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歐洲大學小兒科

    我就讀的中學，在西歷1949年以前，曾經是清華大學的預科，也就是說，我的中學母校，在民國時期，畢業生基本可以保送清華大學。到我讀中學的時候，早沒了這個待遇。學校老師說說這個歷史，我也只是聽聽，沒感覺與自己有多大關系。后來知道了清華大學的歷史，我覺得，一個靠庚子賠款建立的大學，更多體現的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勿忘國恥、奮發圖強才是正道。
    因此，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熱熱鬧鬧，對我來說沒有多大興趣。用孫中山的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論對中國還是對中國的教育，甚至具體到清華大學本身，未來都還有很長的路，還有很多重要的、急迫的事，現在遠沒到慶功的時候。當然，換一個角度看，借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展現一下國家對教育、知識、人才的重視，也未尚不可。但是，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轟轟烈烈，讓某些人更不爽。有些人直接批評，有些人則拐彎抹角地冷嘲熱諷。最典型的就是，搬出歐洲某著名大學，說歐洲大學歷史900年，培養了無數精英也沒有炫耀。很明顯，這是向清華校慶射去的冷槍。我不想去說這種言論的心態，只想對世界各國的大學歷史簡單說幾句。
    說起大學的歷史，現代公認的說法是，大學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歐洲一些著名的大學，歷史非常悠久，有的說是900年，有的甚至超過1000年。大學起源于歐洲的說法，印證了歐洲教育發達、歐洲以外其他地方教育落后、所以一切都落后的觀點。同時，因為大學起源于歐洲，更證明了歐洲文化、思想、學術的先進和領先，歐洲之外的國家，因為沒有歐洲那樣的大學，便只能跟在歐洲后面，向歐洲學習。因此，像清華大學這樣的高等教育機構，也立志要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這個立志追趕的“一流”標準，完全是西方的標準。
    從善解人意的角度，當歐洲人自豪地宣稱“大學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時，我愿意很仁慈對他們笑笑。因為，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拋開歐洲中心論，換一個角度看問題，作為中國人，我們完全有資格說，全世界最早的大學起源于中國。在與中國相同的歷史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大學”，與中國古代的大學相比，只是小兒科。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理解一個社會背景。歐洲長期都是等級社會，直到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才打破等級制度，漸漸變成平民社會。而中國早在戰國時代就完成了從等級制度向平民社會的轉變。孔子之所以偉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為全世界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這個教育主張是孔子之后中國二千多年平民社會始終貫徹執行的教育方針，也就是說，不分貴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人人都有通過教育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我們用最心平氣和的態度看待歐洲教育史，也會發現，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在歐洲出現、并且貫徹，其歷史最多只有200年。這樣一個平民社會教育理念，與大學的出現有什么關系？
