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基本要求，也是鄧小平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設計的“兩個飛躍”的重要內容。1978年，小崗村率先實行“大包干”，實現了“第一個飛躍”，但“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進富裕門”。近年來，隨著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分置改革，小崗村開始了“第二個飛躍”的實踐探索。改革開放之初，南街村也曾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但很快就躍升到集體化、集約化的層次上，以“第二個飛躍”的實現促成了全體村民的共同富裕。新時代新征程上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根據生產力發展狀況適時推進生產關系變革，必須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必須保證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建設一個堅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業；“兩個飛躍”；小崗村；南街村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這實際上創造性地發展了鄧小平“兩個飛躍”重要思想。時至今日，鄧小平提出的“第一個飛躍”早已實現，其成果作為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被長久堅持下來。在此基礎上如何實現“第二個飛躍”，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重要議題。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加快創新農業經營體系，解決誰來種地問題，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要把握好鄉村振興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可見，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選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了華夏大地上的兩個“明星村”——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和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改革開放以來，兩村依托不同內外條件，殊途同歸地走出了“兩個飛躍”漸次實現的發展道路。對比兩者發展道路，總結共性歷史經驗，對新時代新征程做好鄉村振興戰略大文章，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第一個飛躍”的基礎：“三靠村”和“高產窮隊”
“第一個飛躍”，即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以小崗村18戶農民按手印、率先發起農業“大包干”為肇始的。小崗村位于鳳陽縣東部，淮河中游東南部，地勢西高東低，西面是一片不高的崗丘，屬鹽堿地，收益率很低，東南面是呈梯狀分布的沖積地，多為水田。20世紀50年代，小崗村和全國其他農村地區一樣，經歷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同時，為了解決“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水旱問題，在毛澤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下，小崗村農民和淮河流域其他地區農民一樣，對窮山惡水進行了大規模改造。在治理淮河和農業集體化后，小崗村的糧食產量逐步穩定在每年十八九萬斤，好的年成可達到20萬斤，基本上解決了吃飯問題。從此，小崗人和其他鳳陽人一樣，告別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苦難生活。1956年，小崗村成立高級社，當年向國家交售公糧4萬多斤，但此后再也沒有交售過公糧，轉而年年吃救濟糧。這主要是因為，在建立高級社和隨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小崗村農業生產的基礎遭到了破壞。一方面，合作化強行把農戶的耕牛低價折算給合作社，使農戶對耕牛不再愛護，致使耕牛這一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數量銳減；另一方面，在小崗村的實際耕地中，大部分屬于農戶在崗丘上的開荒地，但在加入合作社時，這部分耕地沒有被歸到集體中，而在之后的人民公社體制下，由于禁止集體外的經營活動，這部分耕地又都變成了荒地，再加上“大呼隆”的生產方式，1978年前的小崗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是鳳陽縣有名的“三靠村”。
南街村的情況與小崗村大相徑庭，其位于臨潁縣城關鎮南隅，本身就是老縣城的一部分，境內地勢平坦，土壤肥力高，耕作性能好，宜于農作物生長。新中國成立后，南街村和豫中平原其他村莊一樣，共同經歷了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政治變革。1951年，南街村的10戶農民在“自愿互助、平等交換”的原則下，成立了第一個互助組、牲口搭犋組。1955年，南街村成立7個高級社，牲畜、農具作價入社。1958年，南街村并入城關人民公社，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勞動力統一調配，從生產到生活都實行軍事化管理。這樣的急劇變革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不久南街村就陷入了饑荒，最困難時每人每天僅供給四兩粗糧。1962年春，根據上級文件精神，南街大隊開始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分給每個社員半畝借地和三分自留地，社員生活有所恢復。也就是從這時起，南街大隊黨支部帶領社員大搞農田水利建設，掀起打大口井的高潮。1975年，成立農機隊，開始用機耕代替牛耕。1977年，又開始搞肥水（一種含氮地下水）利用，在村內打肥水井5眼，鋪設地下管道和硬渠2000多米。這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南街大隊可灌溉農田比重和農業機械化程度已達到很高程度，是全縣有名的糧煙畝產超千斤大隊。但是，由于單純依靠農業生產，南街大隊和周圍其他大隊一樣，社員單純靠工分吃飯，經濟收入很少，始終未能擺脫貧困狀態。1978年，全大隊人均年收入僅有72元，是遠近聞名的“高產窮隊”。
