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年到頭吃饅頭”
某學者在群里講述了一個故事，他說：
（1）農村實行承包制以后，我舅舅來了北京。我母親問我舅舅說：“哥呀，現(xiàn)在家里生活怎么樣啊？”
（2）我舅舅說：“現(xiàn)在家里可好了，一年到頭吃饅頭”。
（3）這使我相信，農村改革的路子是正確的。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取得的舉世驚嘆的成就，無疑是我們黨堅持鄧小平帶領我們黨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結果，這是事實，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4）當然，我們今天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還面臨諸多問題，有的問題甚至還很嚴重，但卻決不能，也不應該把這些問題的產生歸罪于D老爺子，因為這些問題并不是改革開放和黨的基本路線造成的，而是改革開放和黨的基本路線推動的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可避免的產物。
二、農民的積極性
我不懷疑“一年到頭吃饅頭”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與“吃飽飯”在時間上的高度重合，基本上堵住了任何敢于質疑“包產到戶”的聲音。
就我的記憶而言，“一年到頭吃饅頭”的故事不止一個版本，而是有著很多版本。其中的邏輯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公社背景下的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包產到戶’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把“吃飽飯”的功勞歸因于“包產到戶”解放了農民積極性，這既是官方的解釋，也是主流經濟學的解釋。然而這個歸因是值得商榷的。
上世紀90年代，我到成都郊區(qū)農村溫江縣做調查，預設的題目是：“包產到戶”與農民的積極性。
出乎預料的是，對于我的提問，一位60多歲的老農民告訴我：
——“吃飽飯哪里是‘包產到戶’的功勞？是農業(yè)科技的功勞！是化肥、種子和農膜的功勞！”
這位資深農民的話引起了我的深思：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分散孤立的小農經濟占據(jù)了幾千年的統(tǒng)治地位，可為什么一直沒有解決“吃飽飯”的問題呢？
無獨有偶，據(jù)杜潤生的《自述》記載，在“分田到戶”席卷全國時，李先念同志就提出了發(fā)人深思的疑問：
——“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1]。
三、誰是懶漢？
2000年初期，我到四川仁壽縣農村調查。
我問一位老農民何大爺（當時70多歲，現(xiàn)已去世）：“因為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所以那時候的農民都很偷懶？”
何大爺從嘴里拔出竹子做的煙桿，生氣地告訴我：
——“亂說！毛澤東時代的農民一點也不懶。那個時候沒有化肥，只有農家肥。農業(yè)一枝花，全靠肥當家。60-70年代，我們生產隊幾十個社員一大早，就要用板車去成都市區(qū)拉人糞尿。為了多積肥，我們經常跑到幾十里地以外的黃龍溪鎮(zhèn)（現(xiàn)在是成都著名旅游景點——筆者注）去挑糞，太陽下山了才回來。一周來回好幾次，我們懶不懶？”
我依然記得，說到當年生產隊社員集體去城里拉糞挑肥，何大爺臉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他用手指著村里一桌桌打麻將的農民，有些鄙夷地說：
——“你看看，有了化肥和除草劑之后，現(xiàn)在的農民才懶得很嘛，種子撒下去基本上不管了，天天打麻將……”
當歷史的關注點都聚焦于包產到戶的時候，有一個重大的歷史背景卻被忽略了：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系緩和之后，20世紀70年代中國引進了好幾條化肥生產線，基本解決了土地的施肥問題，并在80年代之后迅速產生了提高糧食產量的巨大效果。
四、新質生產力
我記得曾經有外國學者寫論文，用計量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國“吃飽飯”的因素，其中化肥、農膜和種子是主要因素，而“包產到戶”只占很小的比重。
如果用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語境來定義，那么化肥、農膜和良種就是當時的“新質生產力”，而“包產到戶”則是當時的生產關系變革。
“包產到戶”固然與“吃飽飯”有相關性，但是“吃飽飯”的決定性因素并非“包產到戶”，而是當時農業(yè)新質生產力的發(fā)展和提升——至于“包產到戶”與新質農業(yè)生產力（即化肥、種子和農膜）的關系，這里暫不討論。
我當時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包產到戶”的主要功績，并不是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是讓農民在農閑之外，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這是農業(y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可以從事其他勞動，或者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主動或被動地進城打工。
也就是說，“包產到戶”的歷史意義，在于新質生產力大大增加了農業(yè)剩余，進而促使農民進城打工，成為城市產業(yè)資本的雇傭勞動者。
由此帶來的結果有目共睹：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這個話題很大，不展開了。
“吃飽飯”的時間節(jié)點，正好處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后的改革開放階段。
不承認“吃飽飯”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聯(lián)，當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但是，把“吃飽飯”的賬完全算在“包產到戶”頭上，同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
五、余 論
關于“包產到戶”與“吃飽飯”的關系，群里不少老師參加了討論，掛出來與大家分享：
——“那時普遍的說法還有：政策好（主要是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和取消了統(tǒng)購統(tǒng)銷）、天幫忙（剛好那幾年風調雨順）。”
——“后來吃飽飯，還有一個因素，吃了好幾年陳糧，各地糧庫里面的陳糧。我老家所在的鄉(xiāng)有一個大糧庫，好幾個巨大的糧倉的陳糧。過去之所以“吃不飽”，是因為收起來的糧食很多。包產到戶后，農民自己一家一戶耕種的辛苦，我有切身感受。因為我雖然參加工作，但是多年一直有麥收季節(jié)和秋收季節(jié)回老家?guī)透改甘涨f稼和耕種的經歷。現(xiàn)在的三農問題，是包產到戶的后遺癥。我父親在包產到戶前曾經是生產隊隊長，我后來問他，是不是包產到戶后產量高了，他說產量基本還是那樣，沒有多少提高，只是后來需要上交的公糧很少了，所以農民糧食多了。”
——“90年代我在溫江調查，記得老農民算過一筆賬：水稻田施了化肥、采用了良種之后，單產比之前成倍增長，勞力比之前成倍下降。他反問：沒有某某號種子和上化肥，光是包產到戶能提高單產嗎？”
——“現(xiàn)在一些人在談改開前吃不飽飯時，都有意無意回避節(jié)衣縮食戰(zhàn)略選擇的必要性。沒有那前30年的高積累大規(guī)模基礎建設，重化工業(yè)，哪有什么改革紅利！高積累包括以剪刀差方式從農民手中拿取。我親身經歷是包產到戶的靈丹妙藥是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
——“余糧（愛國糧）不統(tǒng)購了。”
——“我記得當時分田阻力很大，不得不分后，回到了小農，農民邊干農活邊罵，有時不得不干到晚上。但報上說現(xiàn)在農民積極性很高云云。當時想，這能叫積極性高嗎？”
——“分割生產隊的農業(yè)機械與大牲畜引發(fā)的矛盾也不小。剛開始幾年確實興奮，滿足了小農需要。后來上交提留加重，產生鄉(xiāng)村干部催糧逼命現(xiàn)象。允許農民離土離鄉(xiāng)，滿足城市私有化市場化勞動力需求，產生民工潮。一些頭腦活絡有技能的農民進城發(fā)了財。再后來就是民工荒。農民分化、鄉(xiāng)村分化，包產到戶制度邊際效應趨零，產生農地徹底私有化的改革取向。目前在這個問題上搖擺。”
注釋：
[1]參見《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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