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土地改革以及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開始向全國推行，中國農村開始了又一次植根于生產關系的全面變革。與之相應地，20世紀80年代初期關于鄉村的文學敘述建立起了一種關于自己為自己勞動的“小生產者的夢想”的鄉村想象。而這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矛盾也凸顯出來：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和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編者注：兩篇小說鏈接附在文末】是這一轉變的代表。
《魯班的子孫》呈現了社會主義倫理道德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的沖突；《臘月·正月》實際上則可以被看作是對《魯班的子孫》的回應與改寫。在《臘月·正月》的敘述中，鄉村傳統倫理道德與資本邏輯之間的沖突逐漸退場，“發展主義”和市場邏輯的合法性在文本內部得到了逐步的無意識的確立。這也昭示著隨著現代化轉型的推進，鄉村完全被納入城市化的軌道，農民亦被納入城市的軌跡成為邊緣群體，而這也正是20世紀90年代鄉村和農民故事的開端和起源之一，從中得以窺見這一歷史時期鄉村與農民的命運。
6月2號晚上，本文作者戴哲老師將做客誠食講座。本次講座，戴老師通過《陳奐生上城》這篇小說繼續為大家分析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鄉村故事，詳細講座介紹不日將在本號推送，敬請期待。
作者｜戴哲，浙江傳媒學院戲劇影視研究院，副研究員，文學博士，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研究。
責編｜律成 非文
后臺編輯｜童話
80年代，廣西街頭賣自制農具的農人
圖片來源：搜狐網
由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土地改革，以及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實行，20世紀80年代初期關于鄉村的文學敘述建構起來的實際上是一種關于自己為自己勞動的“小生產者的夢想”的鄉村想象。這樣的一種鄉村想象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早期鄉村寫作的敘述邏輯，其實也是當時整個社會對于生活和世界的一種總體性的構想。對此，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何士光的《鄉場上》這三個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文本極具代表性。[1]（參見《戴哲：饑餓、財產、尊嚴與小生產者的夢想——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鄉村故事》一文）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這一鄉村想象發生了巨大變化，其內在包含的非現代生活方式與現代化追求之間的矛盾也凸顯出來，對此，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和賈平凹的《臘月·正月》是值得被討論的兩個文本，前者將矛盾具體化，而在后者的敘述中矛盾得以逐漸消解。這兩個文本雖然有著極為相似的敘事結構和情節——關于“老年”和“青年”的沖突，但在敘事邏輯上卻全然不同。
王潤滋通過《魯班的子孫》發現了與改革的表面進程不相協調的東西，并塑造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作為經濟人的青年農民形象，從而讓具體的問題得以被討論——改革/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理想能否兼而有之，傳統倫理道德與市場邏輯能否并行不悖？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必須面對的難題和矛盾，只不過他又在虛構的文本內部想象性地和解了這些問題。
而賈平凹的《臘月·正月》則宣告了“老實人”陳奐生或者說代表著“良心”的老木匠的徹底退場。雖然賈平凹也極為生動地表現了傳統倫理道德與經濟發展/市場邏輯之間的沖突，但最后卻巧妙地對沖突進行了化解，使我們看到鄉村如何被納入現代化的軌跡，“市場邏輯”、“發展主義”在文本內部如何得到了逐步的無意識的確立，這種“納入”和“確立”一定程度上是以破壞鄉村的傳統秩序為代價的，而這也正是20世紀90年代農民和鄉村故事的起源所在。
一
小木匠的“返鄉”：作為“成功者”的闖入
如果說早在建國初期以城市為經濟發展重心的現代化思維還只是一種“有選擇的現代化”——即在生產力、工業化和科技水平方面對城市進行肯定，而在生活方式、倫理道德、文化價值和審美意識方面卻對城市帶有天然的偏見和歧視的話，那么到了20世紀80年代城市不僅僅在物質定向方面得到認同、成為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標識，而且在精神定向方面也成為具有優勢導向的力量。由此可以想見，城市及其表征的意識形態必然會對傳統的鄉村和農民進行改造。
