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校長推薦制--北大畢業生痛斥“庸俗勢利之官僚北大”

校長推薦制●教育公平性●北大靈魂

--北大畢業生痛斥“庸俗勢利之官僚北大”　　

最近媒體和網絡對北大實施“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進行了廣泛的報道，提出了各種反對意見，但是好像都無關痛癢，北大依舊我行我素。我從北大畢業數年，從當年的抱負理想，書生意氣到現在的社會現實，世態炎涼，幾經沉浮，不得不學會了“冷眼看世界，萬事兩面觀”。今天眼看此事又要無聲無息，蒙混過關，終于忍無可忍，因為北大校長推薦制這個先例對于中國未來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和中國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將產生巨大影響，所以還是由“自家人罵自家事”吧。實際事情并不復雜，要指出問題，就要向魯迅學習，評論應該如匕首，如投槍，針針見血，不留情面，以促其早日整改；而非點到即止，中庸退讓，含蓄天真，最后我說你聽，改與不改，不了了之。　　

提案的來源和論證過程？　　

首先不知是北大哪個部門最先提出的這個提案？又是哪個部門通過的這個提案？不知到做了哪些論證過程和調查研究？　　

   對于批準這個提案的部門，對提案涉及的幾個重要環節的問題是如何論證通過的，又對每個環節采取了哪些制約措施保證不會出現問題？　　

1.        校長怎么可能了解全校幾百名畢業班學生的真正素質能力？校長推薦的選拔標準是什么？（為什么不是學生自薦或班主任推薦，究竟誰更了解學生的真正素質才能？）　　

2.        推薦權集于校長一身，這種權力如何保證不被金錢或上級權力部門腐蝕，產生徇私舞弊？（看看已發生的高考虛假民族加分和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就可以知道當下中國在高招環節是怎樣的不擇手段）　　

3.        如何防止主觀人為因素決定的北大面試不被權力和金錢腐蝕？（看看北大的保研門，北大憑什么就認為自己的招生環節沒有人為因素影響呢）　　

4.        西部落后地區，農村和貧困家庭學生如何在面試關獲得公平的起點？（不一樣的教育投入和師資使這些學生已經落后在起跑線，如今還要通過優勢重點中學建立一個完全排斥這部分學生的特殊通道）　　

5.        對于真正的偏才學生，降30分能多大程度解決問題？此制度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對于象錢鐘書這樣數學考10分、　吳晗　先生那樣數學考0分的偏才，有什么作用呢？）　　

這5個問題環環相扣，一環出現問題則制度全盤失效，并只能是異化為有特殊家庭背景學生的高考綠色通道。簡單計算一下，也許更清楚。如果每個環節的控制率為80%，5個環節累計起來，這個推薦方案的最后效果為33%，等同于基本失效；如果控制率為70%，最后效果只有17%，已等同于完全失效。實際上在現有中國環境和體制下，每個環節的控制率哪個會高于80%呢？簡而言之，對于真正擴大招收選拔偏才，這只是一個貌似合理實際不堪仔細推敲的“垃圾方案”而已，除了頂個選拔偏才之名，沒有任何實際有效的具體規范化的流程內容和可控性。這個問題，如果是從事教育行業的人士應該一眼即能看透，所以以上分析可以為前教育部發言人“一道美妙而難念的經”的說法做一個注解了。更為嚴重的，這些“招生專家”避而不談的，是這個提案表面光環下所隱藏的對中國高等教育人才選拔公平性的實質破壞和深遠危害。　　

國際上“校長推薦制”的真相  　　

對于有關部門所謂校長推薦制是國際通行做法，引入是與國際接軌的說法，看看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告訴中國人民的真相吧。　丁教授于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社會學家和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對大學制度多有研究。他對香港、美國與中國內地本科招生制度設計進行了清晰的分析和比較：　　

首先對于美國名牌大學和大多數高校而言，包括中學成績和標準化分數在內的學術成就，始終是最重要的錄取指標。推薦信只是眾多評價材料之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參考依據，更不存在“中學校長推薦上大學”的做法。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推薦信的作者一般是由學生高中階段主要科目（如語、數、外、自然、社會等）的任課教師（最好是最后兩年的任教者）所寫，包括學術性的推薦信和對學生人格、社會服務、EQ的非學術性的綜合人格的推薦信。而根本不是中學校長來推薦學生。　　

