能力迅速增加養老金的支付擁有很大的信心，這很可能給政府未來的財政資金帶來大量的壓力。減緩這種壓力的代價是否是要降低國防開支的增長速度，這一點無法預測，因為國際環境的外部因素將更加直接地影響國防開支。但是這一關于公眾對養老金態度的分析強烈地表明，中國的老齡化只會加速已經在中國的領導層中展開的關于“槍炮與黃油”的辯論。正如前面引用的蘭德公司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的養老金將產生重大的財政影響，限制了現有資金用于包括軍費開支在內的其他用途”。
當我們談及關于民用開支和軍用開支的爭論時，通常的背景是立法議會，其通過選舉產生的成員代表了不同選民的利益。但是，在中國，決策是由中國共產黨的精英來實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不斷增進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福祉的基礎上。除了少數值得注意的例外情況，該政權在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執政合法性”作為統治基礎能多長久不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略以生存為基礎，而這種生存依賴于能改善中國民眾生活的持續的經濟表現。如果養老金焦點小組參與者的回應可以被視為城市居民中存在的更廣泛的不安定的指標，那么“槍炮與黃油”的爭論所涉及的利益將是實質性的。
盡管這個爭論的解決方式是很難預測的，但不同的結果預示了中國未來不同的軌跡。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決心以犧牲社會開支為代價來增加國防開支（即槍炮壓倒黃油），那么城市老年人，特別是農村老年人的廣泛貧困化將是肯定的。對于大多數那些現在已經或將要退休的人——年齡大約處于45歲以及45歲往上的人群，日常的醫療已經超出了他們現有的收入和養老金的承受能力。如果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置之不理，那么中國將如一些人預測的，出現“拉美化”現象。另一方面，如果中國領導人選擇一種最低的但是廣泛普及的國民養老金制度和全民性的醫療覆蓋系統（即黃油壓倒槍炮），那么，這給雇主和縮短工作年齡的人群帶來的費用可能是相當大的，這些人的工資所得稅和工資扣除將被用來為國民養老金籌資。如果錯誤處理有漏洞的政策，那么，社會福利問題的解決可能會是以犧牲私有部門和國外投資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為代價。不管槍炮或者黃油誰最終取勝，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養老金帶來的費用問題迫在眉睫。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用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將與黨的合法性、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和北京的國際形象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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