在此意義上，對于王潤滋創作的《魯班的子孫》，其故事的真正展開應當始于小木匠的“返鄉”。小木匠的“返鄉”某種程度上宣告了“城市”將以一種異常強硬的姿態出現在鄉村面前，從而對鄉村的傳統秩序結構產生破壞。換言之，《魯班的子孫》實際上可以被復述為一個來自強勢空間/城市的闖入者，試圖改變甚至破壞原有空間的故事，“闖入者”小木匠以一種“異己”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他一定會被傳統的鄉里空間所排斥，而這個傳統的鄉里空間的代言人顯然是老木匠。所以，老木匠與小木匠的沖突成為整個故事的核心。
《自己的日子》（山東文藝出版社，1998年）收錄了王潤滋《賣蟹》《魯班的子孫》《自己的日子》《殘橋》等16篇小說 | 圖片來源：網絡
那么，闖入者/小木匠是如何闖入到鄉村這個空間的，或者說，城市是如何進入到鄉村世界的呢？顯然小木匠是以“成功者”的形象出現在黃家溝的，并試圖以城市所表征的“知識”對其進行“改造”。
小木匠作為“成功者”的形象最先通過“物質”得以凸顯。不僅是小木匠返鄉時氣派的衣著，“大翻領的藍滌卡制服棉襖，新锃锃的呢料鴨舌帽，腕子上的手表閃著亮光……”[2]還有小說提及的小木匠從城市帶回來的“大提包”，當小木匠一件件地將大提包里的“寶貝”拿出來，似乎在一遍遍宣告自己的“成功”。大提包里不僅裝著給爹的皮貨料子做的襖，還有處理膠鞋、尼龍襪、花枕巾、帽子、圍脖兒等。顯然，中國農民與本雅明和波德萊爾筆下漫游者進入城市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通過對現代的某種物質的身體感覺進入城市，這顯然是一種第三世界進入城市的路徑。
這樣的一種“進城方式”，早在晚清以后便已經開始?？勺匪葜撩┒艿摹蹲右埂分械膮抢咸珷斶M城。從未到過城市的吳老太爺一入到城市的空間，便被城市瘋跑的汽車、閃爍的霓虹燈、高聳入云的摩天高樓嚇得沒了知覺[3]；以對“現代物質”的身體感知進城的方式在1980年代初期的《陳奐生上城》中也有所體現，陳奐生在招待所醒來時發覺自己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頂（天花板）白得耀眼，……再看床上，墊的是花床單，蓋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嶄新的稠面，刮刮叫三層新”[4]，這一切讓陳奐生無所適從。
吳老太爺與陳奐生都因為城市的“現代物質”感覺結構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但是小木匠對于“現代物質”的感覺全然不同，他因為擁有了來自于城市的“現代物質”，以“成功者”的形象回到了黃家溝。可是即便如此，小木匠卻與吳老太爺、陳奐生一樣讓我們看到，城市凌駕于農村之上，農民成為理所當然的他者，這也再次證明了城市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異常強硬的存在。
電影《陳煥生上城》（1982）海報
圖片來源：豆瓣
相比之以“物質”凸顯的成功，作為“成功者”的小木匠的“成功史”更為重要，也就是說小木匠如何成功的更為關鍵。雖然王潤滋創造了一個作為物質成功的“成功者”的農民形象，不過顯然王潤滋的目的并不在于講述一個“成功者”的故事，而是借由對這個“成功者”的敘述來揭示某些問題，如經濟發展與傳統鄉村倫理的矛盾，因此《魯班的子孫》的敘事模式其實可被稱為“闖入／破壞”模式。
小木匠當然也有過一段血淚史，王潤滋在小說中告訴我們，小木匠剛到城里時做過臨時工，睡過澡堂?？墒钱斝∧窘吃俅位氐近S家溝時，穿得極其體面，還有專車接送，這一切來自于“林局長”的照顧，“俺在城里有靠山……林局長，硬著呢！”[5]這句話道出了小木匠成功的秘訣——“官商勾結”或者“資本與權力的結合”，這幾乎也涉及到了20世紀80年代市場化的某種秘密所在：市場化背后其實是權勢的操縱。
林局長為什么會幫小木匠，根本原因當然不在于小木匠有很好的手藝，而在于小木匠用很好的手藝免費給林局長女兒打了三套家具。這里也涉及到另一個新的概念——權力尋租，權力自身不可能產生利潤，所以它必定要找一個對象，通過對這個對象的介入而獲取利益。所以，林局長與小木匠之間是一種雙贏的關系。
于是小說中關于老木匠端詳小木匠的“手”的細節具有了某種反諷的意義，“這哪里像一只小伙子的手：又粗又短的手指，簡直像一排磨禿的石鉆……手掌幾乎全是一塊硬繭；拇指讓錘頭或斧頂打過，指甲死去了，只留下難看的一團肉”[6]。老木匠以小木匠粗糙的雙手打消了對小木匠成功的懷疑，并認定小木匠的錢是通過自己的雙手賺來的，這顯然是對勞動重要性的強調。但正如小木匠的錢是通過與林局長的合謀賺來的，那么這一關于“手”的細節描寫反而質疑了勞動的正當性。換言之，在《魯班的子孫》中不僅是個人勞動，甚至是勞動本身的合法性也被消解了。
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官商勾結或權力尋租這一現象會最先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一方面原因在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階級斗爭結束”[7]，階級斗爭的停止實際上得益的是特權階層；另一極為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紀80年代對改革和實踐的強調。
自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后，“實踐論”極大解放了當時中國上層到下層的想象能力和實踐能力，為此，一種最高的價值觀、世界觀[8]被懸置起來。雖然“懸置”有利于經濟發展，卻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這一被“懸置”的部分逐漸被遺忘，一種世俗性的對財富的追求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林局長和小木匠實現了“合作共贏”?！ ?/p>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圖片來源：光明網