二、“第一個飛躍”的實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窮則思改，窮則思變。“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場解放思想的春潮在華夏大地涌動，身處貧困的農民開始摸索政策允許的脫貧辦法。盡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仍然強調“不許包產到戶”，但貫穿全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使一些貧困落后并有包產經驗的地區，如安徽、四川、貴州、甘肅、內蒙古等地，很快突破了以隊為基礎的限制，實行包產到組、定產到組，有的還秘密或變相搞起了包產到戶。
小崗村便是當時“大包干”的領頭雁。1978年秋，鳳陽縣遭遇特大旱災，不少農戶又開始準備出門討飯。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當時擔任小崗生產隊長的嚴俊昌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將土地分開。“剛開始我們打算，一個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如果積極性高就接著干。但分兩個組還是有小集體，多少還是有一點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來兩個組分成八個組，生產隊一共120口人、18戶，八個組分干就基本上到戶了。但還是不行，最后就徹底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實行，使小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9年，全隊糧食總產13.2萬斤，相當于以往五年的總和；過去23年未向國家交售過一粒糧食，這一年破天荒地交售3萬斤。以此為標志，中國農業改革邁出了“第一個飛躍”的初始一步。
正是因為包產到戶顯示出巨大的增產優勢，1979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才把“不許包產到戶”改為“不要包產到戶”。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稱：“‘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在這樣的背景下，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轉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對包產到戶作出正式但初步的肯定：“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這個文件雖然只是認可了特殊地區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但由于對這類地區很難有一個標準界定，于是“雙包”成為大勢所趨，其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開來，“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
南街村所在的河南省就是后來逐步跟上的。1978年前后，當“雙包”作為對人民公社體制的突破而在安徽、四川等地的一些貧困農村自下而上地悄然興起時，地處平原地帶的河南農民卻依然生活在人民公社的體制框架內。只是當中央提出要在全國“推行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之后，河南省才開始貫徹中央精神，自上而下地要求實行包括“雙包”在內的各種農業生產責任制。正如1980年10月河南省委副書記戴蘇理提出的：“地縣社各級黨委在今冬明春應分別召開生產隊以上干部大會，認真學習中央文件，提高認識，聯系實際，總結經驗，并在群眾中廣泛深入地傳達貫徹，使各種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進一步完善，這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一定要抓緊抓好。”而河南農民對人民公社的告別，也不像安徽鳳陽或其他地區的農民那樣果斷決絕，而是猶疑不決，好像無法一下子從幾十年來已經習慣了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定式思維中轉過彎來。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農業改革“第一個飛躍”在河南平原地區的出現，并不是農民自下而上的自發創造，而是各級黨委、政府為貫徹落實中央精神，自上而下推廣普及的結果。
具體到南街村所在的臨潁縣，“1980年，縣委、縣政府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的指示，決定在全縣普遍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首先在石橋公社的部分大隊建立‘大包干’聯產責任制試點”，“接著又推行了第二批試點。至1981年冬，全縣已有90%以上生產隊實行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南街村就是在第二批試點之后全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但土地全部承包到戶，就連兩個剛剛起步、正待發展的村辦企業也承包給了個人。用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后來的話說：“因為承包是改革的產物，尤其是在當時，你這個單位搞不搞個人承包，就體現出你這批領導搞不搞改革。作為我們班子的成員，可以說任何時候都是聽黨的話，當時就是抱著聽黨的話的態度，搞了承包責任制。”
三、“兩個飛躍”之間的徘徊：足溫飽而難富裕
