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鄉(xiāng)村振興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的戰(zhàn)略，把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落到實處，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抓手。誰是鄉(xiāng)村振興的主體？鄉(xiāng)村發(fā)展的前景是什么？《鄉(xiāng)村紀事》的作者們扎根基層，以集體調研、集體寫作的方式深入研究集體村莊，全景展示了發(fā)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7個案例，也為當下推進鄉(xiāng)村振興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參考。本號將陸續(xù)推出《鄉(xiāng)村紀事》部分章節(jié)，敬請關注。
本文節(jié)選自《鄉(xiāng)村紀事》第三章《山溝里的華西村——大壩村集體經濟的發(fā)展》。但是不同于華西村的“高起點”，大壩村有著較長時期的單干歷史，水土資源缺乏、地理位置偏僻，2000年人均收入不足一千元。節(jié)選部分呈現了大壩村如何從分散走向合作，又是如何在金刺梨產業(yè)運營中，探索出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管理方式。
2012年，時任大壩村書記的陳大興在華西村學習后，總結了三點華西經驗，即“要發(fā)展團隊精神，要選準產業(yè)，下了決心就一定要干到底”。為了組織起渙散的村民，大興書記和村兩委帶頭做了大量的工作。種植金刺梨就是由大興書記帶頭先試種，再動員村民合作種植的產業(yè)之一。這一產業(yè)并非一帆風順，但是在收購價下降時，大壩村民并沒有放棄合作，而是通過延長產業(yè)鏈，將收益留在村內。這樣一個行動力強、凝聚力強的村集體也獲得了上級的關注，撬動了外部資源。
在確保公平性方面，合作社主要以土地入股，通過分紅縮小村民分化；按小組承包果林，控制組間和人均承包的差異；以管理株數為基礎計算勞動量。大壩村的合作化之路不斷經歷著市場波動、管理調整和人員變動，但始終堅持著抱團發(fā)展，從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村民加入，形成了良性的循環(huán)。
作者｜嚴海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高等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村發(fā)展、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業(yè)轉型等）
高明（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系，主要研究方向為新工農文化分析）
丁玲（安徽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集體經濟、農政變遷）
第三節(jié) 走向合作：
在帶動下起步、在波折中堅持
分散的農戶是市場汪洋中的一條小船，不僅自身難保，也沒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今天農民合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幾十年間農民的分散、分化和資本下鄉(xiāng)也使得農民合作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所幸的是，大壩村貧富分化問題并不突出，村莊沒有難以克服的勢力爭斗和派性紛爭，也沒有“遭遇”資本下鄉(xiāng)。在大壩村，這些常見的壓制和分解農民合作的障礙都沒有。大壩村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是幾十年來村民養(yǎng)成的散漫習性。
不過，雖然大壩村經歷了幾十年的分田到戶，但村民和村民小組的集體觀念還沒有銷聲匿跡。現在大壩村沒有個人的林地。在20世紀80年代，大壩村自留山1000多畝天然林地都分到戶了。老百姓為了獲得柴火，不久就將林地的樹木基本砍光了。有村民意識到了植被破壞的問題。1988年，馬槽小組自發(fā)開會，集體討論決定收回馬槽小組村民的林地。其他村民小組看到馬槽小組的山上長出了樹，就自動不上山砍柴了。20世紀90年代村委會介入，把各個村民小組的林地集中收回保護。村主任盧正學說：“按我們這里的習俗，‘六月六’會有個火把節(jié)，全部村民都參加。在這個火把節(jié)上，村委會（干部）宣布不準砍柴了，口頭上一講（大家）就遵守了，個別人違反就罰款。”
