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餐桌--我國成首個批準主糧轉基因種植國家

我國成首個批準主糧轉基因種植國家

2010年01月16日  中國經營報

　　王佳

　　1月11日，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第10次頒獎。不包括2004年的空缺，2000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首次頒發以來，10年內共產生16位最高獎獲得者。這其中，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小麥遠緣雜交奠基人李振聲、著名植物學家吳征鎰與三農“沾親”，三人分別在2000年、2006年和2007年獲獎。

　　但相比于8億農民、多年中央1號文件涉農惠農的“茲事體大”，這個比例顯然不高。

　　更讓人不安的是，在批準了轉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種植后，2009年11月27日，農業部批準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這也讓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批準主糧可進行轉基因種植的國家。

　　我們的擔憂主要有二。首先，轉基因產品只有10余年的歷史，是否會導致食用人群的不適或突發事件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其次，在獲得批準的3種轉基因主糧產品中，中國很可能并不擁有獨立的知識產權。

　　君不見，大豆作為國內最早全線開放的農產品，整個大豆市場和大豆產業已被外資所掌握的轉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國糧商已控制全國66%的大型油脂企業，控制產能達85%；2008年中國大豆總需求約4800萬噸，進口超過了3700萬噸，77%需依賴進口。

　　對此，農業部僅簡單回復經過了“多年安全評價”，但其未明顯公示即批準的操作方式，很難不讓人滿腹疑問。

　　一線調查FIELD SURVEY

　　轉基因水稻“安全”獲批的“不安”懸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墻”。

　　“墻”的這邊是公眾的餐桌安全和國內水稻種業的控制權，“墻”的那邊是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獲批后跨國糧食巨頭們對中國市場覬覦連連。

　　方立峰是綠色和平組織(下稱“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作為一家NGO(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發起全球的環保行動。諸如保衛南極洲、拯救鯨魚等保護自然、維持原生態生物多樣性的大規模“綠色和平運動”，寫滿了這個組織近40年的“光輝歷程”。

　　為了保持獨立性，綠色和平并不接受以國家或機構為單位的捐款或幫助；而對會員們強調“行動”和“到現場”的該組織，對轉基因更是憂心忡忡：“假如我們現在不立刻行動、制止基因改造，數年之后，我們的大部分食物都將會是經過基因改造的‘科學怪物’。”

　　而自從2009年11月27日發現農業部批準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審批部門能給公眾一個說法：“這份清單早就發布了，之前并沒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證書有效期與其他品種不一樣，這很奇怪。”

　　《清單》不“清”

　　《中國經營報》記者研究發現，《清單》確實存在問題，而且至少有兩處疑問。

　　很自然地，盡管方立峰立即行動起來，寫博客、通知媒體、聯系詢問《清單》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為止，他還沒“討”到來自管理部門的任何說法。

　　方立峰所說的《清單》，全稱為《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下稱《清單》)。按照登載該《清單》的“中國生物安全網”信息顯示，《清單》發布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名為“生產應用安全證書2009B.pdf”的文件中，共有基因抗蟲雜交棉、H9亞型禽流感病毒等43項事關轉基因重組的安全證書，審批編號則由農基安證字(2009)第032號一直到074號。而遭到方立峰質疑的“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排列于《清單》末尾的072號到074號。

　　來自“中國生物安全網”的官方信息顯示，該網由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主辦、農業部科技發展中心承辦。網站“審批信息”欄目中，2007年3月《農業部批準在各省(市、區)生產應用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清單》是最早發布的內容；最近一篇即為《清單》，發布時間為2009年10月22日。

　　“早在2009年10月22日該網站就發布了《清單》。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開，我卻發現這份清單后面多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獲批安全證書’。”方立峰表示。

　　但由于方立峰本人并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單》，因此，關于“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是否為2009年10月22日后添加的，目前舉證不易。

　　不過，《中國經營報》記者仔細研究發現，《清單》確實存在問題，而且至少有兩處疑問。

　　疑問之一是《清單》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時間。按照網站登記，《清單》既然公布于2009年10月22日，則“生產應用安全證書2009B.pdf”文件的生成時間必定不晚于該日期。但事實是，該文件“屬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為2009年11月27日16時23分，修改于2009年11月27日16時24分。

