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里的合作社

她不愿意拍照。

幾經動員，她還是不愿意走到指定的位置，說這是作秀。

她話不多，說話的聲音不大，在說到自己經歷的時候有點不好意思；總是帶著笑，謙遜中有點羞澀。不過她不是沒脾氣。2004年修渠的時候，她讓一個說風涼話的釘子戶“滾出這個村子”。

她是鄭冰，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寨子村人。3月24日上午，她坐在村西頭合作社的天臺上，穿著一件黑色開領上衣，淺紅色的圍巾松軟垂下，頭發在后面打了個結。身后綠油油的小麥隨風搖曳，成片的桃樹、梨樹、杏樹正含苞待放。陽光灑在臉上，她一臉愜意。

從1998年起，鄭冰已在這個村里“折騰”了14年。如今，她是蒲(州)韓(陽)社區(農民協會)的理事長。這個協會下面有28個合作社，覆蓋了蒲州和韓陽鎮的43個自然村。

爭吵引發的事業

如果不是跟人吵了一次架，鄭冰可能至今還在附近的鄉村小學教書。

那是1998年的春天，正是給蘆葦施肥的季節。前一年冬天，鄭冰的愛人謝福政在離寨子村1000米左右的黃河灘上，辦了一家“科技服務中心”，賣化肥農藥。

鄭冰怎么看這個名字怎么都覺得不對勁。“你又沒給大家提供科技服務，憑什么叫這個名字？”她跟愛人商量，要么把這個名字改了，要么除了賣肥料，還得把技術講給老百姓。

鄭冰出生在一個家教甚嚴的家庭。父母給鄭冰最多的一項教育，是做人一定要是非分明。她說，這十多年來她做的很多事，都與要掰扯清的是非有關。

丈夫謝福政覺得她是多此一舉。“賣肥料就賣肥料，還搞什么技術培訓！”7年后，謝福政被選為小寨村主任，連任至今。他與鄭冰之間的爭吵，也延續至今。

這一天，有一個叫蘇長業的村民來買化肥。兩畝半的蘆葦，他要買800塊錢的化肥。鄭冰告訴他，這些地300塊錢的化肥就夠了，多了也是浪費。蘇長業急了：你賣化肥的還嫌我買得多？他從兜里掏出800塊錢，甩在那兒，說，我有現錢，不賒你的賬！

蘇長業受不了鄭冰的“教育”，大吵一架之后，氣呼呼地走了。

這 種因無知而帶來的執拗的浪費，讓鄭冰萌生一個念頭：請一個專家來，給農民做一次技術培訓。她讓化肥廠牽線，請來了兩位老師：一位是西北農業大學的，一位是 運城農學院的。為了避免冷場的尷尬，她事先聯系了村里的80多口人來聽課。但農民的熱情超出了預期。到培訓開講時，共來了400多人。

培訓的效果出奇地好。培訓結束后，很多人建議多搞幾次這樣的活動，至少，春夏秋冬應該各有一次。但這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思來想去，1999年元旦，鄭冰辭掉了小學老師的工作。此時，她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待了13年，轉正在即。

跳舞與村風

在培訓過程中，鄭冰發現一個現象：有些家里是婦女過來聽課，但她們回家不敢做主，男的怎么說就跟著怎么做，培訓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鄭冰意識到，這是觀念的問題。但怎么改變呢？

2001年，鄭冰去了一趟武漢。她看到有人在街上跳舞，秩序良好，神采飛揚。她很羨慕，決定回去也組織村里人跳舞。

寨子村村民牛淑琴說，鄭冰對美的東西有一種天生的向往，時而會成為她做事的動力，也讓她做的有些事，充滿浪漫的色彩。有一年，丈夫謝福政送了她一個“愛你一萬年”的小桃心，她說，“這幾個字我不認識，你給我說一遍。”

鄭 冰請市里的婦聯幫忙，請來了一位幼兒園的舞蹈老師教大家跳舞。鄭冰事先組織了24個人，分成4個小組，選出了6個帶頭人，李金絨和牛淑琴是其中的兩個。但 眾目睽睽下，大家扭扭捏捏，跳不起來。人群里開始有人說風涼話，有人甚至稱她們為“女流氓”。鄭冰非常氣憤，說我們扭個健身秧歌，怎么成流氓了！城里人跳 舞就叫瀟灑，村里就叫流氓。不行，我們非跳不可。

牛淑琴說，在農村，話語權往往掌握在兩類人手里：一類是強勢者，另一類是造謠者。其他的人或礙于情面，或出于自保，很少有人挑戰這一權威。所以，村里人往往是非不分。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和這些現象的互動和較勁中不斷往前走。

