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經濟周刊”6月中透露了北京“小產權房”熱銷、房價僅僅相當于現有房地產市場房價的25%—30%消息后，在社會上引起了一片熱議。一方面它挑起了長期以來深受高房價壓迫而買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條件的普通市民的“驛動的心”；另一方面，它又招來了現有開發商模式下攫取特殊利益的房地產商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的竭力反對。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看這種“小產權房”的出現，作為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究竟該去引導它，還是扼殺它，就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
為什么市民歡迎的“住房創新”，總是政府“禁止”的“違規行為”？
和近一段時間涌動的“單位集資建房”、“個人合作建房”等一樣，“小產權房”的出現背景，也是在高房價下越來越多的市民買不起房、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絕望和政府房價調控的失望而導致的必然的結果。房價這幾年是越“調”越高，老百姓通過市場買房的希望已接近冰點。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是，“房改”這九年來，中國城鎮居民通過“房改”所獲取的平均住房面積是越來越少，由九年前的人均近19平米到現在的18平米不到，城市中擁有自己住房的家庭也越來越少（具體請見筆者的“中國房地產十大批判”一文），中國的“房改”也早已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但住房作為人的一種基本的權利，是誰也改變不了人的生存的需要。尤其是對中國人來說，“居者有其屋”、“安居樂業”是千百年傳承下來的中華傳統。對民眾而言，有居則安、有產則寧。正是對現有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失望，老百姓才變得“不安不寧”，甘冒被沒收和拆除的“樓財兩空”極大風險，“鋌而走險”去買“小產權房”。所以，當“人人享有適當住房”只是一個“空心湯團”，當他們一生中最大的權益——居住福利得不到保障，各種各樣的“創新”就成為必然。
問題是，面對公眾的這種“窮則思變”，政府主管部門究竟應該怎么辦？建設部和北京市采取的“封殺”措施，是不是一種“合適的、正確的作為”。
有關部門對小產權房采取封殺的“理由”就在于，它破壞了現有的房地產市場的“秩序”，影響了政府靠賣地搞“政績”的“土地財政”，另外就是靠高房價支撐起來的GDP的高速增長。實際上，還有一個“說不出來”的最大原因，就是房價僅僅只有周邊商品房市場三分之一左右的小產權房，將直接威脅和動搖開發商的壟斷和暴利的基礎。而這樣的壟斷暴利，正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權力資本尋租的“黑色土壤”。前不久不是有媒體報道華南某地開發商的“爆料”：“樓盤開發成本只占房價20%，開發商能夠拿到其中40%的利潤，余下超過40%的利潤全部被相關職能部門‘層層消化’掉了。”從紀委公布出來的一些大案要案也反映出來，現在的官員貪污腐敗上百萬千萬的，大多數都是與房地產和土地出讓有關。
而被官員們所“封殺”的所有老百姓在住房上的“窮則思變”出來的“創新”之舉，都有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它們幾乎沒有什么權力資本尋租的土壤和條件。開發商一個人和單位收買政府的部門和官員，都是靠著“暗箱操作”；而像集資或合資建房以及小產權房，這樣的行賄受賄就要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當然也就變得“相對的不可行”。而“腐敗成本”的大大減少，也正是導致這些“住房創新”下是新的住房模式房價成本大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從官員權力資本尋租的得失上，那些習慣于“權為‘商’所用、情為’錢’所系、利為‘己’所謀”相關部門和官員，在對待開發商的暴利和老百姓的“住房創新”所表現出的鮮明的“愛憎分明”，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住房政策的選擇，是執行什么樣的“道路”大問題
比較一項政策的正確與否，衡量的標準，關鍵是看它對普通百姓是否有利，和它所“破壞”的“秩序”相比，究竟哪一個“更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溫家寶總理的話，就是“要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作為衡量政績的根本標準”。落實到小產權房上，就是要看 在我們的政策比較和選擇中，究竟是讓老百姓“買得起房、住得好房”重要，還是維持一個已經被公認為“新三座大山”的高房價的暴利壟斷的房地產市場更為重要。這是在住房政治上執政導向的一個基本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在小產權房上，究竟誰將是受益者，誰會成為“受損者”，非常清楚明了。核心的問題，就是政府相關部門出臺的一系列規定和政策，究竟是站在誰的立場，為誰服務和牟利，同時又漠視誰的基本權利。
胡錦濤主席在最近的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再一次強調：“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用這樣的思維來分析當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和住房政策導向是否正確，是非就再簡單不過了。