    由于中國2000多年一直貫徹“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理念，因此，教育早就形成了普及化。在與歐洲中世紀同時期的宋朝，由于教育理念和紙張、印刷等技術條件，教育極為普及。平民教育普及的結果是，全國形成啟蒙教育、初級教育、高等教育的分級制度。如今的蘇州有一所中學，名叫“景范中學”，這個名稱來自于宋朝名臣范仲淹，因為范仲淹當時在蘇州開設了“府學”，成為“景范中學”的前身。范仲淹的確是宋朝普及教育的一個重要人物，在那個時候，宋朝形成了從私塾等蒙學，到縣學、府學中等教育，再到太學、國子監、民間書院這樣的階梯式教育體系。最為徹底的時候，宋徽宗曾經短暫地取消科舉，全部官員都由學校系統提供。宋徽宗的這個決定為何沒有執行下去，本文不多論述。在這里只想指出，宋朝已經形成了遍及全社會的蒙學系統，類似于今天的小學。在其之上是縣學、府學等初級、中等教育系統，它的生源來自于廣泛的蒙學基礎。而在此之上，則是現代人所說的大學，太學、國子監、民間書院，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國立大學或民辦大學。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普及化的初級、中等教育，大學這樣的高等教育也無從談起。
    最為關鍵的是，宋朝的各級學校，對全社會都是平等開放的，人們不分貴賤，誰都可以接受教育。范仲淹出身于一個低級小官員家庭，他2歲時，父親死了，母親改嫁，范仲淹因母親改嫁而改姓了“朱”，后來才改回原姓。范仲淹從小愛讀書，離開繼父家后，23歲時進入應天書院學習，經常喝粥，他說喝粥容易肚子飽。在應天書院學滿四年后，范仲淹考中進士。應天書院是當時四大書院之一，其實就是由政府鼓勵的民辦大學。范仲淹在這里通過刻苦讀書，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成為名垂青史的名臣，日后也為推動中國的普及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至今依然尚存的岳麓書院等古代教育機構，很多都創始于宋朝，那是世界范圍內真正的民辦大學，其歷史，比歐洲的所謂“大學”早得多，其大學的特征也純粹得多。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什么情況？當時歐洲屬于等級社會，教育是高等級子弟的權利，低等級的人，基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此，歐洲中世紀的“大學”與中國古代的“大學”的差別在于：歐洲當時根本沒有蒙學、初級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體系。由于貴族人少，有資格受教育的人也就很少，因此，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雖然被稱為大學的起源，其實就是將蒙學、初級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合并在一起。那時候，歐洲大學的入學是10歲左右的少年，在“大學”里連著學習將近20年，等于是小學、中學、大學連讀。強調一下，這是因為等級制度下只有貴族能享受教育，所以，“大學”沒有廣泛的生源，只能是貴族子弟從“小”到“大”的連讀。
    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除了承擔一部分小學、中學的職能外，的確也有大學的成分，但與同時期的中國相比，由于中國實行廣泛的平民教育，初級、中等教育已經同高等教育分離，真正的大學才得以出現。而歐洲是在沒有小學、中學的基礎上，將大、中、小學合在一起。歐洲真正將大、中、小學分開，是在啟蒙運動以后，平民社會開始出現，普及教育也開始出現以后的事情，大約到18世紀才形成系統，大學才與中小學分離開。歐洲完成這件事情比中國晚很多年。因此，歐洲中心論將他們小、中、大學混在一起的連讀稱為大學起源，那是他們的驕傲。按照中國古代小、中、大學分離的制度，那時候的歐洲大學，的確只是小兒科。
    歐洲中世紀等級制度下小、中、大學混合的“大學”，典型特征之一是，學生學習并不認真努力，因為貴族天生就是貴族，永遠是貴族，學不學都無所謂，學好學壞一個樣。只有幾種人可以借助教育改變自己。一類是立志做僧侶的人。由于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大都是教會辦的，因此，小、中、大學混合的“大學”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教會人才。如果說貴族等級是通過爵位和財產劃分，個人努力沒多大作用，那么，在走向教會權力高層的道路上，僧侶個人受教育的機會，的確可以改變某些原先社會地位不高的人的命運。另一類是低等級貴族和少數有錢的平民。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也有限度地開放，原因是教育經費問題。不管是教會辦學還是國王辦學，歐洲那時候很窮，拿不出多少錢辦學，因此，少數有錢的平民子弟入學，可以彌補一部分教育經費的缺口。這些有錢的平民，就是后來的資本家。因此，歐洲的大學，或者說整個教育，從源頭上說，就是為特權階級服務的，與中國廣泛的公立、民辦教育相比，在教育宗旨上完全不同。
