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到鄉村開展調查研究是“三農”專家的工作需要，往往決定著他們的研究質量與價值，沒有或不經過調查的認知、觀點、判斷、主張無疑是在閉門造車，人們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從咨政建議與服務社會的角度看，調研是“三農”專家的生命。為了發現真正的問題，總結基層的實踐經驗，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三農”問題，包括回應農民群眾的需求，一定是要多做調查研究的。
但是，有些調查研究不如不做，尤其學者專家們的“下鄉游”。不管是農民群眾還是基層干部，他們雖然討厭上級官員的下鄉調研，但是，上級官員起碼能夠給基層帶來些東西，不是項目或資金，包括圍繞著項目的檢查驗收；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比如信訪中的問題，這些東西說實在也很實在，這樣的調研不做，老百姓的問題可能就解決不了，發展就會受到瓶頸與困難。
學者專家們的調研則不然，假大空，至少是抽象的東西太多，包括宏大敘事，其內容離農民群眾的需求很遠。不管是為了課題項目，哪怕是國家級的，還是為了寫論文，出發點一般是各種理論假設，實質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演繹，包括各種模型，比如，X對Y的影響，到鄉村調研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假設，而不是為了發現真正的問題，總結實踐中的經驗。只要理論假設被認為正確了，進而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合理的。其中，研究的宏大敘事更是脫離農民的需求，比如，一些鄉村生態轉型的研究，從宏觀上反思工業文明與城市化甚至現代化，主張生態化，當然是可以的，但是，調研的村莊可能是貧困的，亟需通過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推進并實現發展，為此，可以使用點化肥與農藥，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會太大。再比如，對鄉村“壓艙石”、“穩定器”與“蓄水池”功能的研究，明顯的是一個宏觀問題，包括需要穩住甚至保留住鄉村的生態、文化、經濟等機制，但是農民需要的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凡此種種，學者專家研究的大帽子扣不到農民、農村與農業的微觀問題上，老百姓與基層干部感受不到價值意義，甚至跟他們無關。
同時，在調研方式上，很多都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調研，有的是在上級政府的安排協助下，下發通知，半天一個村甚至幾個村幾個村的過，一個點一個點地看，如果官員這么做還有一定的道理，領導下去就是為了發現、了解與解決問題的，有些問題其實很簡單，現場看一下，當事人幾句話就能講清楚，領導拍板決定了即可，不需要管其它的。但是，學者專家下去調研就不一樣了，他們想了解的問題很多，有的團隊能列幾十上百個問題，同時想著把村里的材料一網打盡，但是，時間很短，特別是在半天幾個村或點的情況下，怎么可能做到做好呢？
請注意，學者專家們提出提到的問題不僅很多是老百姓與基層干部理解不了的，而且不少會被老百姓與基層干部認為可笑、荒誕，進而怎么可能解釋解決問題呢？實際上，“三農”學者專家越來越缺乏常識，越來越脫離實際。
即便如此，“三農”專家去鄉村調研，尤其是學者與教授，基層干部與農民群眾都得接待?。《疑矸菰礁?，名氣越大，接待的場面越是隆重，他們到了一個村里，不僅干部們要悉數參與，甚至還要組織群眾列隊歡迎。這些都需要成本??！場面需要布置，干部與群眾的務工補貼需要支付，有的還要招待吃飯。問題是：學者專家下鄉調研，并不會遭受紀檢監測部門的管束。
由上，“三農”專家學者的下鄉調研其實遠遠不如官員們的調研對農民與基層有益，或者說更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更是在消耗鄉村的人力財力物力與時間，如果不是為了別的什么的話，鄉村憑什么歡迎“三農”專家來調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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