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看到《農村的耕地拋荒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今日頭條：2025-03-22 08:28·品史悟事兒）一文。文章分析了耕地拋荒的直接原因。
文章認為現在耕地所以拋荒，是因為農民種地不劃算。“種子、化肥、農藥價格年年漲，一畝地種水稻一年成本1000元，收成1200斤稻谷（按1.3元/斤），收入約1560元，辛苦一年凈賺500多元。而進城打工，一個月賺3000元很輕松，兩個月抵種地一年。”于是，農村出現年輕人跑光，而老年人體力跟不上，只能種點蔬菜自給，大片耕地拋荒便成為必然的了。文章分析“深層矛盾：小農經濟模式（人均一畝三分地） vs 現代農業需求（規模化、機械化）。”
這個分析是比較客觀的，是符合實際的。
一
還在我讀初中的時候，學校組織我們到當時的江蘇丹陽連湖農場參觀。在上午10點多我們到農場時，看到麥田里的大型聯合收割機正在收麥子。那是百畝的大田塊，收割機的寬度與垅寬相同，一趟收割一垅；在收割機作業的同時，有卡車在旁邊垅上與收割機平行，收割機把麥子通過管道把麥子輸出到卡車車廂內，然后直接拉到曬谷場上。到我們12點左右離開農場時，200畝一塊田的麥子已經收好了。在農場訪問職工，了解他們的情況，知道他們農場的職工平均每年種植的田畝數當時已經達到百畝以上。那時我們這里（江蘇武進，與丹陽相鄰）平均每個社員每年種植的田畝數只有幾畝地，少的3、5畝，多的也只有6、7畝地。為什么同樣是蘇南地區，公社社員與農場職工的勞動生產力水平相差這么大呢？
一，農場是化學除草，而當時公社生產隊還是人工除草；
二，農場是化肥為主，生產隊是人工積肥為主，輔之以少量的化肥；
三，農場是使用農藥治病蟲害，而生產隊時，農藥還沒有充分使用；
四，農場是大田塊，大型機械化作業；而生產隊的田塊雖然也在平整后格式化，但仍然只有幾畝地的小田塊，生產隊也只有手持拖拉機，只是實行了機耕，其它除脫粒外還沒有實現全面的機械化。
以丹陽農場當時平均每人每年種植百畝田的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即使到了今天，農民的收入也是不會低于打工人的4、5千元的工資收入水平的。如果是這樣，就不會發生農民種田難以維持自己正常生活的狀況。
二
問題在于，農村的改革和改制，解散了人民公社，雖然土地沒有私有化，但農民卻回到了個體經營。在承包制基礎上的農民個體經濟方式，先是實行了30年不變，現在是仍然要延長下去。
那農民在個體經營之后，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
1，土地的碎片化。本來在土地個體所有時土地就是碎片化狀態，到處都是墳墩頭，而且高低不平。生產隊化大力氣進行土地平整，并所有的棺材挖出來歸堆埋葬，然后是進行了田地格式化、標準化，形成了五、六畝一塊的標準田。而承包制分田，又把這格式化的田塊打碎重新分配。一戶人家三、四畝田，要分為四、五處，真正是土地的碎片化了。
2，從機耕倒退到人翻地，然后是簡化作業。與土地碎片化的同時，本來實現的機耕，因為承包制的推行，變成了人翻地。因為一家三、四畝地，也不可能買一部拖拉機使用，而且個人也沒有這個錢來買機械；于是，大多數家庭開始只好人翻地了。但人翻地畢竟太吃飯，有聰明人想到了不耕地種麥子和種水稻的辦法。在水稻將要成熟收割前一星期，就把麥種撒到田里，到水稻收割時，撒下的麥種已經出了苗。等把稻收上來后，挖個排水溝，乘著下雨時把化肥撒一下，最后把排水溝挖出的土塊斬碎，麥就算種好了。先是種麥子采用了直播法，后是水稻的種植也采用了直播法。這樣做既省了力，又省了機耕環節。
3，從一個生產隊兩臺脫粒機到家家買脫粒機。原來一個有耕地200畝左右的生產隊，隊里有一大（四工位的）一小（兩工位的）兩臺脫粒機就可以了。但是，在承包制個體種植之后，每家都要有一臺脫粒機。三十多戶人家，都要有三十多臺脫粒機。一套脫粒機機械，800元上下。這是分戶單干平空多出來的開銷。在那時一斤稻子不過0.2元左右的價格，承包戶三、五畝地，不知要多打多少糧食，才能平了這筆多出來的開支。
4，糧食產量的增加和投入產出水平的降低同時發展，農民生活成本增加但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難以提高。分戶單干之后，糧食產量是有所增加的。但這與積極性的提高有多少關系？這各個隊的情況不同，難以一概而論。那些原來本來就正常發展的生產隊，其畝產水平事實上已經到了當時條件下的極限；而那些因為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搞得不好生產隊，社員分田之后，產量會有明顯的增加，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在分戶單干之后，更重要的變化是，農民的投入增加了，這才是更重要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化肥的使用上。但是，糧食產量的增加，并不等于農民的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如果糧食的增加引起了收入增加50元，但你的投入成本卻增加了51元，那就會出現投入產出水平的降低。這是就糧食生產本身來說。分田單干之后，農民的勞動力難以提高，甚至降低。