因此，顯而易見的是小木匠與老木匠接受的關于如何成功的知識迥然不同。小木匠接受的是市場化的訓練，而這一“市場化的訓練”卻并不來自真正意義上的“市場”[9]，而是來自“官商勾結”、來自不惜一切手段只求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利益的原則——這也是資本的邏輯；而老木匠堅持的“良心”則表征著集體主義時代的理想和傳統。因而不同的知識構成了不同的主體性，從而建構起不同的主體，二者之間有一個邏輯關系。也正是因為這樣，?？虏盘貏e強調知識考古，他認為主體并不是預先存在的，而是由知識形成的，但是當它碰到另一種“新的知識”時，便又會形成另一種新的主體。
也就是說，當經過市場訓練的“成功者”小木匠攜帶一種“新的知識”重新回到/闖入鄉村時，實際上他要解構的是整個鄉村秩序和傳統[10]。所以其實可以將小木匠看作是市場化力量的隱喻，這種市場化的力量企圖把鄉村納入自己的邏輯里面，而這個邏輯在小說中的表現則是小木匠要重新開一個木匠鋪，具體則是通過“價目表”和“拒絕富寬”這兩個細節被表述出來。
二
“價目牌”和“拒絕富寬”：
鄉村共同體的破壞及其道德困境
在《魯班的子孫》中，小木匠將木匠鋪從“黃家溝木匠鋪”更名為“黃記木匠鋪”，并在招牌上印上“為您服務”四個大字，而不是“為人民服務”，這種更改本身就饒有意味——象征著老木匠所代表的“集體時代”的結束，“個人時代”的到來。當然，對此“黃記木匠鋪”的“價目表”則表現得更加具體，價目表上大到250元的大衣櫥，小到0.2元打撅孔都明碼標價。這種“明碼標價”無疑讓整個黃家溝，讓老木匠及其所代表的集體主義時代的“良心”受到了巨大沖擊。但實際上這樣的價目表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小木匠是以利潤為目的的，所以小木匠一定要精打細算，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低投入、高產出”。
正是在此意義上，《魯班的子孫》才有了另一個值得被討論的細節即“拒絕富寬”。正是因為需要“低投入、高產出”，小木匠才會寧肯讓自己的妹妹來木匠鋪干活，也不愿意接受富寬入伙，這完全遵循的是資本的邏輯。在這個邏輯面前，所謂的熟人社會的“人情”一定是要被排除出去的，因為當所有的行為都轉化為一種價格時，那么“人情”也必然會被以“金錢”來衡量。
所以，面對富寬，雖然小木匠也心軟過，但最終還是非常堅決和干脆地拒絕了富寬加入木匠鋪。因為他計算出如果讓富寬進木匠鋪，自己的損失一定很大，正如他對富寬所說“富寬大叔，你要進了木匠鋪，往后的賬誰能算得開？要真像俺爹說的那樣去分，荒算你一年要分走俺八千塊！八千塊能買多少木料？能做多少家具？里外里又能賺回來多少錢？”[11]
也就是說，在金錢面前，所謂的“面子”、“人情”根本不足一提，它們甚至成為被嘲諷的對象，而拋棄對“面子”的顧慮似乎成為一個人成功的最基本的條件。但實際上，面子或人情表達了很多層面的內容，比如良心、尊嚴、尊重等等，并沒有想象中那么虛偽，它也是傳統的鄉村共同體得以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條件。所以，當以小木匠為代表的資本邏輯突破了鄉村的最后防線：面子和人情之后，必將導致鄉村共同體的最終破裂。
當然，小說并沒有給出一個確定的結尾。有評論者說：“小說以老木匠對于‘良心’的滿懷自信而告結尾，老木匠與小木匠的沖突在文本內部達成和解，但是這種和解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并沒有出現。”[12]所以，小說現有的結尾便顯得特別有意思——小木匠在老木匠代表的傳統和道德壓力面前最后又離開了黃家溝，但是，當女兒秀枝問他：“俺哥還能回來么？”時，老木匠笑著說：“傻孩子，不回來他能上哪兒去？別看天底下這么大，離了黃家溝，沒他立腳的地場！”[13]老木匠不僅在安慰女兒，其實也是在安慰自己?！ ?/p>
小木匠肯定不會再回到黃家溝，因為離開了黃家溝，他可以活得更好，這就是后來的“鄉下人進城”和農民工的故事。[14]就連王潤滋本人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也寫作了一篇關于“農民工”的小說——《殘橋》[15]，從而某種意義上對老木匠在小說結尾處的預言進行了回應：《殘橋》中的農民德興如小木匠般義無反顧要離開鄉村去往城市，但是他在城市干的其實是苦力活，忍受著高強度剝削?？杉幢闳绱说屡d仍然不愿回去，因為在鄉村更無法生存。
在度過了短暫的黃金期之后，1984年后，農村產品開始供大于求，“賣糧難”問題出現，而此時改革的重心已經開始轉移到城市，到后來鄉鎮企業也無法維系下去，大批農民為了生計不得不走向城市[16]。正如張抗抗的《芝麻》[17]中，保姆芝麻寧愿在城里每三個月花五十塊做孕檢，也不愿意回到鄉村，因為在城里一個月可以賺五百塊，沒有這五百塊全家人就沒好日子過，所以算來算去到城里打工比在老家呆著強多了。嚴海蓉在《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中也曾說道：“在中國當代發展的情境下，農村成為她們想要掙脫和逃離的生死場，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間、做‘人’的空間是城市。”[18]
老木匠和小木匠之間的故事已不僅是鄉村共同體內部的故事，這個故事已經被完全納入到現代化的過程中，小木匠的出走意味著個人完全可以退出，也不得不退出共同體，而整個鄉村也將被納入城市化軌道。于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向城市，鄉村開始空殼化。
1992年3月南下廣東打的工農民，在襄陽火車站（襄樊火車站）涌擠上火車。（李作描攝）| 圖片來源：中國攝影家協會