其次，美國所有比較好大學的招生標準都是“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 對比美國前5名的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加上麻省理工學院或加州理工學院，招本科生的制度通常學生SAT至少要考到2360分以上；此外必須在其他方面有非常多的additional(額外)的東西，來說明學生比2360分高得多的才能，包括以前做的實驗、社會服務、推薦信、在學生團體中擔任過領袖式人物的經驗及特殊才能，根本不存在國內高校那種降多少分錄取的情況。在香港8所公立大學招生方面，也是“往上走”的自主性，而非“往下走”的自主性，從沒有看到哪些學校尤其熱門專業要降低自己的錄取標準吸引考生。所以按照國際慣例推薦信只能是錦上添花，幫助學生往上走，而不是把標準往下降。通常都是學生滿足了入門需要，推薦信才能起到襯托作用，如果你連門檻都進不去，推薦信就很難起到改變命運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推薦制的核心理念在于，用推薦方式作為筆試成績的有益補充，來多元化評估學生，錄取底線合格以上擁有特殊優異才能的高素質學生，是在分數已達標的學生中優中選優，只有了解學生的班主任或任課教師才有資格推薦。而現在這個中國特色的這個校長推薦制的奇怪之處在于：1由校長而非任課教師推薦，由并不真正了解學生的人來決定推薦誰；2.推薦制降低標準30分，而不是在達到同等最低錄取分數線的前提下發揮作用。寧可從低于錄取線30分而不去從低1分甚至達到錄取線以上的學生范圍中去選拔特殊才能的學生。.須知高考每差1分全國名額可能就相差上千學生。難道差1分的不比差30分的偏才學生更好嗎？我沒看出其中的道理，倒是看出了這種精心設計的另外一面后果：明明學生可以　從　老師獲得推薦信后直接自薦，卻要校長決定誰有權被推薦；從差幾分的學生范圍中都選不過來，卻要擴大到30分范圍。這樣設立權力門檻，增加降分空間，于選拔真正人才無任何益處，對成為特殊腐敗通道倒是必不可少。這些專門從事教育招生工作的人難道不懂得其中差異嗎？真不知是出自哪些招生專家的良苦用心。　　

中國的現實環境 　　

在當今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各方面包括教育領域法律法規制度還沒有得到健全，物質財富高速增長的同時人民的精神文化素質卻沒有同步提高，造成中國社會誠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普遍現象。教育領域內的腐敗和權力尋租現象也層出不窮。剛剛發生的重慶中學冒充少數民族違規高考加分事件和北大經濟學院的“保研門”，都無可辯駁的說明招生環節的公平性在客觀硬指標條件下都極易受到人為因素破壞，可想而知，如校長推薦制方案設計中通過中學校長選拔和大學面試這樣依靠完全的人為主觀標準的招生制度，究竟有多少腐敗抵抗力？聯系到選舉中央委員都有“帶病被選”的問題，如何讓人相信中學校長能抵御權貴的腐蝕，特別是省市區縣教育局等上級主管部門的特殊要求。所以這個推薦制到最后只能會演變成前臺做戲，后臺交易的權錢交換的新舞臺；素質的競爭演變為后門的競爭；淪為權力推薦或者金錢鋪路的遮羞布，擋住那些真正出類拔萃的普通百姓子女就讀名牌大校的通道。 　　

西方管理學的漏洞原理表明，如果管理存在制度性漏洞，事情就一定會向更壞的方向發展，這個原理總是在實踐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證實。最新被披露的紹興一中73名以體育競賽獲獎者身份被加20分的高考生中，有30名其家長為政府官員與事業單位領導，有19名其家長為企業老總，只有8名考生是田徑、球類、游泳等運動項目獲獎取得高考加分資格。高考加分變權勢榜，加分考生家長非富即貴。另據統計從80年代至今，農村孩子在北大清華的比例不斷降低。是農村學生智商下降，還是考試制度出了問題？答案從這里可以清楚看到：2009年4月北大招生負責人做客人民網時曾透露，根據往年的統計北大近幾年在北京錄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檔的情況。所有這些都讓人不由想起 2004年，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來華考察離開時，她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　　