大壩村如何受到啟發(fā)走合作化的道路呢？2012年7月，村支書陳大興去華西村學習，這次參訪使他感到相當震撼。他回憶說：“最幸運的是吳仁寶老支書單獨跟我談了半個小時。”回來后，大興支書就組織村“兩委”開了一周多的會，分享學習經驗，村“兩委”順勢討論了村子未來的發(fā)展。支書坦言：
開始大家都不相信我們國家有這么富裕的村，以為我講的是假的。2012年華西的人均分紅就達到8萬元，我們村才只有1980元左右。我把在那邊買的碟子放給大家看，他們才相信。我提出合作發(fā)展以后，大家都同意，但是都在觀察。因為我們那時沒有錢。那時我們是省級二類貧困村，相當窮。我們開了一個多禮拜的會，才確定下來成立合作社。
如何走好合作化的道路？大興支書總結了三條華西經驗：要發(fā)展團隊精神，要選準產業(yè)，下了決心就一定要干到底。
歷經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屢試屢敗后，金刺梨種植終于成為大壩村選定的產業(yè)。金刺梨原來只是野生的，被一位林場場長無意間在山上發(fā)現，后來上報給貴州農科院。該農科院培育了300多株金刺梨苗。大興支書較早發(fā)現了野生金刺梨馴化后的價值——含有人參皂苷、病蟲害少、糖分高、產量高。
2008年大興支書開始試種金刺梨，把300多株金刺梨樹從林場移栽到村里，在辦公室后面種了20畝。接著其他村干部也開始試種。他們將當地林場因山火荒廢掉的地承包過來，發(fā)動十幾個黨員帶頭種金刺梨。2011年果樹開始掛果，當年價格為每斤25~30元。按照平均畝產約245斤計算，效益相當可觀。但是大興支書并沒有趁高價趕緊出售。為了打消村民種植金刺梨的顧慮，他搞了推廣會，請上級領導和相關主體免費試吃。
推廣會后，不少商販來到大壩村購買金刺梨，每天帶來3萬~4萬元的收入。村民們改變了態(tài)度，主動來向村委會要苗。這時候，村干部見時機成熟，就召開村民大會，籌備建立合作社。
我們問大興支書：“動員老百姓難嗎？”
大興支書回答：
難。改革開放多年，村民心散，不理解這些事，以為承包給他的永遠是他的。所謂“金不調，銀不換”。2012年我們動員村民加入合作社：一是長期叫他們一起開會，看新聞，給他們看人家做得好的；二是村干部白天沒時間，晚上去村民家做工作，給他講道理，凌晨兩三點才睡。當時給大家開會，做了一個比喻：改革開放是，大家沒有吃的，把土地分給大家是讓大家種，糊到一張嘴。現在吃不是問題了，（問題）是要發(fā)展。發(fā)展呢就要抱團，你才能夠做大做強。如果靠自己一戶做呢，你有多大本事都做不到。靠土地來吃飯是正確的，但要致富很難。只有把土地集中起來，能做土地的就讓他做土地，不能做的就做其他。你一戶100畝可以做好，幾畝就無法富。
2012年合作社注冊的時候，全村共3個村民小組，150戶，其中有120戶入社。每戶出10元入社費，主要以土地入股。入社的土地不一定都是村里原先的承包地，可以是村民自己后來的開荒地，或轉包的林場地。入社的村民有分紅，但是沒有土地流轉費。入社工作公開透明是集體經濟運行的良好開端。為了確定土地入社方案，村里當時開了一周的會，反復討論。為確保入社土地測量公平，村委會從當時3個村民小組中各選了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進行監(jiān)督。2012年年底，所有入社土地完成了丈量。
金刺梨樹前三年不掛果，但合作社卻需要購買苗木、化肥，還需要支付人工費用。村委會主動承擔了前期解決資金問題的任務。第一年，村委會從林業(yè)局爭取到了100多萬元的項目資 金，以解決資金問題。第二年、第三年，村委會在信用社貸款共計80萬元。
第三年金刺梨樹開始掛果了，市場卻變臉了。2015年，由于周邊種植金刺梨的地區(qū)多了，金刺梨價格降到兩三元一斤。村干部們召集合作社成員開會，有的人提出干脆重新把地分了，各家自謀生路，還有的說砍掉金刺梨樹種別的作物。大興支書回想當時說：“第一，我們好不容易才抱團，分下去了我們不就白干了這幾年？第二，我們可以搞深加工，這樣會比常規(guī)農業(yè)的價值翻好幾倍。”
瞬息萬變的市場倒逼大壩村開始走三產結合的道路。在村委會領導下，2015年合作社創(chuàng)建了果酒加工廠。當年，加工廠生產了400多噸金刺梨果酒，老百姓獲得了分紅。2017年，上級政府幫助協調資金，準備在大壩村籌建大酒廠。大酒廠預計投資1.6億元，截至2017年底已經投入6000多萬元。