實際上，與其說《魯班的子孫》討論的是道德層面的問題，倒不如說它面臨的是政治經濟層面的問題。小木匠的木匠鋪之所以要摧毀親情和人情其實都源自于利益的驅使，而與利益相關的一個最核心的概念是“剝削”。但是，在小說中這個概念并未真正出現。
小木匠在考慮是否要拒絕富寬時，曾思考過雇他當臨時工：“要是照城里雇臨時工的價碼，那倒合理，國家規定頂高一天一塊七角六，滿打滿算一年給你八百塊。八百塊，不少個數兒了，你到哪里去掙？”[19]但是，他接著想到，“可是，人家要是說俺雇工剝削呢？其實啥剝削，國家能雇，私人就不能雇，人家日本、美國開大工廠都是雇人，愛雇誰就雇誰，自由著呢！不過眼時還不能出這個頭兒……”[20]這段話是《魯班的子孫》唯一一處出現剝削的地方，但又被王潤滋以小木匠“不能出這個頭兒”壓抑?？墒菈阂植⒉淮硐麥?，更何況小木匠不雇富寬并不是出于良心，而是不想“先出這個頭兒”。
理論上與之相關的討論有過不少，比如以農民陳志雄雇工承包魚塘算不算剝削這個由頭在1981年5月到8月的《人民日報》引發了歷時三個月的大討論。雖然中央1980年代中央75號文件已明確規定“不準雇工”，但最后這場討論以佘大奴、黃克義的《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經濟》中給出的結論告終，“陳可以跨隊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
并且，對于雇工問題，鄧小平在1984年10月22日明確指出可以放兩年再看。到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對“雇工”問題再一次發表了看法：“重要的是，鼓勵大家動腦筋想辦法發展我們的經濟，有開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損害這種積極性，損害了對我們不利。”[21]由此“雇工”獲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并最終被命名為“私營經濟”[22]。
也就是說，改革和發展這兩個概念一定會阻礙剝削這一概念的出現，因此王潤滋將《魯班的子孫》敘述成了一個關于“良心”（道德）的故事，從而也導致了敘事上的局限性[23]。雖然如此，王潤滋的矛盾和困惑卻難能可貴，因為他至少觸及并一定程度上呈現了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24]。尤其是在改革進程中，鄉村和農民的處境。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即使99%的農民都富有了，還有百分之一在受苦，我們的文學也應該關注他們，我的同情永遠都在生活底層的受苦人。”[25]但是，正如同“雇工是不是剝削”的討論的終結一樣，《魯班的子孫》中的“道德的困惑”也都不再是問題。因為在改革這一強大的邏輯面前，所有的阻礙都將自行消失。所以，在關于《魯班的子孫》引發的爭論結束后，非但再沒有類似的文本出現，反倒是出現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敘述，比如賈平凹的《臘月·正月》。
三
有“良心”的王才：
道德形象的反轉與改革邏輯的確立
與《魯班的子孫》一樣，賈平凹的《臘月·正月》同樣講述了一個老年和青年之間的沖突故事。老年韓玄子與老木匠黃志亮一樣代表了鄉村的傳統與權威；而青年王才則與小木匠黃秀川有著某種相似性：小木匠開了自己的木匠鋪，而王才則辦起了自己的加工廠。與小木匠對老木匠的沖擊一樣，王才與韓玄子之間也產生了極大的沖突。
雖然《臘月·正月》與《魯班的子孫》在主題和結構上如此接近，但實際上兩個文本有著完全相反的敘事邏輯和價值取向。如果說在《魯班的子孫》中，王潤滋偏向的是老木匠的話，那么在《臘月·正月》中，賈平凹則完全偏向了王才。顯然，當面對現代化這一極其強大的邏輯時，所有的阻礙都必將自行消失，無論是道德的困惑還是關于“雇工是不是剝削”的討論都不再可能出現。甚至于老木匠所代表的“良心”也被移花接木到了青年王才身上。換言之，在《臘月·正月》中，我們會看到“先富起來”如何在文化和道德上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正是在此意義上《臘月·正月》推翻甚至終結了《魯班的子孫》的困惑和思考。
當然，賈平凹在自身的創作過程中也經歷過糾結與困惑。在創作《臘月·正月》之前，賈平凹寫過《小月前本》和《雞窩洼的人家》，三者被合稱為農村改革三部曲。在《小月前本》和《雞窩洼的人家》中，賈平凹在呈現了改革的巨大能量及其遭遇的阻礙時，表現出他對于改革邏輯與傳統鄉村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的思考，甚至是對于改革邏輯/經濟人倫理的猶疑和糾結。所以無論是《小月前本》中的門門與《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禾禾，雖然都與王才一樣認同和遵循經濟理性和現代邏輯，但賈平凹卻并沒有讓他們在鄉村世界確立起完全的合法性，而是重點呈現了他們與鄉村秩序結構的沖突。所以，相對于《臘月·正月》，《小月前本》與《雞窩洼的人家》其實更具復雜性。
《臘月·正月》某種意義上終結了賈平凹自身在《小月前本》與《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猶疑與思考，從他將青年與青年之間的沖突：《小月前本》中的門門與才才，《雞窩洼的人家》禾禾與回回置換為青年（王才）與老年（韓玄子）之間的沖突便可見一斑。至少在《小月前本》與《雞窩洼的人家》中，我們還可見青年與青年之間的勢均力敵，但是在《臘月·正月》中，青年王才對老年韓玄子實現了全方位碾壓。賈平凹的糾結與困惑的消失某種程度上論證了現代化、市場邏輯的強大。
