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推出“何以為家”系列專題，四篇推文分別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組建、生育困境及沉迷賭博等問題。這四篇文章都指出了農民工的雙重困境：出于生計需要，要在城市工作卻難以留在城市，因為要成家、撫育后代、贍養父母又需要回到鄉村，可是生活習慣卻已經城市化。
食物主權認為，僅把問題歸咎于“城鄉二元結構”是不夠的。新生代工友們與父母輩之間的觀念分歧逐漸增大，找工作的難度和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消費花樣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生代工友們的成家成本也在增大，家庭生活的安穩性、幸福感卻在減少。看上去，他們在城市和鄉村會面臨不同的問題，但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卻是一致的：資本的壓榨。無論生活在鄉村還是在城市，生活的各個環節都充斥著市場競爭，生活的各個階段，都需要錢。鄉村不是避風港，城市也不是理想的目的地。
在農民工家庭與個體的困境面前，既無法寄托于市場化改善他們的境遇，也不應該把這些困境歸咎于他們自身。要打破城鄉割裂局面，不僅要追求制度性改革，還要積極呼吁重建城鄉共同體，讓農民工們不至于在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局。
導 語
3月21日的推文《何以為家（一） | 新生代農民工婚前婚后的變化與困境》中曾談到大齡單身男青年會選擇賭博這種消費形式來滿足個體欲望。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從農村“脫根”以及在城市無法立足的“雙重脫嵌”狀況，大齡單身男青年組建家庭失敗，與此同時他們又被卷入了消費社會的邏輯中，“六合彩”這一類的賭博既能填補閑暇時間，又能給長期壓抑麻木的生活帶來刺激。
杜煌這篇返鄉觀察進一步揭示了“六合彩”在鄉村盛行的原因，以及大齡單身漢沉迷博彩的可能性解釋及負面影響。
圖片來源：網絡
筆者家鄉在云南東北部某縣，今年回家過年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部分在外打工的單身漢，一年到頭辛苦上班，回家以后竟身無分文，過完年甚至還要找別人借路費才能出去打工！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們在外打工的同時，還在購買“六合彩”，打工賺的錢都輸在“六合彩”上了。
壹
曾經風靡西南鄉村的“六合彩”
大約是2003年左右，西南鄉村刮起了一陣“六合彩”之風，幾乎所有家庭都購買過“六合彩”，區別僅在于買多買少。作為一種博彩形式，“六合彩”抓住了人們的投機心理，其設置的購買門檻極低，僅需1元錢就能下注，隔天馬上開獎，并且賠率極高，達到驚人的1:40。
“六合彩”結合鄉村廣為人知的生肖屬相，按照十二生肖來安排號碼，一共有49個號碼，對應1歲到49歲的生肖屬相。莊家身份不明，只說是香港、澳門的大老板，彩票的售賣由其搭建的代理人網絡負責，延伸到鄉村的一般是小賣部老板。
小賣部作為村莊內部少有的公共場所，每天來來往往的人群較多，彩票開賣的時候，集中的人群往往互相討論今天要買什么“特碼”（生肖或者生肖對應的號碼），定好主意以后，購買者迅速向開單人報號碼以及要下的注，付錢以后購買者會得到一張單據作為領獎憑證。有的購買者嫌路遠，則會在電話聯系開單人，通過口頭協議購買“特碼”，隔天見面再來清賬。
六合彩｜圖片來源：網絡
“六合彩”將多數村民網羅進入博彩的陷阱之中。有的村民買的小，一期20-30元；有的村民買的大，一期200-1000元不等；還有的村民更是豪賭，看中“特碼”以后狂擲幾千元。賭博的氛圍使得當時的鄉村躁動起來。中了獎的歡欣鼓舞，大肆消費炫耀財富；輸得慘的店面都賠光，只能外出打工慘淡離場；更多的家庭則是輸輸贏贏，始終沉浸在賭博帶來的幻象中。
貳
官方整治，“六合彩”轉入地下隱蔽發展
“六合彩”于筆者所在的村莊大概風靡了五六年。隨著公安部門整治力度加大，2010年左右，村里小賣部老板被公安局抓走，行政拘留并處罰款以后，村里猖獗的“六合彩”隱蔽起來。代理人從小賣部老板轉向了普通村民，聲勢也不如以前浩大，只有對賭博產生依賴心理的村民才會三三兩兩持續購買。
社交軟件發展起來后，“六合彩”賭博順勢轉到了線上，賭徒們的購買方式從傳統的線下開單、電話報單，演變成了網上下注，“六合彩”規模縮小但監管變得越發困難。
網絡六合彩｜圖片來源：網絡
叁
“六合彩”廣泛傳播的社會基礎
盡管官方整治力度不斷加大，隱蔽發展的“六合彩”并沒有就此消失。筆者就“六合彩”一詞在網上檢索，發現“六合彩”仍在社會留有根基。
2017年，廣東警方破獲一樁“香港六合彩”網絡賭博案，涉案金額達11.2億元。2023年3月，玉林一男子通過社交軟件收受“六合彩”投注單，涉案賭資達556萬余元，獲利21萬元，被玉州區檢察院提起公訴。2024年1月17日，新田縣公安局破獲一個地下“六合彩”賭博犯罪團伙，其中，抓獲犯罪嫌疑人20余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7人，涉案總金額將近1000萬元。
