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日新：“新的三座大山”的由來

“新的三座大山”的由來

劉日新　　原載：主人公論壇

現(xiàn)在人們常說，看病難、（孩子）上學難，住房難、這是“新的三座大山”，生活被它們壓得喘不過氣來。這里所以說“新的三座大山”，是有別于“舊的三座大山”。年紀稍大一點的人和學過一點革命史的年輕人都知道，“舊的三座大山”，那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一百多年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tǒng)治中國，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全國人民所受的剝削壓迫有如三座大山壓在身上，沒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一代代革命家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后繼，英勇奮斗，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工農勞苦大眾和廣大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二十多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獲得了解放。新社會人民當家作主，發(fā)揮沖天的干勁，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后的前三十年，我國的國民經濟蓬勃發(fā)展，物價穩(wěn)定，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p>

改革開放以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改派倒行逆施，背棄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工農勞動者重新淪為弱勢群體，受著“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剝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資，“最低工資”的界限包括工人“維持生存和延續(xù)后代的費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1頁）而我們國家，工人卻發(fā)生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實際上，這暴露出工人的工資不足以“維持生存”，即實現(xiàn)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也不夠，而“延續(xù)后代”，即實現(xiàn)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更是困難?；叵肷蟼€世紀六七十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工資雖然低一些，但物價平穩(wěn)，一個月70元工資的職工，加上各種補貼，可以養(yǎng)活一家。現(xiàn)在究竟是怎么走到這步田地的？廣大職工群眾為什么受著“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剝削，生活艱難？　　

我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改革開放以來先后改名為國家發(fā)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工作幾十年，工作崗位曾處在改革第一線，親歷了由計劃經濟轉變?yōu)槭袌鼋洕?，實際上是由一種社會制度變更為另一種社會制度?，F(xiàn)在我要根據(jù)當年的所見所聞和掌握的資料，把“新的三座大山”的由來寫出來，讓廣大群眾知曉事實的真相，供有關學者和史學工作者研究這個問題的本質。如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歡迎過來人和知情者加以補充糾正。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體是“六五”“七五”計劃時期，當時西方經濟學猛批我國原來的經濟計劃體制是高度集中的體制。要大力改革財政體制，放權讓利，搞活企業(yè)。實際上，我國原有的財政體制集中的程度并不高。1978年洋躍進，大搞基本建設，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只有31.1%，大體相當美國、日本的水平。而以前正常年分，財政比重一般為27-28%，低于西歐發(fā)達國家一般在40%以上的水平。由于盲目的錯誤的持續(xù)的批判，我國財政收入所占比重不斷降低，由“六五”時期的22%多一點，下降至“七五”時期的15%多一點，到“八五”時期的1995年只占10.3%。連世界銀行也驚嘆：“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財政像中國這樣分散的了！”　　

“六五”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平均實際工資的增長率基本上等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消費基金的增長快于國民收入的增長，實際上這是吃老本。與此同時，經濟過熱，投資也膨脹。作為總理的趙ziyang，先是同意、后又否定“七五”計劃關于前兩年、后三年兩個階段的安排，這實際上是否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意思；以后，又否定國家計委根據(jù)姚依林副總理提出的“壓縮過熱空氣”，實現(xiàn)“軟著陸”的計劃。這樣，在經濟高速度發(fā)展的同時，財政狀況卻日趨嚴峻，赤字不斷增加。　　

大體在這種背景下，有關行業(yè)職工的工資都漲過了，唯獨“公、教、衛(wèi)”三個部門的工資沒有同時上漲。機關干部的工資不漲不行，否則公家怎么叫他們干活？教育、衛(wèi)生部門請總理批準提工資，趙ziyang知道財政困難，沒錢給他們漲工資，就對這兩個部門的負責人說，你們不會“創(chuàng)收”嗎？于是教職工和醫(yī)務人員的工資實行市場化改革。這樣，教育系統(tǒng)從幼兒院到中小學乃至大學，都要“創(chuàng)收”，實際上是把公益事業(yè)機構變成了賺錢的機器。這就是上學難的根源。醫(yī)院為了保證醫(yī)護人員工資水平的提高，就以藥養(yǎng)醫(yī)來增加收入，這是廣大群眾看病難的根源。這樣，城鎮(zhèn)職工患一個感冒的小病，要花上半個月的工資，只好小病拖著，大病等死。農村隨著人民公社被解散，赤腳醫(yī)生制度也隨之消亡。幾億農民有病沒處看，相當多的農民處于貧病交加的困境。到城鎮(zhèn)醫(yī)院看一次稍大一點的病，就得傾家蕩產。過去世界衛(wèi)生組織夸獎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中國，人民有良好的醫(yī)療衛(wèi)生保障體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p>