　　疑問之二則來自于《清單》所附項目的“審批編號”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項目，往往審批時間更早，“審批編號”較小。但《清單》前40項、審批編號由農基安證字(2009)第032號到071號的安全證書，“有效期”均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后三項農基安證字(2009)第072號到074號，“有效期”卻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難產”五年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 清晰地記得2004年業界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已信心滿滿。

　　根據《清單》的審批編號、有效期及網站公布《清單》的時間，按常理推算，農基安證字(2009)第031號到074號的具體獲批時間應該均不晚于2009年9月19日。當然，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知道“中國生物安全網”為何一個多月之后才公布該份《清單》，更不清楚何以公布之后還要修改。

　　在方立峰看來，“后添加”的這三張安全證書特別敏感，而且5年多前就差點獲批。

　　“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國家頒發一張出生證。”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 清晰地記得2004年業界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已信心滿滿，“當時已有三家公司具備了轉基因水稻的上市資格。”

　　但由于媒體曝光、各界對轉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質疑不斷，彼時到現在，有關部門對轉基因水稻安全的審批，一直較為謹慎。

　　作為轉基因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轉基因水稻的支持者們認為，生物技術是中國提高大米產量的絕對需要。由于現有的雜交技術等已經無法繼續大幅度提高農作物產量。通過“轉基因水稻”另辟蹊徑，才能很好應對我國增長的人口及其口糧所需。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甚至也于2005年6月領銜成立了雜交水稻基因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據袁隆平介紹，水稻的畝產量提升還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從理論上講，太陽灑到地球上的能量，5%能夠轉化為有機物。按照長沙市的氣象記錄，據5%的轉化估算，長沙市水稻的畝產量理論上可以達到早稻2000公斤、晚稻2300公斤、中稻3000公斤。

　　“但是實際的研發中，由于自然環境的限制，特別是溫度等因素影響，如果按常規方法，要實現大面積畝產900公斤目標已不太可能。”袁隆平坦言，“我們的‘常規武器’全身解數已經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級雜交稻的研發必須依靠轉基因手段。”

　　此外，如同其他抗草、抗蟲等轉基因農作物一樣，轉基因水稻也能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就曾測算：“如果中國所有的稻農都種植轉基因水稻，每年甚至可以節約40億美元的農藥和勞動力成本。當然，轉基因稻種的售價肯定要高于一般稻種。”

　　但來自反對者的聲音則主要質疑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夠得到保障：轉基因食品才10多年歷史，10年無害能否說明讓人吃50年、100年也無害？某種程度上，作為民眾的主糧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國如果種植了存有未明風險的轉基因水稻，就等于拿中國國民的生命做賭注。

　　對此，袁隆平也承認，對于轉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顧慮，主要是有些轉基因作物特別是抗蟲的轉基因品種，含有一種物質叫做BT毒蛋白。由于蟲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長期攝入該物質對人是否有害很難說。

　　但無論如何，即便轉基因安全問題成了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一個難題，我國在過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轉基因研發資金均集中在了轉基因水稻的開發上。僅2004年一年，國家就花費了5億元用于開發轉基因水稻。

　　排除“異見”？

　　“反對生物技術的，他們會阻擋。”薛說。

　　面對各界的諸多疑問，農業部的回復卻非常簡短：證書發放是“經過嚴格的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請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等5個階段的多年安全評價，依據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下稱‘轉委會’)評價結果。”做出的決定。

　　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彭于發是“轉委會”委員，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從1997年農業部依法對轉基因生物進行安全管理以來，根據安全性評價和批準的階段不同，有的是審批書，有的是審批文件。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審批書和審批文件從1997年到現在一直都不公開對外發布。

　　“從1997年到現在，都是直接發文給相應的申報者和申報方，沒有說對社會公開。”彭于發介紹稱，審批流程是由申報人提出來進行申請，經過“轉委會”進行科學評價，農業部最后行政上進行批文、發文。