跳舞堅持了一個月，輿論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些之前說風涼話的人也加入進來。一位圍觀的外村人評價說：“這些女的沒有白活。”

跳舞還收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緩和了家庭矛盾。一個過去經常挨罵的男人對鄭冰說，現在回家，媳婦不罵他了。“女的難道天生就愛罵丈夫？她就是活得不痛快嘛！”

慢慢地，有些老年婦女也加入進來，婆媳矛盾也緩和了很多。

與城里人工作與生活能夠區分不一樣，農村的家庭生產與生活都在一起。一家人長期守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彼此缺點容易發生碰撞，也就容易無事生非。李金絨說，以前，過幾天就會有一家干仗。這些事情像瘟疫一樣，容易在村里蔓延，給那些心有芥蒂的家庭埋下沖突的種子。

這 次“無心插柳”的收獲，讓鄭冰以后在做事時，都會試著和村風聯系起來。2009年5月，在北京富平學校的支持下，永濟市小額貸款公司在小寨村落戶。雖然合 作方有放貸量的要求，鄭冰還是堅持把村風納入放貸的標準。比如，她不會貸給打麻將的人，也不會貸給家里收拾得不整齊的人。在她看來，這些都是看不見的誠 信。“閑散時間你都不把家里收拾干凈，怎么能證明你講誠信！”

對孝敬老人的鑒別則更為細致。比如，看你叫不叫老人爹娘；到冬天，看你蓋的被子重，還是給公婆蓋的被子重。“有的老人被子10多年都不換棉花，能說你孝順嗎！”還要看你給不給老人買新衣服，給不給老人做壽。“不給老人做壽，給孩子過生日就沒道理。”

“真正的認證是人心里的認證”

對鄭冰來說，這些既是人道，也是商道。

紅 娘手工藝是協會成立較早的合作社，它的第一筆生意是生產200個包。大家做得很用心，覺得比樣品做得還好。但鄭冰在檢查時，發現有28個包做得不是很到 位，要求他們返工。工作人員很委屈，說我做這個活比做家里的活還用心，為什么還要吹毛求疵！這件事對鄭冰觸動很大，她為此專門開了一個討論會，討論“用心 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一個標準”。結論是：既要用心，又要有標準。

在鄭冰看來，看不見的標準更為重要。“比如菜有沒有用藥，客戶可能看不見，我們的要求是，不管你看不看得見，我們都要做，做到良知上確實不用藥。這個是看不見的信任。”

鄭 冰的這個要求，在有機農業上體現得更具體。在她看來，有機農業不僅僅是不用農藥化肥，還要先讓土壤變得有機。有機農業聯合社負責人李金絨曾在20里外的一 個村莊里，看到過一塊被破壞的土地。這塊顏色暗紅的土地，與過度使用化肥農藥有關。為此，鄭冰要求參加合作社的農戶要把土地深翻。這樣不僅讓土地透氣，也 把土壤深處的害蟲挖出來，在嚴寒的天氣被凍死。

在施肥和管理環節，農戶之間會形成一種相互監督。“農村是一個沒有秘密的地方。誰上了農藥 化肥，馬上就有人知道。”為了服務農戶，以前位于黃河灘的農資店，已經發展成4家連鎖店，都已經加入合作社，主要銷售有機肥。在農機店的顯要位置，掛著化 肥農藥如何危害人類和農作物的宣傳畫。

銷售環節，最難控制的是造假。寨子村一位村民說，以前的小商小販，當著農戶的面就往蘆筍里摻泥加水，農戶就覺得造假能多賣錢，想出的招五花八門：往棉花里加磚頭、白面、石灰；桃樹今天剛打完藥，客商明天來了，馬上就下桃裝箱。

鄭冰對造假的態度是：發現一個，不管之前是否有合同，堅決不收。去年，合作社有800多戶種了棉花，說好了要去收，有人就開始摻水。鄭冰把這些棉花拿出來，跟其他的棉花一對比，真相馬上大白。這樣的事情發生后，馬上就會在社區公開，對其他的農戶是個震懾。

鄭冰說，真正的生態產品不是一個商標。以前香港的合作伙伴問她要不要認證，她說不需要。“我覺得真正的認證是人心里的認證。”

要錢還是賺錢

為了把合作社“做實”，鄭冰放棄了政府多次拋來的橄欖枝。

鄭冰出名后，永濟市曾在寨子村開過現場會。市委書記和市長號召各部門給予支持。市長說，這個事，要落實在年終的政績上；市委書記更直白，說掙個十萬八萬不嫌多，三萬五萬不嫌少。