5，人民公社的撤銷，原來保障農民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項目也一同消失。而市場化的改革，農資產品的價格也不斷上漲，這兩個方面導致農民出現了生存危機，從而不得不選擇外出打工。原來的醫院和學校本來是服務性質的事業單位，但在市場化改革之后要求自行增加收入。那怎樣增加收入呢？當然要從農民頭上進行收刮。以醫院看病為例，原來看一個感冒，幾毛錢或幾塊錢，配點中成藥就解決問題。但當醫療把個人工資收入與他的績效相關聯后，醫生當然就要盡量給病人多開藥了。于是，同樣的感冒，幾塊錢可以看好的病，他給你開幾十元的藥，開幾百元的藥，甚至讓你打吊瓶，費用達到上千元。類似的還有孩子讀書，其學習費用也人幾元錢一學期、不斷上漲，到幾十元、幾百元、幾千元，甚至到讀高中時一年的學費要上萬。一方面是維持家庭的生活成本不斷提高，農資物價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生產隊時一個人每年種植的田畝數三、四畝，而承包制下，30年之后幾乎沒有變化。農民的生活成本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的成本不斷上升，但是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卻幾十年不能大幅提高。這一結果，就是農民僅僅靠種田難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需要，于是打工就成為了不得已的選擇。
從1974年至今，50年過去了。那些使丹陽農場達到人均每年種植百畝地的各種條件，包括實現滿足農業機械的工業化條件，包括農藥、化肥充足供應的條件，早已經具備。但是，蘇南地區有農業生產卻不能達到當年丹陽農場的農業生產力水平。
三
以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早在16世紀就產生。從16世紀到我國建國時的1950年，個體的農業生產方式，已經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350年。資本主義從工場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到機器大工業；再從機器大工業；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進一步從資本家的個人獨資生產方式進一步發展到股份制為主的資產所有者的合資形式。其發展的核心變化就是用合作勞動的方式取代個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由資產者的個體生產方式進一步發展為資產者的合資經營方式。把化零為整，把零件組裝成機器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我國從商鞅變法形成農民個體生產方式，到建國時的1949年為止，已經存在了2100多年。如果說只有個體生產才能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我國農民的積極性一直都在充分發揮狀態，但為什么糧食生產一直處于靠天吃飯的狀態呢？根源恰恰在于個體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即使是蘇南這樣的魚米之鄉，說起來是平原，在沒有建立澇能排、旱能灌的灌排系統之前，一場暴雨低洼的地方便是一片汪洋；而要是三、四十天不下雨，同樣只能眼巴巴看著莊稼干死。也就是說，農民僅有積極性，在農業生產基本條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也難以提高農業生產力的。
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建立，事實上為改善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作出了瞪大貢獻。首先是土地的整體化，為平整土地創造了條件；而合作勞動的集體生產方式，形成了勞動力的大范圍的整體性，則為農業水利工程、農業生產的基礎工程的建設創造了條件。以蘇南地區為例，為建立灌排系統，首先要開挖連接長江與運河的縱向大河，然后在縱向大河之間開挖小河，再沿小河每個大隊建電灌站，開掘渠道到各個生產隊。同時把各生產隊的溝塘打通，形成從各生產隊向小河流水的排出通道。很顯然，這樣的水利基礎工程，沒有公有制形成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整體運用，是不可想像的。
事實上，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的體制，也為今后從生產隊過渡到大隊、甚至到公社的規模化發展提供了便利。如果公社的生產也能像丹陽農場那樣實行大型機型的作業，那么，人均耕種面積達到百畝以上，一個大隊幾千畝地，只要有二、三個隊的社員即可滿足，集體經濟規模完全可以擴展到大隊范圍的核算；可以余下的人員則可以從事經濟作物和工副業生產；如果大型機械化的發展使農民的勞動生產力水平有更高的發展，那么，集體經濟的核算規模則可以進一步擴大到公社范圍。