再看看下面這些北大避而不談的一些網友的真知灼見，再一次證明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保送生也要中學蓋章，沒有校長同意能蓋嗎？但保送制度后來變成了什么樣子？信校長不如信考分！”，“高考有過很多“看上去很美”的加分、保送制度，但若干年后，加分政策被指成為權貴盛宴，自主招生也時有丑聞爆出。”，“這種事情見得多了。我們校長兒子就是這么走的。”，“這樣的改革，會改掉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革”出利益輸送渠道！”，“但愿北大的中學校長推薦制，惠及的是‘有才學生’而不是‘有權校長’！”　　

出于中國的現實國情，在招生制度的設計流程上本來就應遵循避免主觀人為因素的最基本原則。看看中國高考制度已經有的不同程度濫用的名目繁多的加分：藝術特長加分，民族加分，三好學生加分，自主招生考試，直接保送等附加政策，這其中的諸如航模之類沒有含金量的體育加分、沒錢玩不起的藝術加分，已經人為制造了許多不平等，現在如果公然在分數上做起了文章，分數的客觀性還有什么意義呢。“保送生制度”今天已經異化為“薦良不薦優”，甚至變味為更惡劣的“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所以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早就建議：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制度完全違反義務教育法，造成強烈的擇校熱，應該停止。保送生、特長生、定向生、國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應予取消。在如此前車之鑒下，在推薦制度設計的人為主觀因素過多，防腐敗監督體制和選拔的有效性問題都沒有解決，網上民意調查顯示超過70%的人反對，也沒有對社會質疑聲音給予滿意答復的情況下，北大就匆忙上陣開始試錯式的實行，無怪乎網友口水紛紛，懷疑這又是北大某些人“行改革之名，實自己之利”進行的又一次掛羊頭賣狗肉的表演，是招生辦為自己的權力尋租開了一扇方便之門，為現代中國社會特色的拼爹游戲開辟一塊新的戰場！真是不知道，這樣漏洞百出，公然為特權階層設計，侮辱教育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虛偽方案，是想證明設計者是豬腦子還是把全國人民都當成豬腦子？　　

教育公平性的重要　　

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即規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這種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兩千年前我國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有教無類”的樸素教育民主思想。歷史早已表明，不公平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破壞力，而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全國人大代表更是早就直言 “沒有教育公平，便沒有和諧社會”，因為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平等。一個國家教育發展的根本目標就是通過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資源能夠讓所有人都擁有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公平機會，從而實現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才流通通道和上浮機制。同時這也是市場經濟環境下促成個人奮斗成功，實現社會人才良性競爭的基本前提。教育資源如果也趨向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逐漸向有權有錢階層傾斜，只能造成強者愈強，贏者通吃的不公平社會競爭，加劇社會兩極分化，成為社會貧困和犯罪的最終根源。如果教育部門一邊喊著要取消重點，實現教育資源共享，還公民平等教育權，一邊卻在現有高考制度上又增添一塊短板，這勢必加劇教育的馬太效應，人為的從“從孩子抓起”制造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　　

現行高考制度的設計目標起碼能夠基本做到或接近做到在全國范圍內，對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高中學生的刻苦努力程度和智商進行比較公平的同一標準的選拔。這種依靠客觀選拔標準的公平精神是中國解決教育資源有限性問題之前必須要堅持的，因為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絕大多數大學都是公立大學，由全體納稅人所養。放棄這一公平原則，現有中國經濟和道德環境下，所有優質的教育資源必然會在利益機制的驅動下被少數官僚和資本階層徹底壟斷，占95%的中國平民階層永遠喪失接受北大清華一流高校最好教育的機會，形成21世紀在“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被廢除100年后的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倒退回還不如封建科舉制度公平的歷史奇觀。象北大這樣的名校更是徹底淪為貴族子弟學校，從此再無俞敏紅，劉墨涵這樣的貧民學子精英。　　