任何制度創設都有一定的時效性。以家庭承包經營為標志的“第一個飛躍”之所以能在總體上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就在于它發揮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機制中“分”的作用，明確了土地的收益歸屬，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在“分”了以后，如果沒有強大的“統”作為依托，沒有綜合開發、規模經營這些發展現代農業所必需的經濟技術措施和服務體系，那就只能維持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很難取得新的突破。小崗村“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進富裕門”的現實，已經清楚地詮釋了這一點。
“大包干”后的近十年，是小崗人的“黃金歲月”。村里幾乎所有上點年紀的人一提起那幾年的光景，總是一臉幸福的神情，“糧價高，負擔輕，人人都是一身勁”。在小崗人的記憶中，日子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漸漸難過起來的，“有吃的沒花的，手頭總是緊巴巴的”。其實，在這種感覺的背后，小崗人面臨的正是傳統農業生產只能解決溫飽而不能帶來富裕的現實問題。一方面，受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影響，化肥、農藥、種子等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而糧食價格卻增長緩慢，這就造成了農業增產不增收的窘境。另一方面，“大包干”后的多年間，小崗村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和帶頭人，既沒有條件在土地承包到戶的基礎上推進適度規模經營，也沒有能力吸引資金、興辦一家像樣的村莊企業，結果“大包干”的帶頭人只能固守在土地上，沿襲著幾千年來一家一戶、單打獨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樣雖然也能解決溫飽甚至達到低水平的小康，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逐步實現全面小康、進而達到共同富裕就顯得格外緩慢和沉重了。
南街村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村民的生活狀況雖然也有所改善，但這不是土地承包到戶的結果，而是村民發揮毗鄰縣城、具有經商傳統的優勢，利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鼓勵和支持農民經營家庭副業，增加個人收入，活躍農村經濟”的政策，迅速恢復發展個體工商業的結果。然而，正是個體工商業的恢復發展，給南街村的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困難。當村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后，風險大、效益低的農業被冷落了。面對剛剛承包到戶的土地，村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沒有了，種“衛生田”，不施肥、不澆水、不管理的增多了，有的干脆把土地轉包給親朋好友，更有甚者長期棄耕撂荒。即使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也遇到了集中統一經營時不曾遇到的特殊困難。正如有村民所說：“分完地，有些家的產量提高了，可多數家還不如從前。因為地里的活，你怪貼身，沒那技術不行……就那一點地，家里啥農具都得有，你不添就沒的使，可添了又不值。大隊的拖拉機擱那兒閑著，后來改成了推土機；農機隊有機器也用不著，因為地塊太小，后來干脆解散了。”就這樣，南街村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農業不是獲得了快速發展，而是陷入了全面萎縮的境地。同時，承包給個人經營的兩個村辦企業的發展也不理想。群眾給承包者干活，應該得到的工資不能兌現，白白辛苦一年；承包者應該上繳國家的稅金、應該上繳集體的承包款都沒有上繳，錢全裝進了個人腰包；群眾怨聲載道，以為干部從中搞了鬼，黨支部的威信一落千丈。面對如此形勢，王宏斌和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再次走到了“分”還是“合”的十字路口。
四、“第二個飛躍”的實現：先發內生和后發外生
“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當1992年鄧小平再次闡述農業改革“兩個飛躍”重要思想時，南街村已經在“第二個飛躍”的基礎上譜寫了集體經濟快速發展的新篇章。
面對企業承包給個人經營帶來的一系列不良后果，王宏斌及其班子成員經過反思認為，帶領群眾集體致富和搞承包使少數人發財是兩條不同的路，在南街村“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體現一級黨組織無能的做法”。于是從1984年起，村里收回了個人對村辦企業的承包權，實行黨組織集體承包。此后，南街村的集體經濟便奇跡般地發展起來了。1984年工農業總產值70萬元，1997年達到16億元，13年間增長2100多倍。
由于村辦企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村民都到企業上班，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南街村農業生產業已出現的萎縮局面，到1985年糧食單產下降到500多斤。針對這種情況，1986年5月南街村黨支部制定了一套強化農業生產的改革方案：要求各家各戶首先種好管好自己的責任田，在此基礎上才能務工經商，否則村里有權干涉；沒有能力種好管好責任田的，不允許租賃給外村或轉讓給他人，更不允許棄耕撂荒，但可以寫出申請，經村委會批準后，把土地交給集體，由村面粉廠負責解決吃面問題。到1990年10月，全村的2300多畝耕地全部收歸集體，由70多人組成農場，添置了各種大型農業機械，改進了大肥、大水、大播量的傳統耕作方式，推廣了優良品種、規模化栽培、配方施肥、科學灌溉、化學鋤草等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此后多年糧食單產一直穩定在1500斤左右。這樣，南街村在全國大多數農村剛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在總結成功經驗的時候，又把農民家庭的個體經營過渡到村集體的規模經營，實現了農業改革的“第二個飛躍”。這個飛躍在南街村的實現，是在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產業后，為扭轉農業生產能力下降趨勢并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由南街村內部最先提出并有序推進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可以說是“第二個飛躍”的先發內生的實現形式。