上級政府對大壩村的“大手筆”投入，并不意味著大壩村的集體化是自上而下的“奉旨合作”，而是因為大壩村最初內生的（集體化）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后，獲得了上級政府的關注。大壩村干部坦言：大壩村在2012年籌劃集中土地搞合作社的時候，上級政府并沒有關注。上級政府注意到大壩村也是因為“一個不完全是偶然的偶然”。大壩村在走集體化道路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對村莊的統(tǒng)一規(guī)劃。結合當時的政策，大壩村在2013年引導村民建了28棟外觀比較統(tǒng)一的房屋。2015年，大壩村所屬區(qū)政府為了給貴州“美麗鄉(xiāng)村”建設全省觀摩會選點，看到了大壩村的村容村貌，就決定加大對大壩村村內道路和綠化的投資，最后大壩村成了省級新農村示范點。
大壩村村委會的組織能力也很突出。雙堡鎮(zhèn)黨委書記全優(yōu)說，大壩村的村委會在雙堡鎮(zhèn)的15個村里表現很突出。有一些村莊抱怨鎮(zhèn)政府扶持大壩村，全書記的回應是：“咱們做個試驗，現在你們都通知下去，明天上午8點全村黨員開會，哪個村能夠像大壩那樣把會開起來？”
正因為轉變思想開始走集體化道路，以及村“兩委”的“給力”，大壩村以內生動力撬動了更多的上級政府的支持。大興支書在大壩村合作化的意義上想得很明白：
我們村這種模式解決了收入差距的問題，因為村民有股份。以前田是給有能力的人做，幫他做工的一邊打工一邊把錢花完了，賺不到什么錢。很多村是把土地流轉給公司……老百姓沒有分紅，賺多少都是老板的……時間長了，老百姓醒了，（覺著這樣）還是不行。
第五節(jié)：
勞動管理如何兼顧公平與效率？
在如何安排金刺梨林的勞動管理上，合作社有過不同的嘗試。這些嘗試給我們展現了合作社是如何處理“兼顧公平和效率”這一經典問題的。總體上，這些嘗試以2016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注重公平，但存在勞動積極性不好調動的問題。而第二階段采用了組團承包金刺梨林管理的方法，較好地實現了公平和效率兼顧。
金刺梨林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1）施肥：第一年用雞糞上底肥，第二年用雞糞追肥，到第三年開始掛果后，每年用復合肥追肥一次。（2）剪枝：需要分別在每年的4月、7月和摘果后剪3次。（3）割草：需一年進行3次，用打草機打碎，就地做肥。此外，每年年底還需要大量的勞力摘果。
一、杜絕比懶競賽，組隊承包管理
外出打工的農戶、在合作社上班的農戶以及家里土地比較少的農戶大多把自己的金刺梨林交給合作社管理。而有20~30畝土地的農戶往往更愿意自己管理金刺梨林。結合這一情況， 2013—2015年，合作社對金刺梨林進行集體分組管理。合作社原則上保證每戶有一個人在合作社工作，但并非所有農戶都愿意參與。2013年到合作社報名管理金刺梨林的有68人。合作社將他們編為7組，每組大致10人，每人每月工資2400元。對于摘果，合作社按照小組總采摘量另外支付勞務費，費用平分給組員。但拿固定工資、在組內平分摘果報酬的辦法仍然有吃“大鍋飯”的弊端。
劉大成2015年8月進入合作社，負責勞動管理。他回憶道：“當時安排他們一起去鋤草，但是因為人太多，有人偷懶；合作社這種搞大集體的方法，老好的干活使勁兒，奸猾的就偷懶。”也有其他人提到：“小組的工作上不去，如果組里有懶人的話，會把其他人也帶壞。”
老會計杜貴成的看法或許更理性。他認為這并非集體勞動本身的問題，而是管理問題。一是本村的人情面子文化，導致管理人員管理時不能說得太重。二是沒有正面的勞動競賽宣傳， 且集體勞動的公平管理立不住。兩個因素疊加產生了懶人的溫床，滋生了比懶競賽。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經過村民大會討論，合作社將勞動管理方法改為計件制。村民組隊承包金刺梨林管理，按照管理金刺梨樹的株數來計算管理收入，按照摘果的重量計算摘果收入。合作社跟組長簽管理合同，一個小組內的人相互監(jiān)督。劉大興從一開始就在合作社里參與管理金刺梨林。2017年，1953年出生的他雖然已經年過花甲，但仍然是干活能手。談起合作社里勞動管理方法的變化，他說道：“剛開始規(guī)定60歲以上的不要。當時我61歲，進去干活兒，人家也沒說什么。只要你肯干，年紀大些也沒關系。但是合作社認識到這是個問題，所以2016年合作社把金刺梨（林）劃片，叫人組隊來承包。”
