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工農群眾中去——大中學教育與干部教育如何補上這一課
讀報有感之二
十一月十一日《新民晚報》轉載了《京華時報》關于重慶讓在校的大學生去鄉下參加社會實踐的報導。該報導稱十一月九日重慶市委、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稱：“重慶市將在全市大學生中重點開展帶薪實習、種樹、學農、學工、學軍和社會調研活動，確保七十多萬大學生在校期間參加不少于四個月的社會實踐。”我覺得這是教育改革的一件大好事：讓學生到工廠農村中去參加一定的社會實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做一些調查研究，切身體驗一下社情民意，為將來踏上社會，打下基礎。
同一天的《南方周末》刊登了《留在北京的延安記憶》，介紹了68年12月北京知識青年去延安下鄉生活的報導，自有傷痕文學問世以來，有關上山下鄉的報導都是負面的，哭哭啼啼的訴苦作品，過去講知青工作時，認為這件事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會不滿意，國家不滿意，那么這個不滿意，究竟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好，還是讓青年到工廠、農村去經受鍛煉的大方向不對呢？其實讓青年到艱苦的環境去經受磨練，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的老傳統。毛澤東是帶頭讓自己兒子到艱苦的地方去磨練的。那時便讓毛岸英到農村去參加勞動。建國以后，毛岸英大學畢業以后，毛澤東想過要讓毛岸英到新疆去。抗美援朝開始時，毛澤東同志讓毛岸英上了前線，最后犧牲在朝鮮前線。正是由于毛澤東同志那樣嚴格要求自己的孩子，所以那時的國家領導干部都把自己的親屬送下鄉去，六八年十二月從北京去延安的知識青年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羅瑞卿的女兒羅朵朵、羅點點，有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有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王岐山。當他們踏上延安這塊土地時，就抹去了所有與生俱來的身份、地位、等級，農村的艱苦磨練對這批青少年的成長，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害呢？我想對他們后來的成長也是有益的，知識青年下鄉，把當時農村的實際狀況反映出來了。黨中央離開延安十多年了，延安還是貧窮，引起黨中央的關注，從此開始考慮如何改變西北貧窮的狀況，就以這批去延安的北京知青，如今有不少人擔當著國家的重任，成為國家的棟梁。為了紀念北京知青在延安的生活，他們在那里營造了“延安風華北京知青林”，這表示他們懷念這一段在延安農村艱苦磨練的生活。這一切還是應該肯定的吧。這一段經歷我們可不能妄自菲薄，這是一段極其光輝的歷史，所以不能把上山下鄉抹成一片黑。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有切身體會。我有孩子在農村長期插隊。我媳婦在崇明前哨農場蹲過相當長的時期。艱苦生活的磨練，對他們后來的成長是有益的。當然那么多青年在上山下鄉過程中是付出了許多代價。老三屆二萬七千余北京知青去延安，十年期間在延安地區死亡的知青有七十多人。其中勞動中犧牲的便有三十二人。為有犧牲多壯志。不管怎么說，這一段經歷，對多數人的成長是有益的，中國有一句老話，吃了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個人上人，應是指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人，是有奉獻精神的人。我們吃苦是為了磨練自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磨練其筋骨。所以還是應從積極方面來看待上山下鄉這件事。他們作出了犧牲，為國家分擔了困難，也磨練自己成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畢竟是促使自己成才的一條康莊大道，這可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
回頭來看一下，現在報刊上，連篇累牘的介紹出國留學的廣告，那么多官家富家.把自己的子弟送往國外去留學讀高中，國外卻把這作為教育出口的生財有道的一項產業。那樣希望自己子女能泡在糖水中長大，恐怕不見得有效，結果往往是既破了財，又慣壞了孩子。我看到不少人的孩子在海外混了幾年一事無成，最終還是回國來啃老子，這又何必呢？我不是反對讓青年去外國留學，我也有一個孩子在國外，在澳洲已有二十多年。他告訴我，那是洋插隊，什么活都得干。我也有一個孫女是小學四年級隨其母去澳洲的，在那里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在堪培拉念大學，是雙學位。因為在那里，整個家庭是靠打工維持過來的，是艱苦奮斗過來的，所以孩子有志向。她對母親講，將來房子的按揭她一起來還。她的學費，生活費都靠打工而自理了，還接濟了一個非洲人的家庭。由于在讀大學期間，通過打工接觸社會，對自己的成長大有好處。所以去外國留學，還有一個志向問題，糖水浸泡的孩子，長不大，長不好。因此，我們怎能忘本丟棄過去艱苦奮斗的好傳統呢？故而我要為重慶讓大學生學工、學農參加社會實踐這條消息擊鼓而呼！當然，這件事不是發一個號令，給一些錢就能解決的，做好這件事，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組織工作，黨的各層領導，學校的教師，工廠與農村的基層領導都要把這件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做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使這件好事收到實效，讓大學生，國家未來的棟梁，真正受到鍛煉。