在中國高等教育選拔制度設計上，高考“一考定終身”的缺點顯而易見。但是這種方式確實是教育資源有限的國情下能夠保證公平，公正的唯一選擇，也已被視為關乎社會公平的底線，體現著一個社會“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承諾，寄托著無數青年的理想和無數家庭的希望。正是分數為那些沒有任何其他社會資源的平民，提供了改變命運的唯一渠道和希望。高考公平是中國的道德底線，是中國公民對國家制度的信任底線。所以在今天的中國高考首先不是人才篩選機制，而是進入高等教育大門以及隨后進入更高社會階層的機會的分配機制，不是一項工具性的人才培養機制，而是一項屬于社會價值本身的公平實現機制。在當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階層分化趨于固化的背景下，維護弱勢人群對社會機制的公平感具有越來越重要的現實意義。況且教育體制改革和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兩者本來就不存在任何矛盾，目標方向也是一致的。在中國這個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任何犧牲公平的教育改革本身就是方向的錯誤。改變依賴分數錄取容易流失偏才的高考弊病，根本上是要通過增加特殊科目考試等措施，徹底改革錄取標準的考量體系，而非簡單降低錄取分數線就能簡單解決的。　　

須知人才成長最主要的兩個條件就是家庭教育影響力和學校教育影響力。而在中國小初高12年不間斷的現行教育體制下，同一個學校，同樣的老師，同樣的課本，家與學校兩點一線的生活中，學生的差異化能來自哪里呢？家庭因素就是唯一變量了。學生學習成績以外其它方面的才能和特長只能是家庭的額外投資再教育和父母自己的再教育。在中國社會發展現階段，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對于廣大西部落后地區，農民和所有貧困家庭的學生，由于經濟條件和父母素質所限，這些學生從家庭獲得的教育影響力極為有限或基本為零，政府的公共教育學校資源是他們成為人才的唯一途徑。學校教育的“1條腿”和家庭學校教育的“2條腿”相比，他們已經輸在了起跑線。在這種現實教育條件下，校長選拔標準本身和北大面試本身就是一種不公平的選拔制度，因為選拔高素質有才學生=選拔家庭條件好的學生=選拔素質高條件好的家長后代，選兒子變成選老子，又開始“拼爹”了。12年教育本身的作用又在哪里呢？所以說，即使100%解決了上面5個前提條件，這種選拔制度的設計本身就已經排斥了所有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是個表面合理而暗含不公平性的先天缺陷兒。　　

從地區不平等看，北大選定的可推薦中學都是省會和直轄市的重點高中，這些學校的學生不僅要從小層層上補習班、請家教，而且許多家長要支付擇校費。結果，上這些學校的學生大多數出身于中高產家庭，窮人子弟、民工子弟則很難問津，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推薦制的出臺就好像大家比賽萬米跑在標準的田徑場跑道上要跑25圈。這些重點學校的學生由于師資和教育投入的優勢，比起一般的學生來等于“搶跑”了至少一圈。但是，他們居然最后還跑不過人家。這時北大突發奇想地決定：那些“搶跑”了也跑不過人家的學生，經過校長推薦，成績可以人為縮短半分鐘（即降低30分錄取）。這還叫比賽嗎？　　

從同校不平等看，由于“實名推薦”不重學分重素質，實際上就將推薦標準變成了“橡皮尺”。因為素質看不見摸不著，一個埋頭苦學成績名列第一但只是普通學生的人，與一位成績在前10名之內、但卻是黨員、校團委或學生干部的學生，誰的素質高呢？更何況政治素質好者，其學生干部身份也可能是家長打招呼或本人鉆營得來的，若如此，校長推薦的選拔標準本身就成了問題。還有更難接受的，假如重點中學內有校長所在市、縣領導干部子女或特別“豪爽”的老板子女，給校長打招呼要求推薦后，校長們可以大行“潛規則”而不必擔心被查處，甚至可以振振有詞地宣稱市長廳長局長或億萬富翁老板們學分排名在10名至20名的子女，其“素質”高于前3名之內的普通家庭子女。素質高不高，校長說了算，這還叫公平推薦嗎？　　

