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以計劃經濟的手段控制資源價格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不能承受之重，更阻塞了市場的基本配置功能；資源價格偏低，客觀上助長了水、油、氣、煤等國內稀缺資源的浪費。無論從市場邏輯所看重的資源配置效率，還是從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節能減排、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看，資源價格改革似乎都勢在必行。但是，當前這種“全面推進”的勢頭，卻讓人不由聯想起1990年代被稱為“鐵心破三鐵”的住房、醫療、教育三大改革，其中醫療改革已被官方確認為失敗，而民間則有一種說法，認為三大改革的結果造成了“新三座大山”，不但加速了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也成為多年來經濟內需失力的關鍵。
確實已有許多相同跡象迫使人們作此聯想。首先，就產品性質而言，水、電、氣等資源性產品與住房、醫療、教育一樣，都是人們日常生活離不開的必需品，需求具有剛性，產品既具市場性，又具公益性，它們的價格并不適于完全由市場決定。然而，從此次價格調整的表現看，“改革”顯然還是和1990年代一樣，試圖服從市場的邏輯，以理順市場的基礎配置功能。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場重要的經濟杠桿改革，必然也是一次重大的利益調整，它必定產生一個誰受益、誰受損，由誰來承擔“改革代價”問題。從已經推出的調整方案看，改革就是漲價，與1990年代“三大改革”如出一轍，承擔代價的，依然是一般消費者即普通民眾。官方在“以人為本”方面的進步，似乎主要表現為要求漲價時需“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換言之，承受代價的對象已確定無疑，不會更改，只不過不打算一下子加價太猛，將這些人逼入絕路而已。雖然一些方案中也提到要對貧困人口進行補貼，但每當說到這方面時，不但語焉不詳、含糊其詞，更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和針對性操作方案。根據經驗判斷，最大可能是，將本來要提升的低保標準，算到此次價格改革頭上。即同一次補貼，可以被反復用作不同政績或德政之證明。
“改革”方式也與1990年代沒什么兩樣，仍然是在資源供給的源頭實行行政性壟斷，卻在銷售環節實行“市場化”。換言之，壟斷的企業和部門，既可依托壟斷地位排除同行競爭，低價進高價出，又可以“市場化”的名義，免除公益責任。而一般消費者所要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群在市場化名義包裝下、得到政府部門權力支持的價格壟斷者。因此，人們有理由相信，此次“改革”的結果也不會與1990年代有多大不同，很可能再造幾個暴富行業和一批暴富者，讓更多人淪入“貧困人群”，進一步壓縮中間階層，使社會結構更趨于金字塔型。
早在1980年代末，資源價格的改革即被提上日程。之所以磋砣至今，就是因為顧及“居民承受能力”。說到底，這是一個利益分配格局問題——老百姓已經因承受多項“改革代價”而處于貧富分化之低端了，怎么能夠再火上澆油？政府控制和補貼資源價格，這不是什么恩賜，而是應盡義務。資源價格不是不能“改革”，但代價不應該由一直以來的利益相對受損者承擔。時至今日，上述貧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并沒有多大改觀（如果不是每況愈下的話），為什么資源價格改革又忽然可以不顧民眾感受而啟動了呢？政府一再說要提高居民收入，為什么卻在居民收入未增時反而加大其生活負擔，這不是變相減少居民收入嗎？這幾年加大對公共事業、社會保障的投入喊得震天響，保障水、電、氣等生活必需用品價格正是公共事業、社會保障的題中之義，為什么政府卻要突然撒手，減少投入呢？
有人認為，現在是中國進行資源價格改革的“難得時機”。但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時機啊？中國經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失業增加，一般勞動者收入下降，促進內需既成為當務之急，又面臨難上之難。當此之時，有關部門卻認為已經到了資源漲價的天賜良辰，有些地方一次性水價上漲高達40%。即或從節約水資源的角度出發，也應該是在維持基本生活用水低價的前提下，再根據用量分段調節價格。像現在這種“改革等于漲價”，主要由普遍民眾承受“改革代價”的做法，不但可能再造“新三座大山”，令民間怨聲載道，而且很可能引發新一輪商品價格的輪漲，令通貨膨脹由“預期”變為現實；從通脹和內需兩方面，重挫中國經濟，使剛剛顯形的經濟復蘇重回谷底，甚至跌入難以自拔的“滯脹”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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