當然，比之賈平凹自身寫作態度的轉變，經由《臘月·正月》與《魯班的子孫》這兩篇主題結構極為相似，卻寫作時間不同，敘事邏輯和價值取向完全相反的小說，更可見“改革”與“發展”的勢不可擋?！杜D月·正月》對王潤滋困惑的推翻和終結主要通過對老木匠和小木匠這兩個人物形象的改寫被表述出來。雖然如老木匠一樣，韓玄子一直以來享有較高的聲望，村里每個人都要敬他幾分。但在韓玄子身上，老木匠最重要的一樣東西“良心”或“德性”被抽離，反倒是他“善嫉妒、愛報復、仗勢欺人”的形象在小說中逐漸凸顯出來，而他所具有的威望和所受的尊重也開始逐漸消失。最后，這些威望和尊重全部被賈平凹賦予了王才。
無疑，賈平凹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王潤滋的顛覆——老年與青年的沖突，被改寫成老年對青年的壓制，并且這種壓制被敘述成不可理喻甚至是卑鄙的。很顯然，賈平凹的傾向性比王潤滋明確了許多，所以，他一定會給出一個肯定而清晰的結尾——青年/王才，戰勝了老年/韓玄子，青年所代表的現代化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得以確立。
韓玄子“善嫉妒、愛報復、仗勢欺人”的形象通過幾個事件被表述出來。首先是“公房事件”。聽說生產隊決定將四件空置的公房賣掉，王才欲買下之用來擴大作坊，于是特意去征求韓玄子的意見，韓玄子卻盤算好自己將公房買過來。所以作為公社干部，他出了個以抓紙蛋兒來決定誰有資格買公房的主意。有意思的是，村里的一個完全買不起公房的無賴氣管炎得到了這個名額。于是韓玄子想盡辦法將名額從氣管炎那里要了過來，可又因為兒子不同意建房，不得不讓二貝負責將名額再轉讓出去。讓二貝轉讓的時候，韓玄子一再叮囑名額一定不能落到王才手上。
另一個事件是“告狀”。王才因為要擴大加工廠，所以將地租給狗剩耕種，韓玄子知道后，便在公社王書記面前說王才搞資本主義的一套，要求公社出面治治他。
最重要的一個事件是韓玄子給女兒葉子“送路”，也即為女兒辦結婚酒席。韓玄子聲勢浩大，準備宴請村里所有的人，但惟獨沒有通知王才以及與王才站在一邊的禿子和狗剩。顯然，韓玄子將所有的賭注壓在了這次請客上，試圖借此挽回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徹底打垮王才。
可是結果如何呢？王才不僅得到了公房的名額，而且公社書記也告訴韓玄子公社方面不方便出面干涉王才辦加工廠。而韓玄子抱以最大希望的請客也以失敗告終，因為請客的當天，縣委馬書記竟然親自給王才去拜年，韓玄子家顯得門庭冷落。所以，雖然小說一開頭便告訴我們韓玄子在村里的地位頗高，但實際上小說最后讓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見不得他人比自己好、仗勢欺人的可鄙的老人形象。
更有意思的是，韓玄子一直針對的王才，在小說中卻只是以韓玄子的“假想敵”的身份出現，韓玄子的“對抗”實際上只是一廂情愿。因為王才根本從未想過要與韓玄子對抗，甚至還處處尊重韓玄子，這對韓玄子來說是一種極大的諷刺。所以，相對于韓玄子，王才的形象無疑是高大的。
首先，小說為王才設置了一個“轉變”的情節。王才從前是一個樣樣不如人的農民，可是在土地承包后，王才通過自己的勤勞辦起了加工廠，并且越來越富有。此敘述可謂兩全其美，既肯定了鄉村改革的合法性，又重新確認了“個人勞動”的正當性，從而彌合了小木匠身上的不完美，為改革掃清了障礙。但是當中國的鄉村改革被組織進欲望的敘事中的時候，必然會產生對勞動的質疑，市場化的邏輯一定會將“勞動”排除出去。雖如此市場卻仍需要同時編造“勞動致富”的神話，某種程度上，《臘月·正月》對王才形象的塑造也莫不基于此目的。
與此同時，小說還告訴我們，雖然自己有錢了，王才卻不曾忘記村里的人。小說提及王才還是一個處處為村民著想的人。自從辦了加工廠，收入一天天多起來，可是王才的人緣卻似乎有所下降，對此王才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并沒有為此報復村里的人，而是不斷地反省自己是否虧待過鄉親們。當村里需要錢時，他也毫不吝嗇，主動提出一年一度的辦社火的資金由他來負責，并且要求不留名。經由這樣的敘述，老木匠的“良心”似乎被轉移到了王才身上——所以，王才不僅是一個勤勞的人，還是一個發家不忘他人的有良心的人。[26]尤其是當我們讀到韓玄子請客故意不請王才，而王才卻單純地認為既然請全村的人，沒有理由會不請他時，我們幾欲將所有的同情和尊重都賦予他。到此，王才的“先富起來”在情感和倫理上獲得了合法性。
所以，借由對韓玄子、王才的性格呈現，賈平凹完全反轉了老木匠與小木匠兩個形象。在他的筆下，老木匠變成自私的、嫉妒心極強的、為保住個人地位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壓制年輕人的韓玄子，而曾經在《魯班的子孫》中冷酷的，不顧親情、人情的小木匠則變成有良心的人——王才。
賈平凹的意圖已非常明顯，他不僅讓我們看到“先富起來”如何在情感和倫理上獲得了其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在鄉土世界中重新樹立自己的地位或者說重構另一種鄉村世界的地位所需要具備的條件，這種地位不同于韓玄子曾經所擁有的地位，而是一種由“經濟實力”所建構起來的勢力和威性。通過文本的脈絡可以看到，王才取得壓倒性勝利的關鍵在于“縣委馬書記給王才拜年”這一情節。拜年本身當然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馬書記的登門意味著對王才的肯定，他親口對王才說：“是要謝謝你！全縣有條件的都來學你。不要說幾百戶、幾千戶、就是十幾戶，那也會了不起的！”[27]