建設部和各級地方政府，是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的直接責任人和首要的問責對象。但九年“房改”下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買不起或改善不了住房條件的居民已高達城鎮居民總數的七八成左右，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成為僅僅為少數人服務的“官商富市場”，住房問題也已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如此的結果，人們不僅沒聽到建設部和地方政府高官對公眾說一聲“對不起”，向公眾做過任何檢討，表現出那么一點點的問責或自責之心，反而卻是“理直氣壯”的對高房價壓迫下的民間“思變之舉”不惜各種手段進行打壓。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建設部長就“超職權范圍”的質疑起個人合資建房的集資“金融風險”問題；此次對小產權房建設部再三以“風險提示”的形式勸阻市民購買。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的那么多問題，不見建設部拿出一個“可以取得實效的調控措施”來，出臺一個可化解當前中國住房矛盾的解決之道（新的住房模式），反而對老百姓的一次又一次的“思變之舉”大肆打壓呢！ 作為一個“執政為民”的政府部門，為什么一方面對民怨沸騰的、被老百姓公認為“新三座大山”住房問題無所作為，對深受開發商暴利盤剝的老百姓生活質量大幅下降麻木不仁無動于衷，甚至還和開發商特殊利益集團“里應外合”，一方面又竭力壓制民間在住房改革上的創舉呢！核心的關鍵，就是這些政府部門的高官，是真正的“以民為本”，還是地地道道的“唯商是瞻”！就是我們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導向，是不是被開發商特殊利益集團所“俘獲”！
從“合情合理”到“合法合規”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民間的“思變之舉”應成為住房新模式的重要參考
每一次對現有房地產模式上的“突破”，如個人合作建房、單位集資建房，以及這次的“小產權房”，都是現有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錯誤導向的壓迫下，不得以而為之的行為。試想一下，如果普通市民在現在的房地產市場可以買到非暴利的、和中國人工資收入水平比價合理的真正的“普通商品房”，又有誰會冒著被政府部門處罰、甚至沒收的危險來鋌而走險買這些“名不正”的住房呢。
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第一要務”，應該是使人民買得起、住得好房。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政府不能為公眾提供應有的住房福利，是一種行政的不作為，要被公民訴訟到法院當被告的。如在法國就有“可抗辯居住權”。相形之下，中國的相關官員“做官”實在是“太輕松”了。不僅在人民住房權利保障上的失責無人追究、問責甚至是彈劾，而且對政府失責下的“民間創舉”還有“勇氣”大肆打壓，這只能是政治文明長期滯后的惡果。
一個“執政為民”的政府部門，對任何一次民間“新的創舉”，都應該從正面進行深深的反思和問責，多從普通大眾的角度多想想“為什么”，多從執政黨的黨綱和行動綱領等方面想想“怎樣才能使人民滿意”。而不是為了維護開發商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為了部門和官員自身的利益，為了掩蓋行政的重大失責，而拼命扼殺一切“創新”和“變通”，把老百姓的一切“自救措施”都視為“洪水猛獸”，想方設法“趕盡殺絕”。到最后，被人民拋棄的，只能是那些“總是以人民利益為敵”的胡作非為的官員。
對執政者來說，“民富則易治、民有產則畏法”，這也是中華歷史久遠的一種統治文化。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從一個千瘡百孔的落后島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它把“居者有其屋”是視為一項基本的國策，建國伊始就大力建造組屋（相當于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并使85％的國民極低的價格就可以享有，使得國民在“樂業”上無后顧之憂。這也從另一個方面提示我們，政府在住房上的核心，就是要“居者有其屋”。對來自民間的住房上的“創舉”，政府部門要做的應該是在引導而不是“扼殺”上；要為其從“合情合理”到“合法合規”、走上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提供政府部門應有的作為。比如說，為了使小產權房盡早合法化，可以在土地出讓和稅費上做一些后補性的工作，而不是一味的沒收或拆除。
小產權房，它打破的不僅是一個被證明是失敗和不健康的市場秩序，同樣也給我們帶來建設一個讓人民滿意的新的住房模式和市場的思考。對于小產權房的業主來說，為了維護自己應有的住房權利，應該主動集中起來和政府對話，形成規模和力量，增加住房上“創新力量”和利益集團博弈的能力和住房公共政策上的話語權。通過對話和博弈，加速小產權房的合法化的進程。
總之，討論小產權房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當開發商主導的房地產市場“大產權房”已經成為老百姓望而生畏的“奢侈品”的時候，當現有的住房模式已經成為城市社會中最大的不和諧因素的時候，小產權房的出現，為我們打破舊有的失敗了的老模式，創造一個符合中國國情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新模式，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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