領 導的這番表態，在合作社內部引起了波動。有人說，鄭冰，你應該到外面要錢去。也有領導偷偷給她做工作，說要錢比賺錢快。但鄭冰認為，在合作社還沒有探索出 一條自我生存的道路之前，跟政府要錢弊大于利，它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干預。由于在這個問題上爭執不下，有些人離開了合作社。

2009年，又遇到了類似的問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2007年7月份生效后，各地都出臺了一些扶助措施。當時在村里做主任的丈夫帶來了一個消息，一個村只要報5個合作社，就能給錢。此時，鄭冰旗下已經有了28個合作社。

像 遇到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時一樣，鄭冰召集大家討論。她說，我們當初注冊合作社的時候曾說過，用三年的時間，把合作社做好，不行再給兩年。如果到時候能做 好，再說，如果做不好，一分錢不要行不行？有6家合作社當場表示反對，說給錢就要。鄭冰說，如果光知道要錢，就退出。這6家當場退出。

鄭冰說，她不是反對國家給政策，但她認為要錢不是一個正確的路子。“注冊一個合作社太容易了。五個身份證，再加不到100塊錢，就行了。難的是找到一條發展的路子。這時候不能有依賴心理。”

不要政府的扶持，她還有一個顧慮，就是沒法堅持合作社的透明。“不管哪條線的錢，都可能有潛規則。本來5萬塊錢，到你那兒只有3萬了。2萬塊沒了，你怎么公開這事？只有做假賬。而一旦沒有了基本的坦誠，合作社就完蛋了。”

地 方政府還曾經動員她弄一個工廠。“你名聲這么大，干嗎不弄個工廠？！”鄭冰不同意。2004年11月，村里曾經打算以入股的形式辦了一個涂料廠，但由于技 術和管理上的差距，最終沒辦成。2006年、2007年，鄭冰辦了7個工業方面的合作社，也大多失敗了。她對此有一些反思，認為工業非農村的優勢，也非自 己所長，不如專注于有機農業。

今年，社區的有機農業規模將達到3萬畝，效益能有900萬～1500萬元。“你說辦什么工廠能有這么大的利潤！”

“這是100年的事”

但產業鏈的拉長已箭在弦上。去年，香港的合作客商邁思國際希望把籽棉變成皮棉，她就選了一家皮棉廠；對方又希望把皮棉變成紗，她就選了一家紗廠；對方希望扎花，她又找了一家扎花廠。

現在，合作社生產的小麥，已經和運城的饃廠對接起來了。西安的一個養豬場，也過來要買麥麩。鄭冰說，這些農產品上下游的產業鏈，是留給年輕人的機會。

現在，合作社共有60多位年輕人。他們有的是員工的子女，有的是離開后又回來的，也有幾個是從運城農學院招來的。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排斥城市。

1990年出生的梁曉莉，受不了城市里又小又貴的出租房。2010年，她從太原學院畢業后，留在當地一家超市上班。一間不到10平米的房子，租金要200多塊，占了她收入的四分之一。她說，很想念閑置在家鄉里的大房子。

在 寨子村采訪時，記者發現，村民斥巨資蓋起的房子大多空置。在城鄉之間往返顛簸的農民，正在陷入這樣一個悖論中：他們把從城里掙來的錢，拿來在農村蓋房子， 卻又任其閑置；而自己在城市里的居住條件又非常不堪。也就是說，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浪費在了農村空置房子的折舊上。

2010年底，梁曉莉接到在紅娘手工藝上班的媽媽的召喚，來合作社上班。在經過最初的磨合后，她目前在辦公室負責檔案和接待，每天東跑西顛，干得不亦樂乎。在她的感召下，一個同學近期也準備投奔過來。

除了梁曉莉，合作社里還有好多“親情配”。而之所以把自己的子女叫回來，用鄭冰的話來說，是為了培養接班人。“農村越做越踏實，肯定有做不完的事。我們覺得，這是100年的事。”

對這些年輕人，鄭冰有三個要求：一、種一畝地；二、有一個合作社；三、跟進一個村。“這是最基礎的工作，要先從這兒做起。”

沒 有工作的時候，鄭冰會要求這些年輕人到農戶家里或地里調研，了解農戶的需求，并把這些信息提供給相應的部門。比如有一家人特別會剪紙，就把他介紹給手工藝 部門，有一家需要種核桃方面的培訓，下一次培訓時就要通知他。鄭冰說，合作社工作人員的時間有80%是在地里，或者農戶家里。“你到地里為果樹剪枝，一邊 剪，一邊和農戶聊，效果比較好。冬天人家在炕上坐著，就看你敢不敢上炕。你要是坐在炕上聊，這個工作就是非常到位了。” ★

(實習生楊昊和張祎喆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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