馬書記的肯定意味著“先富起來”也獲得了政治上的支持[28]，這毋寧是最根本也最有力的支持。所以，當聽到王才說加工廠現在是十八人時，馬書記表示可以再增加，由此可見，“雇工算不算剝削”顯然已不是問題。那么，王才的加工廠獲得馬書記的肯定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王才的“良心”嗎？顯然不是，王才的加工廠之所以會獲得政治上的支持，一定是因為經濟效益，正如狗剩在王才家面對眾人大聲說的：“眼下在這鎮子上，最有錢的是誰？王才！最有勢的是誰？還不是王才？！”[29]也就是說，有錢與有勢之間被一種因果關系聯接起來。
所以，王才通過自己的經濟實力重構了所謂的鄉村世界的權威，于是衡量成功的標準逐漸被固定化和單一化起來，財富或經濟成為唯一的標準——這正是20世紀90年代的問題之所在。如王曉明所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被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籠罩：即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社會滑進了以“效益”為基本曲線的“發展”軌道……對眼前效益開始熱烈追求，而對其它非實用的事物的排斥”[30]。
這一“新的意識形態”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王才”的故事中早已初見端倪。而經由王才的成功，也可見最早的發展主義的起源——誠然，“對發展的追求一直是毛澤東的現代性方案的內在品質之一，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經典話語表述中它只是達到更高烏托邦理想目標的權益手段，而且這套話語事實上也是把國內的平等理想（消除三大差別）與解放全球、人類大同的普世主義作為自己的根本訴求”[31]。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發展的追求已經衍化為發展主義，發展開始成為發展的目的自身，成為最大的意識形態，也成為社會主義‘卡理斯瑪’解魅之后‘合法性’的最重要來源；它也不再提出資本主義秩序之外的普世主義，而是認可這一秩序的基本法則并試圖融入其中”[32]。
因此，即使王才再有“良心”，他也不可能按照老木匠經營木匠鋪的方式來經營加工廠，這種敘述無論如何不可能出現在小說中。王才的加工廠有一套現代的管理理念，正如加工廠的狗剩所說：“他當了廠長，說要科學管理，定了制度，有操作的制度，有衛生的制度，誰要不按他的要求，做的不合質量，他就解雇誰！現在是一班，等作坊擴大收拾好，就實行兩班倒。上下班都有時間，升子大的大鐘表都掛在墻上了！”[33]
這一段文字實際上正象征著王才對未來的想象，這明顯是一種西方式的、極為現代的想象，這種想象與小木匠的“黃記木匠鋪”具有某種同構性，依賴“機器”生產，以“利潤”作為保障和目的，所以也一定要排除“人情”這個概念。因此，當氣管炎也想進加工廠上班時，王才果斷拒絕了，因為他不符合王才對“員工”的要求；當他得知狗剩與禿子在鞏德勝店里鬧事后，勒令二人以三倍的價錢賠償鞏德勝的損失——此乃對人員的“管理”。
當然，這部分內容在小說中被輕描淡寫地略過了，一方面原因在于其可能會與王才“有人情味兒”的形象產生沖突；另一方面按照小說的邏輯或者“發展的邏輯”，這些問題并不是問題，而是“自然而然之事”。所以，被賦予了老木匠式的美德的王才最終必然要破壞傳統的鄉村秩序。因為在賈平凹看來，老木匠所表征的德性傳統實際上已經成為經濟的附庸，它們被降低到實用的層面。某種程度上，不止是賈平凹，這是這個時代大多數作家的“改革共識”，哪怕這種共識只是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出現。
在賈平凹的《臘月·正月》之后出現的高曉聲的《送田》[34]，某種意義上對理性經濟人王才必然要破壞傳統的鄉村秩序予以了展開?！端吞铩分v述了與王才一樣憑借“經濟實力”成為村莊中的“權威”的周錫林，如何利用和拋棄土地的故事。這個故事再次讓我們看到，鄉村如何被徹底納入現代化軌跡，作為現代化核心的“發展主義”如何確立起合法性，并如何對傳統的鄉村秩序結構進行破壞。對于“改革”和“發展”的強烈呼喊，必然要求類似王潤滋式的困惑立即終止。正如“我們不應老是站在‘昨天’那里，以低沉、哀怨的筆調敘述一些‘昨天’的故事，我們要跟上時代的步子，滿腔熱忱地走進‘今天’的生活激流中來。熟悉今天，認識今天，理解今天，透過一切錯綜復雜的現象，觸摸到它的本質，它的脈搏，并且把握它的歷史進程。”[35]
四
結語
如果說，從《臘月·正月》得見改革的本質是經濟發展，那么又該如何來回答《魯班的子孫》留下的問題——什么是明天的故事？雖然王潤滋認為明天的故事是現代經濟的發展與鄉村傳統秩序結構的兼而有之，可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幻覺。而《臘月·正月》中依靠“經濟實力”重構了鄉村世界的威信的王才能給鄉村帶來什么？它所能帶來的顯然不可能是《鄉場上》《李順大造屋》所建構的“小生產者的故事”，反倒是對鄉村倫理道德秩序的沖擊以及對農民情感結構的改造。
如果將1980年代不同時期的幾個典型文本進行串聯：比如1980年代初期建構了“小生產者夢想”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鄉場上》《李順大造屋》，在1980年代初期癥候性地表達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沖突的《陳奐生上城》，以及1980年代中后期呈現了鄉村改革與社會主義理想之間矛盾的《魯班的子孫》，乃至確立了市場邏輯合法性的《臘月·正月》，一條完整而清晰的敘事脈絡便得以呈現?！ ?/p>
經由這條敘事脈絡，得以見到改革進程中，鄉村傳統倫理道德乃至整個鄉村傳統秩序結構如何退場，農民如何被納入城市的軌跡成為邊緣群體，而這也正是1990年代鄉村和農民故事的開端和起源之一。
注釋：