然而，在這里有一條界線要劃清，決不能像今年九月六日河南教育廳辦公室向全省發緊急通知組織全省中職學生去富士康那樣的公司頂崗實習，這一次全省派了二萬五千多名學生去深圳的富士康實習，那怎么是組織學生去參加社會實踐，那可是為了填補那里勞動力缺額的事，那里可是一個血汗工廠，到今年五月二十六日，那里發生了十三起員工被迫跳樓事件，那里可是一個吃人的火坑啊！河南省教育廳怎么能這樣把我們那么多學生往火坑里送呢？天良何在啊！據十月十一日《中國青年報》的報導，河南電視廣播大學新聞班的學生也被要求去富士康實習，學生反映我們專業與富士康業務不搭界，而且已經完成實習計劃了，但也要去，我想如果去的話，倒不完全去頂崗位勞動，而是去調查現代企業那種非人性化的管理制度，那種血腥的剝削，將它們公之于眾更好嘛？這倒是新聞專業該修的課程內容，為了吸引外資，難道什么都能出賣嗎？我看不慣一些干部那么在外國資本面前卑躬屈膝的丑相，而又是那么傲慢地對待自己的工人農民同胞，不知道他們的靈魂安居在那里？學生去工廠勞動企業應遵守勞動法，同工同酬、以及各種傷殘病意外的保險，給學生進行社會調查的自由，是為了培養未來的社會棟梁，或許他們還能為企業在技術和管理上提出一些合理化和創新的建議，對善意的報答是雙向的，不是單方面的支出。所以，決不能把讓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目的搞反了，這可不是給富士康送奴隸勞動去的，我不知道河南省的領導怎么處理教育廳這樣混賬的事，不要認為富士康是外資企業，就可以在中國大陸無法無天了啊！
記得上海提出讓學生去學工學農，那是六七年秋季的事，那時學校要復課鬧革命了，中學還是亂哄哄的，在文化廣場開大會時，我坐在主席臺上，那時我還在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作，與張春橋、姚文元坐得相近，在會上張問我復課鬧革命怎么辦啊？我說是否還是讓學生到工廠、農村去幾個月，搞一點學工、學農，整頓一下組織紀律，然后再想法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當時在我心目中，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并沒有往深處想，所以便大呼隆地一下子都下去了。當然效果有限，如果精心化力氣去組織和總結，效果會不一樣。更重要的不是如何組織學生被動地去參加社會實踐，而是如何培養學生能主動地、有目的地去參與社會活動，現在叫作志愿者活動，不管什么形式，讓學生參加各種實踐，主動地去調查研究、思考問題，從而提高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獨立謀生、應對各種困難、及對各種社會問題作出自己判斷和應對的能力，這才是最根本的。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他們通過中國網和新浪新聞中心對二萬六千余人進行的社會調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贊成全國推廣重慶的做法，所以在教育改革的綱要上應該寫上這方面的要求，在中學和大學的教學計劃上應該有這個方面的安排。因為這是我們教育事業的根本目的之一，學校教育不僅僅是知識文化的傳授，而是教育青年如何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做一個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文化知識教育是為今后學生踏上社會如何做人服務的，故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獲得的許多知識，還要知道如何應用呢？學用結合的點，就是想方設法為學生提供社會實踐的機會。
也是在這一天的《中國青年報》上，有一篇關于山西平順縣要求干部每月在農村住宿不得少于三天的報導。平順是山西一個非常貧困的縣。縣委書記陳鵬正帶頭率領干部去農村，住農民家。現在農村的基層干部，無論村、鎮這一級的都往縣里鎮上住了，干部與農民的關系脫節了。他們怎么體驗到農民生活生產上的疾苦呢？難怪農民懷念五、六十年代，干部與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能與農民心連心地帶領大家一起生產勞動。現在干部們都先富起來了，農民的直覺是干部離大伙兒越來越遠。鄉鎮的基層干部也如上級領導一樣打電話，看材料，聽匯報，來指揮村里的工作，那樣怎么可能與農民有親切感呢？農民反映，村里那家房子蓋得最好，準是村干部的房子，而且干部們還感到住在村里不安全，變著法子往城里搬。其實村的干部應生活在村里，鎮里的干部也應大部分時間往村里跑，縣里的干部也應該每個月不只是三天，應該有一段時間住在村里。那樣才能對農村的矛盾和問題親見、親聞、親身感受，鄉村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才能有深透的了解。大學生做村官也應扎根在農村。李源潮在中央黨校對中青年干部學院班的座談會上的即席講話中講到，“一個社會是由不同利益群體構成的，如果按照利益群體來劃分，共產黨的干部應該分布在最廣大的群眾之中。這才能體現黨來自人民群眾之中，這才能體現黨來自人民，代表人民，如果黨的干部全分布在利益群體高端，廣大群眾在另一端，大家想一想，群眾會怎么看？是把你當作自己的代表，中間的一份子，還是把你當做另外一個群體或者特殊階層？黨的干部要追求公利，約束私利，這不僅是個理念問題，更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選擇。”我完全贊同李源潮同志的這番講話。從平順縣委書記陳鵬正要求縣里縣、鎮、村的干部每月到農村住宿不能少于三天這件事的背后，它反映了我們縣、鎮、村的干部脫離農村的基本群眾有多遠了。也許更多的人忙著借招商引資而傍大款。忙著在酒席上與有錢的大款和資本家交朋友呢？我不反對交幾個富朋友，但不能因此而嫌棄生活在農村的窮朋友啊！要懂得在百姓心目中，對干部在酒席上醉死，與為百姓在鄉村苦死累死的干部的評價是完全相反的。從山西平順縣的這條消息，也反襯了重慶讓大學生有四個月時間分幾次到農村去學工、學農、種樹、參加一些社會實踐和生產勞動的可貴。如何與工農群眾在生產實踐過程中打成一片，或許將來他們那一代真能改變一下當前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他們或許能從基層提出一些非常尖銳又非常急迫的問題。也許在大學生中會如當年北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那樣磨練出國家未來的棟梁。在干部的教育上，如重慶那樣提倡的黨員機關干部進村、進戶、進田間，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困難，讓干部下鄉、下基層大走訪，變上訪為下訪，讓機關干部下基層，下農村去結窮親，這才是真正改變干部作風的好辦法，只有干部革命化了，才能改善民風，也唯有如此才能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這是我對同一天三張報紙，同一問題讀后所得的感想。讀報仍是我每天從實際生活吸取養料的來源。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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