農業機械化水平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土地的整體性，原來形成的自然村落，必然會被重新規范的的居民點所代替。當集體經濟發展到公社范圍時，那公社所在地隨著新的居民點的形成，成為新型城鎮，農村的新型城鎮化也就真正變為了現實。
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確實艱苦，而且也不富裕。但這里的原因其實很明顯，那就是因為人民公社時期是我國農業從原始種植狀態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的轉變過程中。從農村通電到農村排灌系統的形成，從平整土地到化肥、農藥和良種的使用，從人工翻地或牛耕地到機耕的變化，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勞力投入和資金投入。處于創業時期的農民需要艱苦奮斗這是難免；與此相關聯的另一個原因是人民公社恰恰是我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間。從1956年到1983年的二十多年增加了4億人，相當于當時世界上又多了一個人口大國。人口的快速增加自然稀釋了集體創造的勞動成果。人民公社時期也是整個國家的創業時期，我國工業化的實現也需要農業的大力支援。這三方面的特殊情況，導致了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升。一般的人，難以區分集體經濟的優勢與人民公社時期特殊情況，許多人把人民公社特殊情況造成的結果形式與人民公社的制度綁在一起，以此為否定人民公社體制。這就是許多人要否定人民公社體制的原因所在。
人民公社是一個從原始農業到現代化農業的發展過程，它有創業期和收獲期的區別。事實上，到了1976年之后，農業已經開始機械化，農村的社隊企業也開始發展，農業生產機械化的實現和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是我國農業和農村進入新階段的標志。在解決了我國農業靠天吃飯的問題之后，隨著化肥、農藥、良種的擴大使用，我國農業的發展事實上已經開始向收獲期過渡。
但令人遺憾的時，恰恰是在這個過渡時期中止了人民公社的發展進程。承包制的推行及人民公社的撤銷，使農民又回到了個體生產方式。
四
為什么蘇南地區有農業生產卻不能達到當年丹陽農場的農業生產力水平？根本問題就在于失去集體經濟這個載體。
農村的土地到今天為止，還是集體性質的。但是，我們所進行的一系列做法，卻是適應私有制的做法。我們的理論家并不也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上是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他們只知道用傳統的產權理論，即所有權與使用權理論來解讀農村的承包制。因而在承包制的基礎又搞了確權的辦法，從而把使用權當作所有權來操作，形成了不是私有制的私有制。使用權的固化，導致了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私有化存在。這是拆了機器用零件的極限做法！
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都講發展生產力。而分工基礎上的專業化協作正是發展生產力的基本辦法和途徑。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產權學者們做得最做的事，就是把本來是專業化協作的集體生產方式進行拆解，從而不斷地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個體生產模式。
把人民公社解散，把集體生產的生產隊拆開，變成一個個的家庭經營；把鄉鎮企業私有化，本來是一個企業的骨干人物紛紛自己辦廠，變成了一個個的微小企業；這種變化對于農民的影響是根本性的。
農村改革和改制來農民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農民和農業逐漸為市場經濟淘汰的過程：當農民獨立面對市場時，個體生產者的劣勢就變成非常明顯：你辛辛苦苦把一條豬養大，賣給斬肉的，你大半年養豬的辛苦的收獲還不如斬肉的一、兩天賺的錢多；當農業生產本多利少時，農民的種田收入難以維持正常生活，于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成為必然趨勢，農村空心化越來越嚴重；而當農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時，耕地拋荒也就不奇怪了。于是，一個有著14億人的人口大國出現了一方面大量進口糧食，另一方面卻出現了耕地拋荒的奇特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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