[1]對此戴哲：《饑餓、財產、尊嚴與小生產者的夢想——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鄉村故事》,《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第176頁有詳細論述，在此不再展開。
[2]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
[3]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4]張春波編：《陳奐生上城》，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頁。
[5]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第125頁。
[6]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第131頁。
[7]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8]這里的“最高的價值觀、世界觀”實際上可等同于“社會主義的理想”，或者說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9]此處意在說明市場經濟本來不是不好的，但是因為權力對市場的操控，導致1980年代直至當下的市場化變得非常糟糕。
[10]鄉村的主體由鄉村傳統和秩序構成，而小木匠所帶來的新的知識其實是一種“現代知識”，這種知識肯定會破壞鄉村傳統秩序結構，但問題是這種新的知識又無法建構一種新的傳統，所以鄉村便失去了主體性，完全依附于城市，這也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的處境和問題。
[11]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第146頁。
[12]林凌：《文學中的財富書——新時期文學寫作演變的再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96頁。
[13]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第169頁。
[14]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已經出現了不少書寫個人從共同體退出，走向城市的作品。比如田中禾1984年創作的《五月》、何士光1987年創作的《苦寒行》、打工作家張偉明1989年創作的《我們INT》等。如果說前兩篇小說還只是略有涉及“到城里去”的話題的話，那么《我們INT》已經是在講“打工者”（農民工）的故事了。
[15]王潤滋：《殘橋》，《中國作家》1986年第6期，第4頁。
[16]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農村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84年，這一時間段由于農村改革的推行，農業增產增收很快，可以視為農村的“黃金期”，第二個階段是1985—1988年，這一階段農業出現徘徊，但是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所以問題還不是很大，第三個階段是1989—1991年，農民收入出現停滯，這與政策開始偏向城市以及鄉鎮企業的諸多問題開始顯現有關，所以從90年代初開始“民工潮”出現。
[17]張抗抗：《鳥獸還是善飛：張抗抗近年中短篇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93-138頁。
[18]嚴海蓉：《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讀書》2005年第7期，第74頁。
[19]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第146頁。
[20]王潤滋：《魯班的子孫》，選自《自己的日子》，第146頁。
[21]關于此次討論，在《共和國辭典：感受隱秘的當代史脈搏》中有詳細的記載， 此處的相關材料都來源于此記載。網址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8811647。
[22]在討論中，經濟學家林子力提出“七上八下”的標準：8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墒沁@一標準終被破除，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私營經濟”的提法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根本大法中。
[23]這讓我想起主旋律小說。主旋律小說以“大和解”的敘事策略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形成共謀和契約：既在小說的敘事空間中觸及了具體的社會問題，又在虛構的文本內部解決了這些問題；與此同時，它并不觸動主流意識形態的統治基礎，反而是鞏固了上層建筑。但顯然《魯班的子孫》的大和解與主旋律小說的“大和解”并非一回事，而我所說的王潤滋敘事上的“局限性”也并不是說他為了迎合“改革”的意識形態而特意將一個本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歸結為道德的問題，而是說在當時的語境下，作家無法展開討論，也就是說是時代的限制導致了《魯班的子孫》的局限性。