和南街村的情況不同，小崗村歷史上沒有經商傳統，“大包干”后雖然也意識到“無工不富”的道理，20世紀90年代也曾試圖與外界合資興辦小型企業，但由于種種原因，屢興屢廢，到頭來沒有干成一個。2001年，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以每畝600元的價格從小崗村民手中租來80畝地，搞起了葡萄種植示范園，由此拉開了小崗村土地流轉的序幕。后來在長江村的帶動下，小崗村大約70%的農戶都種植了葡萄，總面積一度達到450畝。2004年，上海的一家公司到小崗村投資搞養殖業，有村民把自己的13.8畝地租了出去，除年終參與分紅，還受聘成為養殖場員工。2006年，該公司擴大規模，以“公司+農戶”的形式從小崗村租了近200畝地。這種集中利用土地、實現規模經營的新型合作經濟給小崗村帶來了實惠。2007年，小崗村人均純收入達6000元，比當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高出1860元。時任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的沈浩說，“這是過去靠一家一戶生產完全做不到的。隨著合理、有效的土地出租流轉規模的擴大，小崗村正蓄勢待發，迎接又一個發展的春天”。
2008年，根據鳳陽縣的統一規劃，小崗村與周邊的兩個村合并成一個大村，這就為后來更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創造了條件。2012年，小崗村被安徽省確定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試點，在全國率先開展土地確權。2015年，安徽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第一證”在小崗村發放。如今，小崗村萬畝農田的流轉率超過70%，培育出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包括20個合作社、11個家庭農場、2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扎實推進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的同時，以特色農業為基礎、農產品加工業為核心、旅游業為重點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農村經濟新格局在小崗村逐步形成。2016年，小崗村黨委將部分品牌折算的無形資產與現有經營性資產打包成3026萬元入股，成立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1028戶村民集體持股，4361人領到股權證，成為村集體的股民。2018年，小崗村40年來第一次集體經濟分紅，村民破天荒分得人均350元。到2021年，小崗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1220萬元，人均分紅也增至600元。新時代新征程，小崗村這片改革的熱土正煥發出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勃勃生機。正如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小崗村考察時指出的：“看了你們村的小麥連片種植基地，綠油油的麥苗長勢喜人。看到村民們住上了新房子，用上了自來水，家里通上了寬帶，公共服務進入社區，生活環境干凈整潔，說明小崗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盡管小崗村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實踐剛剛起步，但畢竟是對試行了40多年的“大包干”的一種躍升，而且這種躍升發生在小崗村，其象征意義要遠遠大于現實意義。小崗村實現的“第二個飛躍”，不同于南街村的先發內生，而是在以“分田到戶”為基本形式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已經無法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需要、無法實現農業持續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的情況下，受到國家政策引導和外部力量推動，對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進行的一場因應性變革。這場變革可以說是“第二個飛躍”的后發外生的實現形式，對于全國大多數農村來說，都不失為一種有益探索。
五、“兩個飛躍”的經驗啟示
鄧小平1990年提出的農業改革“兩個飛躍”重要思想，既充分肯定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進步意義和長期堅持下去的必要性，也高瞻遠矚地指出了農業未來發展的出路在于集約化和集體化。在此后的發展中，“第一個飛躍”帶來的紅利——農民積極性的調動和農業產量的提高漸趨衰微，“分田到戶”的耕作狀態也愈益顯現出影響農業科技推廣、影響農業生產社會化的局限，加之青壯年農民候鳥般地流動于城鄉之間進而產生農村土地撂荒、社會凋敝等問題，“第二個飛躍”的實現呼之欲出。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不僅繼承了鄧小平“兩個飛躍”重要思想，多次強調把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而且結合“三農”工作的新形勢新任務，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比如，明確提出“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的新土地改革方案，以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破解土地碎片化問題；明晰劃出新土地改革的底線——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認為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是“農村最大的制度”；特別強調“農民的地農民種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取向”，明確“公司和企業租賃農地，要有嚴格的門檻，租賃的耕地只能種地搞農業，不能改變用途”；高度重視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出“市場需求是導航燈，資源稟賦是定位器”，要求“拓展農業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間”。