眾所周知，美國NBA籃球隊比賽之所以精彩紛呈，比賽水平世界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每年通過弱隊對大學聯盟最優秀球員的優先選擇權，保持了所有球隊的競爭力。美國常春藤名校聯盟如哈佛，麻省理工每年也刻意從貧困階層的家庭招收一定比例的學生，以實現公平教育的理念。從此角度上看中國教育，正應該學習國際這種思維模式，實行人才與教育資源的“逆向流動機制”，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優先向社會弱勢和貧困階層傾斜，才能真正縮小人與人之間物質上的“貧富差距”和精神上的“素質差距”，達到社會和諧，實現全民富裕的社會主義。　　

2個北大　　

一直以來，媒體對北大的負面報道不斷，當然也包括這次校長推薦制，北大動輒就成為千夫所指，在我看來真是無奈又冤枉。因為現在的北大實際是兩個北大，一個是代表民主科學精神，提倡思想自由，追求學術造詣與人格品質的北大，包括絕大多數學生，教　師和　教授，是他們保持了學術的良知，組成了愛心社，陽光志愿者協會，用知識和愛回報社會，代表了真正的北大；一個是代表官僚意志和社會導向的庸俗勢利的北大，包括北大的各級組織機構和行政人員和部分學生教師，前者使北大行政官僚化完全等同于一個政府單位，把高校辦成了黨校，大學體制行政化，管理衙門化，學術官僚化；后者來北大是為了功名利祿，鍍金學歷，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使大學充滿銅臭氣，學術腐敗，論文剽竊層出不窮。正是這兩者現在逐漸主導了北大，使北大變得越來越缺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步步變成貴族學校，走向衰退墮落。　　

對于提出這個提案的北大招生辦和相關上級部門（北大授課老　師　教授一般沒有行政權），作為具備多年招生經驗的這些行政人員，由于常年和各地區學校和教育部門聯系，對于現行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實際效果，各地區和同一地區各學校學生素質的差異情況應該都是了然于心的。前面分析中指出的這種推薦方案對于真正選拔偏才，在中國的現實國情下肯定是無效的，只能加劇對平民階層學生，特別是西部地區，農村，貧困家庭學生的不公平，這些“招生專家”難道心里不明白嗎？如此迫不及待的借改革名義損壞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基石，把北大之門公然向權貴官僚傾斜，無疑又是為北大百年名譽抹黑潑墨。　　

人大前政治系主　任張鳴　教授說：“大學現在的風氣是衙門化、黑社會化、幫派化。一把手就是縣太爺，機關行政人員是六房胥吏，教師們是三班衙役，學生是百姓，完糧納稅還戰戰兢兢。”“高校已經成為一個官場，不僅有官場的結構，還有官場的文化，官場的行事方式。”“現在中國高校體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門化，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在學校里，當官的不僅握有行政資源，還有學術資源”。“現在官大學術大！你只要當了官你就掌握各種評審的權力，那么別人的晉升、評獎、拿項目以及學校的什么各種碩士點、博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學科基地的評審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聽我的，職稱評不上，課題沒有你的，獎金自然沒有了，甚至你的補貼也會沒有”，“所有東西都認官不認學，這是中國學界的一個特點”。現在學術機構的行政官僚化，使得當今中國的教育思想的解放程度還不如民國時期，須知那時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還是可以自主決定學校的辦學方針和聘用教師的人選，而現在的大學校長只是一個掛有學術頭銜的為命是從的政府官員而已。今天大學的行政官僚化可以說是教育體制上的一種巨大倒退。現在大學里已經沒有多少人想著如何提升科研學術水平和教學質量，大多數人更多想著的是如何兼職授課賺錢和提升職稱待遇，而學校里的行政人員不僅掌握著教學人員的命運還享受著更高的職務待遇，整個大學完全就是一個行政機構。效率低下，分配不公，能干的不如能說的，這些官僚機構的弊病學了個十全。　　