[24]其實在《魯班的子孫》中除了“剝削”問題，還涉及了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公平”，或者說“分配”——比如老木匠說自己辛苦了一輩子也沒有發財，老實人富寬卻生活困難，但是小木匠輕而易舉就可以賺到“兩千塊”。這正是王潤滋在創作談中所說的：“一部分農民富起來了，可是那些沒有富起來的怎么辦？”八十年代初《中國青年報》就公平問題也曾展開過一次討論，其核心問題是：我們應該追求結果平等還是起點平等？最后討論以“起點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的結論告終。所以，自此以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似乎成為國策，甚至公平被放在了和效率相對立的位置上，似乎是，只要公平多了，效率肯定就要降低。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將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內容的價值觀懸置，強調“實踐”之后，卻無法處理“生產”與“分配”之間的關系。所以1990年代以來才會有愈來愈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越來越明顯的階層分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很多問題其實都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
[25]王潤滋：《從〈魯班的子孫〉談起——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山東文學》1984年第11期，第67頁。
[26]王才依靠勤勞致富并且還不失掉“良心”的這一形象很容易讓人想到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安在小說中也被塑造成一個有“良心”的個體戶。他貸款一萬元將磚廠擴大，為的是可以解決一些村民的困難，讓他們可以來廠里干活，但此次“擴大”以失敗告終。這個時候村民并不念孫少安曾經的好、也不顧及他現在的困難，只管向他要入股時交的錢。孫少安曾一度一蹶不振，但是最終堅持了下來，磚廠死灰復燃，并且效益越來越好，這個時候他不計前嫌又讓窮困的鄉親再來廠里干活，好讓他們賺幾個買化肥的錢。所以最后孫少安成為整個鄉最有聲望的農民企業家。表面上孫少安與王才非常相似，但實際上二者有著根本區別。與賈平凹不同，路遙對孫少安這一形象的塑造實際上是想重新塑造“勞動是美德”的這一觀念，勞動成為美德，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競爭的關鍵。所以，他會在小說中塑造另外一個“個體戶”形象——田海民。田海民雖然也是靠自己辦起了魚塘，可是他卻非常“精明”，連自己的父親和四爸想要入股，他都沒有同意，即使兩位老人只是想干點粗活笨活。而村里有些窮家薄業的人想借幾個急用錢，誰也不會去找田海民，因為他不會同意。所以，田海民在村里不受歡迎，但是他和妻子田銀花對村民們的攻擊很不理解：“我們有錢，是我們自己用勞動和本事賺的，又不是偷的搶的，外人有什么權利說三道四？”顯然小說要告訴我們的是：財富一定是要和“良心”結合在一起的，勞動應該成為美德。但是這種狀況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顯然發生了變化，勞動成為發家致富的手段。而王才盡管被賦予了“良心”，但實際上這里的良心已經被降低到“實用”的層面，是為了論證王才“財富”的合法而存在，已經成為“經濟”的附庸。這樣的結論通過賈平凹將在鄉村有著長老式權威的“韓玄子”這個老人塑造成嫉妒心極強，并試圖憑借自己的“聲望”報復甚至陷害王才的小人形象得以見出。
[27]賈平凹、吳義勤：《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臘月·正月》，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頁。
[28]1978年9月20日，鄧小平在天津視察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該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當時的提法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1985年、1986年間鄧小平在多個場合曾公開表述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29]賈平凹、吳義勤：《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臘月·正月》，第127頁。
[30]參見王曉明：《九十年代與“新意識形態”》，《天涯》2000年第6期，第10頁。
[31]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第47頁。
[32]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第48頁。
[33]賈平凹、吳義勤：《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臘月·正月》，第66頁。
[34]高曉聲：《高曉聲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6頁。
[35]孫健忠：《如何深刻反映農村生活？——在長沙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紀要》，《文藝報》1981年第1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