    在歐洲中世紀大學里，有限度開放的結果是，除了低等級貴族外，還有一些有錢的平民可以接受教育。但是，他們即便受了教育，也難以擺脫等級制度的貴賤差別。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很多低等級貴族和有錢平民子弟在“大學”學習的，相當多的一部分，就是法律。這些人成為歐洲最早的律師，他們學習法律的目的就是為更高等級的貴族服務，以便用法律知識換得報酬。因此，歐洲的律師傳統，從中世紀開始，就是特權階層的附庸，根本談不上正義，只是為了維護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換得特權階層的賞賜。當今中國教育的問題是，我們拋棄了自己真正的普及教育傳統，以歐洲中心論為唯一正確的榜樣，盲目地向西方學習。結果，范仲淹那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平民教育精髓被丟棄，相反，歐洲為特權階層服務的貴族教育被視為先進。于是，少數人占有優質教育資源，有錢有勢的，就能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像EMBA這樣虛幻的高等教育，幾十萬的學費，其實學不到什么東西，只是為了建立一個特權人士的關系網。這種狀態恰恰是歐洲中世紀貴族教育的特征。這一特征在歐洲延續到今天，只是不那么明顯而已，實質上始終存在。而我們因為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把西方教育當成先進，無形中把他們的糟粕都學來了。
    有些中國人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很不情愿地面對中國的大學是比歐洲更純粹、更規范、更早的大學這一事實，但又無法抹殺中國古代的歷史，只好說什么：真正的大學，要看大學的理念、精神，不能只看形式。其實，在這個角度上，中國依然是領先世界的。前面說了，歐洲中世紀是等級制度，大學或者說所有的教育就是為特權階層服務的，根本談不上獨立、自由的精神。相反，在中國古代，大學的確是自由思想的園地，是自由學術的發源地，人們可以自由討論、研究任何事物。離開高等教育機構后，通過科舉成為國家管理者，也同樣是各種意見競相自由表達。說起宋朝，人們常常說“黨爭”極為嚴重。由于“黨爭”發生在中國，因此，在“丑陋的中國人”的“劣根性”描述下，就成為“窩里斗”。實際上，宋朝延續300年的激烈“黨爭”，就是知識分子自由表達觀點的體現。這種觀點、意見的自由表達和爭論，一直延伸到對皇帝的評價，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公開爭論。它恰恰是思想自由的體現，而絕不是什么“劣根性”。回到宋朝的大學那里，那時候就有太學生發動的學生運動，這些學生運動甚至可以影響朝廷對宰相等高官的任命。
    寫到這里，我有點不想寫了。因為，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像我這樣解讀歷史，在被西方洗腦的某些人看來，根本就是無知，就是違背常識。如果拋棄歐洲中心論，客觀地、實事求是地比較中國和歐洲的古代教育，那么，我們完全可以得出公正的結論說：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精神的確是在中國確立的。歐洲不過是在啟蒙運動之后，學了一點中國古代教育的的精華，沖淡了他們等級教育的色彩。在他們器物勝利的同時，把他們的觀念也當成絕對先進的東西傳播到世界。而我們如今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對于中國歷史來說，其實是一種倒退：把我們古代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精神拋棄了，接受了西方半吊子的大學理念，實際上把隱含著的西方貴族教育的傳統請了進來，致使我們今天的教育慘不忍睹。所以，世界大學史應由中國人重新改寫。
    順便再說幾句。當今大學流行答辯，為什么？因為歐洲中世紀沒有紙，書很少、很貴，沒有考試。成績如何，只能靠嘴說。在歐洲中世紀，答辯之日就是學生的節日。歐洲的大學由于是小中大學連讀，因此，師生關系其實就是師徒關系，幾乎沒有一個師傅會讓自己的徒弟不通過答辯。即便請幾位非師徒關系的其他老師來參加答辯也一樣。道理很簡單：如果你不讓我的徒弟過關，將來你的徒弟也別想在我手下通過。再說，等級制度下，受教育的是少數特權階層，教育就是為他們服務的，不讓他們通過答辯，這個教育怎么可能辦得下去？因此，由于沒有紙張而采取的答辯，等于是學生滿師的節日。歐洲直到很晚以后，才發現中國還有考試這種東西，他們引進了中國的考試，依然保留了答辯。就我來說，我參加過的所有答辯，都是走過場，純粹是形式主義。不說了，本人即將出版的新書《超越利益集團》，有專門的章節講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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