伴隨著高校過度行政化的還有層出不窮的學術腐敗。就連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也是丑聞不絕于耳。2002年的社會學系王銘銘、蔡華分別被指剽竊；2004年英文系黃宗英剽竊曝光；2005年，　歷史系　教授何順果剽竊被揭露；樹欲靜而風不止，接著，北京大學長　江特聘　教授　劉曉為　博士被指學位“造假”；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被懷疑“冒充”德克薩斯大學校長助理；北大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夏文斌剽竊成為丑聞；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　傅軍　教授造假敗露；最近的丑聞是耶魯大學生物學教授Stephen Stearns指責北大學生剽竊，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近幾年，一個小小的歷史系，接連培養了范美忠、王益這樣的學生；一個小小的光華學院，就接連發生鄒恒甫事件、何志毅事件。這些學術剽竊丑聞，這些學校行政化之后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加上中文系　那些大　教授與彼此家眷、研究生之間的丑聞。好端端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北大圖書館現在可真的成了“一塌糊涂”。　　

看看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對中國大學的批判，也許能讓中國的高等教育真正開始反思：　　

“他們的學者退休的意義就是告別糊口的講臺，極少數人對自己的專業還有興趣，除非有利可圖。他們沒有屬于自己真正意義上的事業。”“而校長的退休，與官員的退休完全一樣，他們必須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權勢為子女謀好出路。”“新中國沒有一個教育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他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他們竟然引以為驕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中國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紅色中國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一些民辦教育，基本是靠人頭計算利潤的企業。”。對于通過中國政府或下屬機構“排名”、讓中國知名大學躋身“世界百強”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爾克加德的話說，它們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中國大學日益嚴重的“官本位”體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擔憂，他痛心地說：“宙斯已被趕出天國，權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計劃學術，更是權力對于思考的禍害，這已經將中國學者全部利誘成犬儒，他們只能內部惡斗。缺乏批評世道的道德勇氣。孔孟之鄉竟然充斥著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學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認為中國大學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自由，他說中國大學“對政治的適應，對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損害了大學對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北大的靈魂 　　

北大作為中國最高學府，應該是一塊思想高地，一座精神寶庫。它的思想境界，它的精神魅力，無不應該閃耀著時代進步潮流與社會發展的光芒！它應該召喚著莘莘學子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為民族復興而求知，激勵學子們以天下為己任、勇于擔負起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重任！從一個民族來說，需要有一個精神的支柱。北大就應該提供這樣的精神力量。如果沒有了一種精神，北大將不再是北大，和一所普通的高等專科學校沒什么區別，無非是訓練一個人找到好工作的職業訓練所。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的傳統在北大薪火相傳，構成一種恒遠而不具形的存在，是北大不朽的靈魂。北大，不僅傳播科學理念、教授先進知識，更重要的是它對學子和所有中國人靈魂的塑造：求真、向善、崇美。　　

北大的誕生之日起就同中華民族的命運綁在了一起。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會沖向前線，在正義的力量被壓制的時期就會有人拍案而起。正像魯迅1925年說北大“校格”是：“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 1912年，蔡元培發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指出：“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其追求，往往慮及久遠。”作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訓。今日之中國，北大更應該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海納百川，面向社會所有階層打開大門。北大為全中國人之北大，而非有錢有權人之北大。以教育為本，把全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的學生培養成社會杰出英才是北大的歷史使命；而非以招收更多社會背景的學生為本，依靠招收全中國各省市最優秀的學生托起北大的光環。北大應將“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真正致力于全民族素質的提升，為什么不在所有大學中第一個率先免費開放所有課堂和講座的網絡視頻，實實在在給所有的中國青年一個求知解惑的課堂和永遠的精神支點。　　

我的建議　　

北大校長推薦制的實施，由于設計流程中人為因素的不可控性，可以預計只能造成10%的效果有利于招收偏才，而90%的效果將嚴重破壞高考公平性。北大開啟這個先例如果沒有得到遏制，可以預見不遠的將來，在利益驅動下，全國600多所大學必然群起仿效。按照最少每校可以推薦3%（北大行政官僚的說法是原則上3%），50-100人計算，相當于在高考制度體系內單獨開通一個3-6萬人的特權通道，將使全國范圍內未來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和踐踏，直至徹底崩潰。北大絕不應該成為這種損害全民公共利益和平等教育權利的“始作俑者”。 所以我建議　　

1.          鑒于現有“校長推薦制”的制度設計顯而易見將成為資產權貴階層隱性的特權綠色通道；而且即使不受人為因素左右，最理想的情況下也將偏向于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學生，所以我建議征集網友簽名上書教育部部長，在沒有解決錄取公平性的問題前，暫停這個政策的實施。　　