　　如彭于發所言，從1997年到現在，安全證書的認定確實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審批慣例，不僅轉基因抗蟲水稻如此，包括抗蟲棉的中間試驗、小規模轉基因抗蟲棉中間試驗的審批，確實從未對外公開。

　　由此看來，“轉委會”的組成無疑極其重要。

　　據公開資料，“轉委會”根據2004年《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第九條規定設立，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它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專家組成，每屆任期三年。

　　黃大 在2009年末剛剛被通知成為第三屆“轉委會”成員。經黃證實，第三屆成員在2009年末剛剛組建完畢，但《中國經營報》記者并未能查翻閱到具體名單。黃大 稱，第三屆“轉委會”“人數大約為50到60人”。而據了解，第一、二屆“轉委會”成員分別為58人、73人。選擇方法為部門推薦、農業部負責把關并最終決定。

　　對于這個關系到每個人飲食安全的委員會，外界當然始終有來自各方的聲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對外界來說，“轉委會”成員名單一直是以個體頭銜形式出現，但官方從未給出過完整名單。而作為第一屆、第三屆委員的黃大 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員構成。

　　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才宏偉也向記者表達了他的疑問：“只在學校網站上看到祝賀中國農業大學5名老師成為‘轉委會’成員，但具體是誰卻沒說。”

　　據黃大 介紹，每屆“轉委會”成員構成都會依據當下情況進行調整。比如第三屆成員隨著外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更加關注，因此衛生部推薦的成員格外多，占到近20人。這些委員，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屆成員中有一個研究食物過敏的專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達元對于“轉委會”能否公正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代表各方聲音始終抱有懷疑的態度。

　　薛是環境保護部生物多樣性研究首席專家，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從他了解到的前兩屆“轉委會”成員名單來看，成員大部分是轉基因的研究專家。“第一屆58人組成的負責發放轉基因安全證書的‘轉委會’成員中，三分之二是轉基因科學家，而且評委里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請自己的轉基因專利及申請通過者，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員非常少，只有幾個人。”

　　而環境與食品安全方面的專家能否參與“轉委會”討論一直是外界關注焦點。薛達元是業內反對轉基因水稻大面積種植的專家代表，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環境部曾推薦自己成為“轉委會”成員，但農業部與環境部意見并不一致，農業部一直沒有接受薛成為“轉委會”成員。

　　“反對生物技術的，他們會阻擋。”薛說。

　　記者試圖聯系來自中國農業大學等的“轉委會”成員，但均被拒絕。一位中國農業大學人士告訴記者：“轉基因問題，農業部不讓說，一概不接受報道，保密。”

　　薛達元稱，據他跟身邊人士交流，很多生物專家認為一些會議、決策過程都應該是保密的，一旦公開會引起恐慌和來自國際組織的輿論壓力。5年前媒體曝光后帶來的轉基因安全討論壓力和2005年湖北轉基因大米流入市場所造成的恐慌，都使這些信息變得更加隱秘。

　　但薛達元始終呼吁“決策過程不是少數人決定的”。

　　“中國有100多個轉基因專家，如果發出的都是一個聲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總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

200億元財政攪動轉基因水稻商業“神經”

2010年01月16日  中國經營報

背景BACKGROUND

一切似乎都如春雨潤物細無聲，但逐利的資本永遠嗅覺靈敏。

相關種子、玉米公司早就熱潮涌動。2009年11月27日之前的11月23日，中國第三大種子生產商——奧瑞金公司的納斯達克股價漲了一倍。而有“轉基因水稻第一股”美譽的豐樂種業[16.88 -0.88%]（000713.SZ）2009年12月2日強勢封住漲停，短短一周豐樂種業漲幅高達23%。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五年前率先發出信號的同樣是股市。

2004年12月2日，豐樂種業漲停。媒體順藤摸瓜，發現農業部一天前剛剛結束了一場專家論證會，這引發了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第一次大規模爭議。

考慮到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批準轉基因作物作為主糧的國家，所以奧瑞金們的興奮可以理解。