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抓住了新時代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關鍵，對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從新時期到新時代，在改革發展中一路走來的小崗村、南街村堪稱漸次實現鄧小平農業改革“兩個飛躍”重要思想、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重要論述的典型。“宣傳好的典型，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要把他們說得什么都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然而，透過典型的發展歷程，還是可以總結出一些經驗性的啟示來。
第一，堅持生產力標準，根據生產力發展狀況適時推進生產關系變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生產關系并不是消極被動的，它對生產力有著能動的反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小崗村之所以冒著巨大政治風險，分田到戶搞單干，就在于人民公社的制度藩籬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發展；后來，中央之所以肯定小崗村的做法并在全國推廣，就在于家庭承包經營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可以容納不同層次的生產力。南街村的發展也是一樣。當家庭承包經營在全國農村剛剛推行、大顯成效的時候，南街村卻把村民承包的土地收歸了集體，原因就在于土地承包后南街村的農業不是變好了，而是變糟了；當全國不少農村的集體企業都在搞產權制度改革、由股份化而私有化的時候，南街村卻依然堅持著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原因就在于集體經濟最能適應南街村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這就啟示我們，新時代要補齊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最突出的短板——農業現代化，就必須根據農業生產力發展現狀，適時調整農業生產關系。“農業部調查表明，從我國資源稟賦和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看，一年兩熟地區戶均耕種五十至六十畝、一年一熟地區戶均耕種一百至一百二十畝，就有規模效益。”但是，“‘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是我國許多地方農業的真實寫照”。為改變農村土地過于分散的狀況，這些年各地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不變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多種多樣的農業經營新形式，實現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置并行，提高農業經營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的水平。對此，中央予以高度肯定。踏上新征程，各地在堅持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時，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突出抓好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不斷提高農業經營效率”。這是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有利于更好堅持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保障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用活土地經營權，推進現代農業發展。
第二，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對生產力標準的堅持，貫穿在唯物史觀中，就是對群眾意愿和創造的尊重。當小崗村“大包干”的創舉與“不許包產到戶”的政策沖突時，從鳳陽縣委到安徽省委的各級領導數次到小崗村考察，充分肯定小崗群眾的首創精神，有力保護了“大包干”的順利推行。隨著“大包干”的成效日漸顯現，1982年—1986年，中央連續發出五個1號文件，大力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便如此，中央也從來沒有把家庭承包經營作為農村改革的唯一形式絕對化，而是強調：“分戶承包的家庭經營只不過是合作經濟中的一個層次……群眾不要求實行這種辦法的，也不可勉強，應當允許多種責任制形式同時并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街村才得以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不久，又回到集體化、集約化經營的路子上。這就啟示我們，新時代適應農業現代化需要，改變分散的、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推動土地流轉和多種形式規模經營，必須尊重群眾的意愿和創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土地流轉和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也是農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朝著這個方向推進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反復強調：“改變分散的、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時間和條件，不可操之過急。”