2.          如果不能立即停止，我建議可以考慮更改錄取流程：學生參加高考—考分在錄取分數線30分范圍內，可以憑班主任推薦信向北大直接申請面試—北大審核申請材料，確定面試名額—北大組織面試委員會評審組，根據申請專業電腦隨機分配面試對象。總之，可以流程化處理的環節應盡量避免人為主觀因素的參與機會。　　

3.          如果不能立即停止，也不更改流程，則建議干脆不如北大直接預留部分名額，明碼競拍，根據捐款金額大小分配招生名額。至少這樣錢花在明處，可以上交國庫也可撥給貧困學生助學，總勝于現在“捐款”暗中流入從中學校長，招生辦負責人，面試考官到各級相關領導，甚至還有不知幾層的中間人手中。　　

文中有多處引用同道中人的論點及論據，為精力計就不一一標明出處了，有興趣的同志可以再重點詞搜索一下，并且聲明任何報刊媒體都可以直接轉載。本不想說，在現在一個“皇帝的新衣”童話般的世界里，說真話往往也無法喚醒麻木的民眾，還要付出很大代價。但正是和廣大北大校友一樣無比熱愛北大，才更希望北大能去掉所有的精神枷鎖，重新煥發思想自由的光芒。　　

在現階段，如果讓這個一小撮人炮制的所謂校長推薦制蒙混過關，那么對于寄希望于此制度試行后由于種種缺陷可能被叫停的善良和天真想法，我只有悲哀和憐憫，因為這些人根本不懂得中國社會潛規則的厲害，利益機制的慣性必然會將各個方面潤滑得天衣無縫，并且此風愈演愈烈；這些人更不懂得事關自己利益與命運的選擇永遠都要靠自己去爭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短視，不力圖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卻只想人踩人成為人上人中國人傳統的自私，將使中國永遠無法擺脫幾千年落后愚昧的封建歷史循環。　　

撰寫此文，只是希望能夠廣大網友看透這個校長推薦制的本質，它使本應該最成為道德和良知凈土的中國教育領域，又一次為權力和富裕階層代言，開始制造“潛規則”空間的破冰之旅；這是一種真正的危險游戲，對中國教育體制公平性的巨大殺傷力，對廣大民眾未來享有最優公共教育資源權利的損害是無法估量的；是對全體中國人民智商的挑戰和忍耐的測試，任何一個有愛國心，希望未來生活在更加民主，平等，自由社會，而非一個連公民最基本的平等受教育權利都無法保障的虛假和諧社會的人，都應該不再麻木和沉默，用自己“最后的吼聲”給予這個推薦制真正的3個幕后推手，包括想以權謀私又要貞節牌坊的各級官僚，靠為富不仁而發家還要擠占平民階層公共教育資源的那批所謂“先富起來的人”，本來就是能說不能干混事到天黑現在又想損公肥己靠招生發財的招生辦和校領導崗位上的大學黨政干部，以迎頭痛擊，該板磚板磚，該大糞大糞，用萬錘擊破鼓般的民眾力量，教育他們一個道理：法律雖然無法制裁，但民眾的口水可以淹沒他們。　　

如果你贊同本文觀點，是網友希望幫忙多頂，是教育界人士希望能站出來組織聯名向教育部上書抗議或讓北大重新調整政策。或是參考“高考學生起訴教育部”的訴訟事件直接起訴北大。　　

我能做的也許只有這么多，希望更多有血性，具有公平正義感的中國人能將接力棒傳遞下去，希望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后希望此番功夫沒有白費，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從而開始關注和獨立思考中國今天教育領域的現實。    　　

附：　　

2001年8月，山東省青島應屆高中畢業生欒倩等3人起訴教育部高招生計劃違憲。她們認為，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包含了平等權和受教育權，而教育部這一行政行為，根據地域對招生人數做了不同限定，從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內的廣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權。這一訴訟雖以欒倩等人撤訴告終，卻在全國引起了極大震動。隨后，山東省宣布取消省內各地區的分數線差異——這是中國招生指標松動的開端。開啟了公民參與國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我們很純真但是我們不傻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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