2016年勞動管理方法調整后，合作社主要有兩類勞動者：一類是與合作社簽一年勞動合同的、拿月工資2400元的工人；一類是與合作社簽果樹管理承包合同、按照管理株數計算工作量的人，他們拿每年每株12元的管理費和年底的摘果費。這兩類勞動者都由劉大成來管理監(jiān)督。2017年，合作社有21人拿月薪，56人承包金刺梨林管理。56人如何承包金刺梨林管理呢？如何公平地分配要管理的地塊呢？合作社有自己的原則和辦法。
首先是清點2000多畝土地上每個地塊的金刺梨樹株數，為承包管理和核算勞動量打下堅實基礎。從2017年初起，劉大成就帶人清點金刺梨樹，他談道：
每家每戶有多少株、在什么地方，我們都有記錄。每年正月一上班就數金刺梨（樹），要花半個月的時間。清點的時候，死掉的要除去，新近補栽的，還不能立即登記，因為長勢還不穩(wěn)定，不一定成活。平地還好清點，山坡上就很困難了。所以村里不管哪一片的金刺梨（林），我都很清楚。這個記錄有正副兩本，每一組記錄都有承包組長摁手印。
我們翻看了合作社的清點記錄。小小的筆記本上清清楚楚地記下了承包管理的土地歸屬哪一戶，以及承包的地塊上的金刺梨樹株數，和56人管理的金刺梨林的詳細情況。近20萬株金刺梨樹，能清點得這么清楚，劉大成這個平凡的合作社干部做起這些來，舉重若輕，令人敬佩。
二、以計件為基礎，兼顧公平
合作社的另一個經驗是在計件制基礎上充分兼顧公平，盡量讓想干活的人都有活干。金刺梨林管理工作的分配，在操作上是以路為界，劃片承包，但遵循公平原則，合作社對各組每年的承包量做動態(tài)調整。劉大成說：“比如說去年你管了4000株，如果今天報名人多了，那么你就只能管3000株；如果這一個坡有6050株，你有兩個人想包，我就說你倆包太多了，會叫你們再找兩個人。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相互之間差不了三五十株。”
在記錄里面，我們隨機抽查2016年兩個小組承包的情況：劉大興名下有6543株，組內有四人；吳根伍有2624株，是兩人一組。兩組人均相差300多株。劉大興組承包的比較多有特殊原因。當時合作社把要承包的土地劃成三大片。雖然劃片時合作社清楚這三片的金刺梨樹總株數，但是并不知道每一片的株數。兩位組長通過抽簽決定各自承包哪一片。劉大興組干了兩個月后，合作社才去清點金刺梨樹，那時才發(fā)現他們承包的太多了。
各承包組內如何分配管理株數？劉大興組是按照出工天數計算并分配的。他說道：
我們干活最“狠”的4個男的組成了一個隊，太陽大都不怕。我們不是親戚……我們承包了14 000株，平均每人3500株。在小組內，我們是按出工數記工，進行收入分配。雖然我是組長，但是我也是跟大家一樣，按工參與分配。小組內有人做不好，我可以叫他走。組隊的時候，我們愿意要勤勞的。去年我們4個人一共收了8萬斤果子。
2016年只有少數農戶自己管理自己的金刺梨林。2017年在外打工的人聽說有人管理金刺梨林賺錢多，也想回來承包管理金刺梨林。2017年管理金刺梨林的一共有56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家管理自家。記錄本里只管幾百株的便是此類情況。
劉大興也證實了合作社對每人承包管理株數的動態(tài)調整情況：
去年（2016年）果子豐收，我們承包金刺梨（林）的人賺得多，因此今年有很多人要承包。合作社就讓大家自己管理自己的金刺梨（林），如果想多管理，就自己跟戶主談，談好后到合作社登記。今年承包的，大多數是個人承包自家的。我還是帶了一個小組，是4個人，有我兄弟的媳婦，我的兒媳，還有一個堂妹子。她們沒有個人承包，是因為她們沒有管理金刺梨（林）的經驗。而且因為我以往管理得好，村委（會）認我，也放心交給我管理。今年我們4人管理6543株，平均每人1635株。今年承包的人多了，所以合作社沒有這么多金刺梨（樹）分給大家管理，而且我今年風濕腳痛，所以也做不了多少。
合作社每年分幾次向金刺梨林管理小組或個人發(fā)管理費。如劉大興所說：“去年（2016年）我們按季度發(fā)管理費，今年改成4個月發(fā)一次。”這并非如我們開始所想是為了監(jiān)督管理成效，而是為了方便合作社資金流轉。因為金刺梨林改為承包管理后，各組組內互相監(jiān)督，按工計酬，劉大興說：“哪怕是親戚，干活都很賣力，沒有出工不出力的情況。”訪談中，沒有人提出存在金刺梨林管理不善的問題。
合作社根據管理株數而非最終產量來計算勞動量，有其合理性。因為影響產量的因素是多重的，比如地塊“肥瘦”，僅僅以產量來計算勞動量對承包人不公平。這種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管理制度，提高了村民的勞動積極性。以摘果為例，2014年之前每個人每天摘100多斤。改革后，每個人每天能摘800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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