“六合彩”在鄉村廣泛傳播，離不開它制造的一個個暴富神話。時至今日，筆者還清晰地記得2004年的時候，村里一沙廠老板購買“六合彩”中了大獎，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便購買了一輛新式摩托，引起村里人的艷羨。大家茶余飯后都在議論這件事情，同時開始琢磨晚上該買什么“特碼”。互聯網時代，“六合彩”神話越發令人目眩神迷并且大大擴大了傳播范圍。“44歲男子買六合彩純為消遣，贏得近4900萬巨額獎金”的視頻播放次數達5萬次，不知激起多少人的賭博欲望。
除了暴富的希望，“六合彩”的生肖設定具象化了博彩和人們日常生活的聯系，降低了村民們對“六合彩”的認知門檻，使得下到六七歲的孩童，上到八十歲的老翁都能參與進來。“六合彩”開獎的時候，村民們不會直說開獎的是哪個號碼，而是拐著彎說開了某某人。例如小張屬牛，10歲，村民說“開了小張”，意思就是這期彩票的中獎號碼是10歲的牛。這種聯系還表現在人們熱衷于交流晚上做的夢，夢見誰或者夢見什么動物都會轉化成購買“特碼”的依據。當大人做的夢“不準”的時候，小孩子的夢就特別受到關注。早上醒來，人們會談論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夢，接著就開始預測這一期的彩票會開什么“特碼”。
六合彩與生肖｜圖片來源：網絡
最重要的是，“六合彩”嵌入了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網絡中。作為村社的一份子，普通村民不會輕易舉報“六合彩”代理人，公安部門介入只能依靠辛苦培養的“線人”舉報。此外，售賣“六合彩”的代理人在村莊內部有著較普通村民更寬廣的社交圈子，通過這個圈子，他們既能廣泛網羅賭資，也能很快得到公安部門整治的消息，從而及時“收手”，等到風頭過了再開張做買賣，因此想要根除“六合彩”極為困難。
肆
大齡單身漢沉迷博彩
的可能性解釋及負面影響
政府嚴厲查處加上媒體宣傳，近十年來筆者所在村莊購買“六合彩”的人數已大大減少，基本聽不到關于“六合彩”的信息。然而，令筆者詫異的是，“六合彩”在鄉村社會并沒有徹底絕跡，它的受眾范圍只是不斷縮小，最終定位到了一群外出打工大齡單身漢上，并將他們辛苦賺來的工資榨取得干干凈凈。
案例一：一男子今年47歲，和妻子離婚后留有一子，目前兒子已經成年。該男子之前在外打工，賺了些錢，2023年回村從事建筑行業，因為農村建房的人不多，一年下來工作時間只有2-3個月，其余時間就用來打麻將、買“六合彩”。據其所說，打麻將他基本沒有輸過，都是贏錢，但是“六合彩”贏的少，錢基本都輸給“六合彩”了。他購買“六合彩”有兩種方式：網上購買，賠率是1:48；找代理人購買，賠率是1:40。一期投入的賭資一般是200-300元，多的時候700-800元，最多投過1700元。偶爾能中個幾期，但賺的沒有輸的多。僅2023年他就輸了4-5萬元，要是加上之前輸的，據他估計應該有20-30萬。春節期間，他和筆者坐上了同一班開往上海的火車，因為手機沒電買不了“六合彩”，該男子表現得異常焦慮。
圖片來源：網絡
案例二：另有一男子將近50歲，年輕時因為賭博和妻子離婚，子女目前均已成年，家庭負擔主要是建房欠債。回家時，筆者聽聞其在外打工一個月收入7000元左右，幾乎沒有曠班，但有時候竟然連生活費都拿不出來，只能四處借錢維持生活。追問之下，才得知其有購買“六合彩”的習慣，賺的錢都輸在“六合彩”上了。
大齡單身漢之所以沉迷博彩難以自拔，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其泛濫的欲望長期沒有受到節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惡習難以自控。這些大齡單身漢受教育水平大多不高，只有小學或初中文憑，十六七歲開始脫離父母獨立生活，因身邊環境沾染上賭博的惡習在所難免。他們雖然能在家人的安排下順利成婚，但妻子因其不成器，也難以和他走到最后。夫妻離婚以后，這些單身漢大多常年在外打工，能夠勸導其戒賭的人幾乎沒有，因此賭博這一習慣極有可能將會伴隨他們一輩子。
大齡單身漢賭博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子代婚戀上。當下農村婚姻成本已持續提升，青年想要結婚必須得有體面的房子，甚至還要有車子。這些單身漢將賺來的錢財全部散盡，對子代的支持極其微弱，子代想要結婚必須自力更生，結婚年齡勢必延長。再有，家庭內部有一個好賭的父親，這也會直接影響到子代談婚論嫁。例如，案例一中男子的兒子已經二十四五歲，但因為家里房子太小遲遲沒有娶親。
從村莊治理的角度來看，這些大齡單身漢的家庭相對其他家庭來說較為貧困，因此在國家扶貧政策下極易被識別為幫扶對象。例如，案例二中的男子就享受到了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這些有手有腳、能賺錢的人享受國家福利保障，變相鼓勵了不勞而獲，勢必會破壞村民們樸素的公平感，使得國家福利政策進入鄉村，反而助長了村里的歪風邪氣，進而加大村莊治理的難度。
當這些大齡單身漢年老的時候，其子代若不能順利結婚，那么其家庭情況就很難得到顯著改善，甚至可能陷入新的貧困（例如生病）。屆時國家該如何安置這些人，是繼續以低保覆蓋、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還是另謀他計？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政策議題。【食物君：鄉村大齡單身漢是身陷社會問題的受害者，而不是社會問題的始作俑者。我們也須站在鄉村大齡單身漢的立場上思考激勵志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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