關于住房難的問題，據(jù)我所知，情況是這樣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國家計委綜合局建立了一個預測2000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總課題，我還具體承擔了其中2000年人民生活預測的子課題。我們國家計委研究課題的特點，不但要有定性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實際上帶有長遠規(guī)劃的性質。課題搞好了，將來可供正式編制長遠規(guī)劃參考。如對2000年全國人民的生活的預測，在定性上，設想屆時在總體上要達到國際上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水平；在定量上，設想出包括吃、穿、住、用、行各種消費品，要達到的具體實物消費水平。為此要作大量的調查研究，了解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人民生活過去和現(xiàn)在的狀況。例如，城鎮(zhèn)居民居住面積，設想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由1979年的人均　3.7平方米　，到2000年達到　8平方米　。這是一個不高的居住水平。就需要來說，當然居住面積大一些，住得寬敞一些好。如當時我們知道美國一個小孩，也要單獨住一間　20平方米　的房子。但他們是發(fā)達國家，我們是人口眾多的發(fā)展中國家，不能同他們攀比。就可能來說，我們國家不富，老百姓也窮，住房問題不能實行商品化，沒條件讓廣大群眾買房住。外國工人的工資比我國高許多，一般也要積攢二三十年，才能買得起房。我國工人的工資水平低，根本買不起房，解決居民的居住問題，只能靠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建房，出租給居民，逐步地加以解決。當時我們知道，世界上無論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國家蓋房，出租給居民的情況。我們作為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更加只能走這條道路。　　

由于我們這個課題的成果將來可供編制長遠規(guī)劃參考，所以國家計委領導非常重視，每月都要課題組將研究的進展情況向黨組匯報一次，并且打印成材料。聽匯報的主要是計委的黨組成員，但有一位不速之客，即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他從不發(fā)言，但每次都把我們課題組打印的匯報材料帶回去?！　?/p>

后來發(fā)現(xiàn)我們課題組預測2000年全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住房面積　8平方米　，同他們的著作--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國》總報告、分報告和數(shù)據(jù)匯總表關于人均住房面積的數(shù)目字完全相同。他們這個大課題組的頂頭上司是趙ziyang總理。鄧小平給趙ziyang定性是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實際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他親自領導的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大課題，實際上是要貫徹他的資本主義改革的意圖。例如，在《2000年的中國研究總報告》中，國務院研究中心秉承趙ziyang的旨意，公開提出：“實施住宅商品化，是把房屋賣給消費者。”“住宅商品化勢在必行。實行住宅商品化，可以在社會財富不變的情況下，吸收余裕的個人購買力，穩(wěn)定市場，改善國家財政狀況，振興房地產業(yè)和建筑業(yè)，促進建材業(yè)的發(fā)展。商品住宅有可能成為消費能力的‘蓄水池’，國民經濟的‘穩(wěn)定器’，可以為住宅建設開辟新財源。”但不知為什么這個實行住宅商品化，開辟了新財源，資金比較富裕的改革方案，到2000年人均居住面積，卻同我們課題組的靠國家基建投資修建住宅，出租給居民的設想完全一樣，都是　8平方米?。績蓚€方案設想的資金來源和多寡不同，但居住面積竟如此一致，真是咄咄怪事？　　

這里還要講一件與此有關的事。大體在這個時候，我們國家計委課題組的報告在報紙上公開發(fā)表了，引起聯(lián)合國的注意，派來一位部長級官員來考察中國打算怎么解決居民的住房問題。國務院要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接待。按外事工作對等接待的規(guī)則，本應由國家計委副主任兼綜合局長、同時也是國務院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國》研究領導小組的首要成員，由他帶頭，國家計委、建設部、國家統(tǒng)計局等有關部門的同志參加，一起出面接待。但到時候這位領導卻不愿出面了，把權力下放給我，由我會同有關部門的同志接待。有關部門的同志給聯(lián)合國的部長介紹了各自的看法，他總是不滿意。最后，我直截了當?shù)闹v了，國家計委現(xiàn)到在還沒有一個解決居民居住問題的總體規(guī)劃。報紙上公布的2000年設想城鎮(zhèn)居民人均　8平方米　住房，那是我們計委一個課題組的研究設想，不是國家計委規(guī)定的計劃指標。由于我們是發(fā)展中國家，國家財力有限，基本建設投資只能拿出適當?shù)牟糠稚w房子，再出租給老百姓住。他了解這個真相以后，不再提問了，總算結束了這場接待。　　

我至今也不明白，接待聯(lián)合國的部長級官員，為什么國務院研究中心的官員或他們研究領導小組的首要成員不出面？在那段時間，要搞市場化改革，是公開的秘密，他們同西化“精英”學者一再在方方面面宣揚他們的觀點。為什么不在住宅商品化問題上，也趁機對外宣傳一番呢？　　

到目前為止，中國由于實行住宅商品化，把老百姓的余錢剩米都收走了，致使中國的住宅私有化率高達90%以上，處于世界最高水平，高于發(fā)達國家美國的60%、法國的40%；而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000美元，他們則高達30000多美元。這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一大特色，但老百姓卻為此吃了大苦頭。　　

現(xiàn)在中國的經濟，由于多年種種矛盾的積累，已經病入膏肓，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成為世界之最。美國的大報《紐約時報》評論說：“中國雖然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需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nbsp;     　　

當前在這場世界經濟危機面前，政府在拚命增加投資，以挽救危機。向流通領域注入大量貨幣后，一場空前的通貨膨脹的災難不可避免的將要來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化，群體事件層出不窮，有的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鋌而走險，用刀子殺人。這是不是預示著可能會爆發(fā)一場社會大風暴？因此，在現(xiàn)行社會的政治經濟條件下，想要解決“新的三座大山”的問題，有可能嗎？　　

（2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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