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民間三農問題研究學者何平在昆侖策和紅歌會網站
發表了《官僚主義是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一文,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在昆侖策手機版上兩天點擊量過萬,留言137條。
該文尖銳地指出,人民公社解散,不是體制本身的問題,而是官僚主義的禍害;分田到戶一刀切分明也是一種官僚主義;如今存在的三農問題,實質是官僚主義長期誤導所致;全國百強村鎮的成功,“不僅在于堅持集體所有制,還在于鄉村治理模式由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體所有制走向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官僚主義是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何平的批評言論可謂振聾發聵。
我贊同何平的觀點,從我國農村工作七十多年的歷程來看,凡是官僚主義盛行的時期,都會給工作帶來重大的損失。大躍進刮五風是如此,普及大寨縣也是如此。大寨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否定,但學大寨運動中,特別是在普及大寨縣的階段,好大喜功,官僚主義特別嚴重,全國各地到處上馬了一批華而不實的花架子水利工程,比如,我所在的縣建起42座揚水站,可只有2座發揮了作用。可以說,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時期造成的損失遠比大躍進時期放衛星多得多,有的地方生產隊把積累下的資產底子折騰光了,損害了社員群眾的當前利益。有的地方官員只從自己的政績出發,打著高大尚的革命口號,不顧當地實際情況,不顧社員的正當利益,一味追求脫離實際的美好虛幻奮斗目標,勞民傷財瞎折騰, 這也是造成人民公社解體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人民公社制度雖然也有缺陷,但體制的優越性不容否定。當時黨中央國務院陳永貴副總理分管農業工作,陳永貴是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他雖然是一個農民,卻是一個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口才極好,他抓全國農業工作,有一套自己的治國理念,而且真抓實干,他不是花瓶式的人物。這個人的黨性品行也是不容懷疑的。但就是在人民公社優越體制下,在陳永貴這個忠誠社會主義事業人的主持下,卻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導致了事與愿違的結果,這是值得后人深思總結的問題。
官僚主義為什么會承產生呢?我覺得可以從上層和下層兩方面來分析。
官僚主義首先是高層領導造成的。比如陳永貴一心大干快上,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出發點是好的,但在他領導下作出的決策,嚴重脫離國情實際,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在他主持全國農業農村工作中,沒有堅持按照有人民公社憲法之稱的“六十條”原則辦事,強行推廣大寨大隊一級核算的辦法,違反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值得指出的是,是毛主席維護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沒有讓陳永貴大隊核算制度在全國推行。在社員勞動報酬上,六十條規定的是按勞取酬的原則,而大寨推行的是社員自報公議的勞動記分評工辦法。如果,社員們都具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這種評工記分方法當然好,可推行大寨記工評工的實際結果是,嚴重挫傷了社員勞動積極性,比如有的社員一天可以割2畝地的麥子,有的社員使出吃奶勁只能割半畝地,卻記同樣的工分,因為評工首先要看社員勞動態度,勞動效果成了其次的東西,這樣生產隊勞動時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大呼隆”“磨洋工”場面。由此可見,上層領導制定的工作規劃和指導方針不管是否出于良好愿望,只有脫離實際、脫離了人民群眾愿望和要求,就會產生官僚主義。
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有的下層干部為了追求自己的政績和前途,明知即使上級領導的指使是錯誤的,也要按照領導的意愿去辦,不從當地實際出發,不首先為當地人民服務和負責,而是首先要對頂頭上級領導負責,這樣官僚主義就盛行不衰了。
包產到戶的改革打破人民公社已經形成的僵化體制有其歷史的積極價值,但把包產到戶制度視為不可變動的東西,就不是實事求是了。如今小崗村也開始把大批土地流轉出去,也開始搞合作社集體經濟,村民也已經從集體經濟組織組中分紅了。據何平文中介紹,就連小崗村也曾三次派人到南街村參觀,并在留言簿上寫到:“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富裕。”包產到戶實行了四十多年,已經產生了很多弊端,一些村民因各種原因喪失了承包地,新生人口被剝奪了承包地的權利。原始承包土地的村民,起碼有70%已經不在種地,而是把承包地轉包出去,坐吃土地流轉費。農村中有很多人要求對包產到戶制度實行改革,2016年,內蒙古商都縣甚至發生了幾千農民涌進縣政府大院鬧事,引發了嚴重的不良后果。可我們有的干部就抱住包產到戶制度不能動的陳腐觀念,這也是一種嚴重的官僚主義。
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確立的思想路線,是我們黨認識、分析和處理問題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導原則和思想基礎。在當前三農工作中,我們一定要貫徹執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是搞好三農工作的前提。
參考資料:智廣俊著《麥頌》一書,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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