200億元的研發“飯碗”

據悉，此次農業部所批復的兩種轉基因水稻，均為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及其團隊成員共同研發。華中農業大學宣傳部副部長于女士告訴記者，此次華中農業大學所獲得的兩項證書，分別是“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轉基因抗蟲水稻汕優63”在湖北省生產應用的安全證書，有效期五年。而早在2005年，張啟發團隊即向農業部提交過BT(蘇云金芽孢桿菌，一種土壤細菌)毒蛋白基因的抗水稻螟蟲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申請。

黃大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自2004年起，中國就有三種轉基因水稻一直在等待批準上市。

如黃大所言，這幾年轉基因水稻早已是主流生物科學家重點研究的對象，而推動其發展的關鍵事件有兩個。一是2005年由16位院士和其他專家起草的《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轉交到國務院領導手中。該報告認為轉基因水稻已經完成商業化生產所需的各種安全評價程序和試驗環節，未發現存在安全性風險，具備了區域性商業化生產的條件，應迅速批準商業化生產。

另一則是2008年7月9日，一項名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的課題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此項目的投入高達200億元。后者直接攪動了“商業”神經。

環境保護部生物多樣性研究首席專家薛達元直言：“涉及200多億元的資金，擱在哪個部門，哪個部門至少解決了未來十年的吃飯問題。而且轉基因是‘金種子’，一旦市場化落地生根，對生物公司就是滾滾財源。”

商業化種植所預期帶來的利益早已讓各方覬覦。薛達元回憶，自己參加“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立項論證會時，反對的沒幾個人。“因為參加立項的大部分是轉基因的研究專家，和他們的利益掛在一起，200多億元的資金啊!”

發出反對聲音后，薛達元再未被邀請。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科技開發中心主任吳燕民曾對媒體表示：“與國外相比，由于國內很多專家為一己利益考慮，導致大家對科研部門的研究經費申請意見比較大，對此大家心知肚明。現在，這個利益集團形成了一種風氣、一種規則。科研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三大集團之間復雜的利益關系，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可以說是非常牢固了……這也正是影響國內科技創新、轉基因技術研發進程緩慢的癥結所在。”

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峰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早在2005年，綠色和平就曾在位于湖南省懷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區域試驗田發現，在農業部不知情的情況下，轉基因水稻正被非法冒充為常規雜交水稻進行田間試驗并已申請品種審定，試圖獲取商業化種植資格。

這一點在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才宏偉處得到證實。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中國民間，轉基因水稻被普遍在田間種植已是半公開的秘密。“有的科學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種子公司，他們把產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賣，盈利都是自己的。”

但黃大認為，不應以偏概全，“大部分的科學家還是好的。”

產權：大棒而非胡蘿卜

2010年1月6日，此次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獲得者——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一改低調公開宣布：“轉基因水稻最遲5年內走上中國人的餐桌。”

黃大向記者介紹，轉基因水稻要想商業化要走三關，最難過的一道坎兒就是此次華中農業大學拿到的安全證書。這關過去后，說明你的種子安全性沒問題，但接下來還要經過進一步的程序——品種審定。每育成一種品種，都要經過農業部種植業司管理委員會、省級審定委員會審定。品種審定通過后，還要獲得種子的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因為種子要轉到公司售賣，必須要申請這兩個證。這三關走過了，轉基因水稻就才可進入大面積種植。黃判斷，這個過程至少還要兩三年。

但薛達元認為，雖然這次只批準在湖北地區種植，“但農民的種子流通很快，其他地區馬上就會流通起來”。

爭論并沒有停止。安全獲批后，現在的矛盾又轉移到了“轉基因水稻能不能產業化”上。

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一些國際組織和專家對中國是否真正擁有這些“新基因”的自主知識產權表示疑問。

綠色和平的調查資料顯示，許多用于開發轉基因作物的標準方法、技術和遺傳因子的專利，都被掌握在為數不多的幾個大公司手中。從1999年到2008年有29項轉基因Bt作物獲得專利授權，美國轉基因生物巨頭孟山都公司擁有其中9項。綠色和平組織認為，中國一旦通過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國外專利持有人所收取的“技術費”將很快轉嫁到中國農民身上。