“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不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他還特別指出，“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農戶畢竟仍占大多數，這個情況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根本改變”，“要根據各地實際，根據不同農產品生產特點，讓農民自主選擇他們滿意的經營形式”，“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單純為了追求土地經營規模強制農民流轉土地，更不能人為壘大戶”。這些都是對群眾意愿和創造的尊重，都是新時代新征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注意防止出現的問題。
第三，堅持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積極引導、扎實推進。“兩個飛躍”是對農業生產關系的調整和變革，不可避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爭議和干擾。包產到戶推行初期，一些干部想不通，認為當時的政策右了。鄧小平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而后，當全國多數農村同小崗村一樣，成為集體經濟的“空殼村”時，江澤民要求：“采取因地制宜的辦法，在鞏固農戶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好集體統一經營的層次，從而為不斷提高農戶承包經營的水平提供有力的服務和支持。”這就啟示我們，新時代在推動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的改革中，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變中堅持不變的成分。第一個不變的是農民對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集體所有權是承包經營權的基礎，動搖了這個基礎，就丟掉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就很容易使農民失去土地，引發大的問題。這在歷史上是有過深刻教訓的。第二個不變的是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農村集體土地只能由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民家庭承包，承包后可以由農民家庭經營，也可以通過流轉經營權由其他經營主體經營，但無論如何流轉，土地的承包權都屬于農民家庭。第三個不變的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方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經濟基礎，是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固然要搞好統一經營服務、盤活用好集體資源資產、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但有一些底線必須堅守，那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樣就可以避免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犯下顛覆性錯誤。
第四，建設堅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在帶頭人帶領下走出一條符合本村實際的發展道路。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抓好基層黨組織建設是關鍵。回眸南街村實現“兩個飛躍”的歷史進程，從籌措資金、創辦企業，到收回個人對村辦企業、農民家庭對土地的承包權，直至發展成為“紅色億元村”，走上共同富裕路，村黨委及其書記王宏斌發揮了不可取代的引領作用。一直到今天，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班子成員還拿著250元的月工資，發揚著“二百五”的精神，展現出“二百五”的干勁。可小崗村就沒這么幸運了。當初決定秘密實行“大包干”時，生產隊隊長、副隊長確實起到了帶頭人作用。但在以后的發展中，一直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和帶頭人。盡管因品牌效應，小崗村也有過多次發展集體經濟的機遇，但都因班子不團結、村民鬧內訌而錯失良機。近年來，小崗村之所以能夠在“第二個飛躍”中續寫春天的故事，關鍵在于在上級黨組織引導下，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擺到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內部選”“外部引”“上級派”等方式，打造了一支政治可靠、信仰堅定、服務群眾、村民信賴的戰斗團隊。這就啟示我們，新時代“辦好農村的事，要靠好的帶頭人，靠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具體說來，做好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關鍵要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從內部培養選拔也好，由外部遴選派出也好，都要求精明能干、膽識過人、廉潔奉公、樂于奉獻；有了好的帶頭人，就可以帶出一個堅強有力、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并把它建設成為堅持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有了這些，就可以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引導農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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