以抗白葉枯病轉基因水稻為例，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的賈士榮是該基因的發明者。但有媒體曾經報道，賈士榮是通過在美國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同意來使用這種基因。他在美國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國際熱帶農業和生物技術實驗室。綠色和平的調查顯示，這個實驗室的主要目標就是將生物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和銷售，孟山都公司正是該實驗室的重要伙伴。

黃大表示，此次批準的三個安全證書品種決不涉及國外專利；但薛達元反駁，外國人主張“專利要約”。現在研究沒問題，將來商業化了什么都得從頭說。

曾參與轉BT基因水稻研發、現定居美國的成雄鷹曾對媒體表示：“那些西方的專利所有者，目前他們都保持沉默，可能在等待適當的時機，以便開出他們的條件。”

如前文所提，全球第一大種子公司孟山都在中國的野心就讓各界相當不安。當前，該公司在“試水”中國種子市場并取得初步成功后，外資種子已開始向我國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進軍，擴張速度明顯加快。而之前，孟山都在巴西、阿根廷讓農戶使用孟山都的大豆種子，再以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向使用了轉基因大豆種子的阿根廷農民收取“仿制費”。

而早在2008年，孟山都就曾拜會農業部，就加強轉基因生物技術方面的合作進行商討。過后孟山都單方面發表消息稱“開發轉基因，農業部欲聯手孟山都”。

“政府不可能跟公司合作，農業部作為執行部門也根本無法作主。”黃大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政府等各界都有共識，如孟山都這樣的公司，絕對不會把核心技術給你；與它合作，還需要拿出市場作交換條件。中國政府不可能與他們協議從事轉基因生產。這關系到糧食安全。

“表面上你得到了好處，但實際上核心技術都在他們手里。60%~70%的利益他們都要抽走”。黃說，“大豆就是深刻的教訓。當時國家也想把轉基因大豆擋在外面，設立‘綠色壁壘’，但國外強大的生物公司用低價、高質量等手段沖垮了這些屏障，如今轉基因大豆的技術、專利、定價權都在別人手上。”

推廣轉基因作物實現糧食增產須慎重

2010年01月11日 第一財經日報

蔣高明

備受爭議的轉基因水稻、玉米，近日獲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頒發安全證書。對轉基因安全性的疑問又被重新提了出來。最近，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三名委員做客人民網，逐條駁斥媒體對轉基因作物的質疑。他們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存在風險，可放心食用，并批評媒體的“負面”輿論，妨礙了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

上述委員指出：我國制定了未來10年，即到2020年1000億斤的糧食增產計劃，也就是要比現在增產10%，而過去10年中國糧食增產僅為2.5%，未來10年的增產任務艱巨。靠什么呢？常規育種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可是單靠常規育種不行，一定要和新技術結合；轉基因技術是解決糧食短缺現狀一個“唯一可取”的技術，就中國制定的2020年新增糧食1000億斤的具體目標來看，轉基因技術商業化也是必由之路。

筆者認為，“轉基因是提高糧食產量的唯一選擇”這樣的論調，是不符合科學事實的。

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良)”8個方面，轉基因僅在“種”上做文章，只是發揮了其中一個方面。

要強調的是，轉基因作物本身并不增產。目前的品種只是對蟲害有所控制而已，其畝產量如果多種幾代就越來越低。美國是種植轉基因作物最多的國家，技術遠比中國先進，耕地還比中國多11億畝，但其糧食總產僅3.63億噸，遠低于中國的5.01億噸；單產也不行，中國糧食單產為278公斤/畝，美國只有125公斤/畝。

所以說，糧食產量的提高，無論單產還是總產，得充分挖掘各種潛力，而不是片面追求技術就能做到。

《第一財經日報》1月5日報道了云南省農科院進行的一項新肥料實驗，水稻、玉米的標準實驗和大田實驗都取得了非常明顯甚至可以說驚人的增產效果，9畝水稻增產幅度21.55%是很大的。從云南省農科院實驗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構成來看，氮磷鉀含量不足10%，有機質含量豐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的效果。這項實驗即說明一個道理，肥料的改進、土壤的改良在提升糧食產量上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就我國的現實而言，糧食產量遇到瓶頸，這個瓶頸其實是人的因素。實際上，當下由于存在種地不賺錢的現象，有些農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養地，導致地力下降，這才是造成糧食產量提升緩慢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近30年來，我國耕地退化的嚴重程度已令人擔憂，要恢復地力，需大量有機肥還田，并配合精耕細作。轉基因則是在大農藥、大化肥、除草劑的基礎上，單純做“種”的文章，會讓人越來越懶，地越種越瘦，并增加了生產成本。

轉基因的食品安全問題和生態影響問題也仍在爭議之中。上述委員稱，早在1993年，世界上第一種轉基因食品——轉基因晚熟西紅柿就已正式投放美國市場了，說明轉基因不存在安全問題。他希望中國“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上種植轉基因水稻面積最大的國家”。

實際上，這其實繞過了安全問題。綜合來看，目前轉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確定性：一是轉基因對生命結構改變后的連鎖反應不確定；二是轉基因導致食物鏈“潛在風險”不確定；三是轉基因污染、增殖、擴散及其清除途徑不確定。在這些不確定存在的前提下，萬一出了問題，后果不堪設想。

總之，目前制約中國糧食增產的主要原因不是技術不行，而是農民不愿種地、耕地質量低，解決這兩個問題其實比推廣轉基因作物更緊迫。至于轉基因食品進入市場，則更須慎重。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轉基因食品在暗箱中開閘
來源： 商務周刊 發布時間： 2010年01月08日 作者： 方立鋒 
 

　　2009年8月，依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評價結果，中國農業部發放了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轉抗蟲基因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獲準的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分別由華中農業大學和中國農科院申報，安全證書的有限期均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兩個產品分別限在湖北省和山東省生產應用。

　　此次獲準通過的作為糧食作物的轉基因品種，它的審批過程仍舊是在非公開程序下進行的。事實上，中國于2000年8月8日簽署了《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國務院于2005年4月27日批準了該議定書，正式成為締約方。議定書的目標是保證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安全性，盡量減少其潛在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和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害，在缺乏足夠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可對轉基因生物采取嚴格的管理措施。其中的第23條要求：各締約方應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規章，在關于改性活生物體的決策過程中征求公眾的意見，并在不違反關于機密資料的情況下，向公眾通報此種決定的結果；每一締約方應力求使公眾知悉可通過何種方式公開獲得生物安全資料交換所得信息和資料。在這兩個方面，目前中國政府做得都很不夠。 目前的第三屆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60位專家都是誰？其中有多少是轉基因技術專家，有多少位環境和食品安全專家？這些公眾都無從得知，因為名單不公開。馬上要食用轉基因水稻是中國的老百姓，但是他們卻不知道是誰替自己做出的決定。

　　事實上，轉基因水稻是用轉基因技術把水稻中本來沒有的基因轉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生物學性狀，如抗蟲、抗除草劑、抗病害。但轉基因水稻技術非常粗糙，轉入的基因影響水稻原有基因的表達，可能引起很多難以預期的后果。可以說，轉基因技術把外來的抗除草劑、抗蟲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時，也把對健康和環境的近憂遠患轉移到水稻體內。因此，目前世界各國對轉基因水稻都采取了謹慎態度和嚴格管理。水稻是主糧，其安全性尤為重要，但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沒有經過長期評估，轉基因水稻食用是否安全仍存在很大爭議。

　　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批準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而轉基因污染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卻廣泛而深遠。2007年《國內消費者與海外市場，轉基因水稻面臨雙重壓力》報告顯示，中國米制品行業因為轉基因水稻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早產”而提前遭遇了海外市場的暗礁。從2006年9月起，中國米制品因為含有轉基因水稻成分而頻頻碰響歐盟及日本市場的警報。

　　此次通過審查的“Bt汕優63”，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此前發布的《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報告中提到的轉基因Bt水稻，它涉及至少11—12 項國外專利。專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拜耳和先正達等公司。 世界貿易組織(WTO)要求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嚴格承認對包括生物技術在內的任何技術的知識產權。中國已被美國和歐盟要求對知識產權保護執行“較高標準”，在美國和加拿大，專利持有人通常對侵犯專利的農民采取法律手段。即使那些至今仍未允許糧食種子申請專利的國家也已經受到影響，孟山都公司對進口阿根廷大豆粉的歐洲進口商們提起了法律訴訟，試圖通過專利侵權訴訟的辦法迫使阿根廷允許種子申請專利。

　　另外，大規模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轉基因種子污染常規種子的問題。產生污染的原因可能是自然事件或者人為錯誤，比如泄漏或混合。如果轉基因種子污染了常規的雜交種子，就可能會導致種子公司面臨法律糾紛。他們所面對的法律問題可能是專利持有人試圖強制執行自己的專利權并要求進行經濟補償。這些都表明，商業化種植涉及國外專利的轉基因水稻，會讓中國的農民和種子公司面臨法律訴訟的威脅。

　　目前，這三個品種的轉基因水稻和玉米還只是拿到了安全證書，要想實現商業化種植，接下來還需要四個環節：品種審定，轉植酸酶基因玉米在山東省審定，兩個水稻品種在湖北省審定；之后還需要這三個品種的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同時在國家層面，要召開一個由農業部部長召集，科技部、衛生部、環保部、外交部、商務部、質檢總局等參加的部際聯席會議進行審議；聯席會議通過后，農業部要最終批準商業化種植。 此次轉基因開閘影響深遠，2010年及未來中國的轉基因農作物可能會進一步提速。中國目前正在研究與開發的轉基因植物約47種，其中包括糧食作物7種，經濟作物5種，油料作物4種，蔬菜水果等31種。7種糧食作物分別是：水稻、小麥、玉米、馬鈴薯、高粱、谷子、甘薯。目前批準進行大田試驗的轉基因植物已達13種，有棉花、水稻、玉米、大豆、小麥、煙草、馬鈴薯、番茄、甜椒、番木瓜、楊樹和矮牽牛等。其中抗蟲棉和轉基因木瓜已被批準進行商品化生產，加上本次的水稻和玉米部分品種獲得安全證書，未來中國可能會有更多的轉基因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獲得批準。

　　以水稻為例，除了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華恢1號”和“Bt汕優63”外，還有7個品種的轉基因水稻最接近獲得安全證書并開展商業化種植，這7個品種包括：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發的CpTI轉基因水稻；福建農業科學院牽頭，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復旦大學等合作完成的轉基因CpTI/BT水稻；另外還有轉基因抗白葉枯病水稻(Xa21)；改良淀粉品質的轉基因水稻；轉鐵蛋白基因水稻(蠟紙基因反義片斷)；增產轉因水稻(PEPC)及增產抗除草劑轉基因水稻。 解決中國的糧食安全和農作物增產問題，是轉基因農作物在中國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但事實上，目前的轉基因農作物中，以增產為目的很少，主要是抗蟲和抗除草劑，還有一些是抗旱的，即便有增產效能，目前效果也不明顯。短時間內看，轉基因確實可以改善農作物的某種性狀，但長期就不確定了。比如抗蟲棉現在就一代不如一代，并在江蘇等地出現了嚴重的次生蟲害，為此農民不得不使用更多的農藥。轉基因棉花的問題是在種植三四年后出現的，但這時市場上幾乎全是轉基因種子，農民想再找常規種子已經很難了。

　　農作物增產增收是一個長期問題，那么我們尋求解決的辦法也需要是可持續的辦法。綠色和平組織建議，可采用傳統育種技術和現代分子標記輔助育種技術，該技術已經成功地研發出了抗病害水稻品種，并且對環境沒有任何風險，也不會導致中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喪失控制權的可能。另外還有混合種植、鴨稻共作等生態種植方式，這些途徑都已證實不僅環境友好，提高產量，也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農民的生計。

　　方立鋒，是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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