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就業機會日益減少和家庭嚴重透支的情況下，已經到了退養年齡的農民不得不外出打工。村莊被日益納入資本化體系中，作為農民退養之所的功能正在快速弱化。建設一個農民能夠回得去的村莊，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
一
我的家鄉位于中部地區的村莊，村莊500戶，2300口人。屬于丘陵地區，農業耕作不方便，人均土地很少，只有0.5畝，農業收入很少，糊口都很難。農民早在十幾年前，就將土地流轉一個外地老板種植苗木，畝均土地租金200元/年。村莊距離縣城大約一個小時車程，村莊內部的就業機會非常有限，農民主要依靠外出務工收入。我統計了全村60歲以下男性農民的就業情況，發現沒有一個壯年男性勞動力將農業收入作為主要家庭收入來源。即便農民60歲以后，仍然難以在村莊內部找到就業機會，不得不外出打工。
村莊內部的機會非常有限，留守在農村的男性青壯年勞動力數量非常少。留守在村莊中的60歲以下的農民，只有30多人。主要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有較正式工作的人，有10人左右。其中老師3人，村醫1人，電工1人，村干部4人，農村通訊員1人。老師工資較高，年收入能達到6萬元以上。村醫是個體戶，年收入有10萬元。電工、村干部是半正式人員，年收入3萬到5萬元。他們的家庭一般多多少少有副業收入。電工家里還在搞養殖。農村通訊員獲得政府補助收入約3萬元，他在家里還有泥水匠收入、種田收入等。
第二種類型是在農村抓住了非常有限的穩定就業機會，有10個人。王林，56歲，幫助苗木公司做管理，年收入4萬元。王宏偉，56歲，在家從事工業加工。王松柏，50多歲，做泥瓦匠，這2年收入降低，年均收入不到2萬元。王才，40多歲，開了一個駕校，承包鄉鎮學校的校車運營，還是私立學校的小股東，還在學校開了一個小賣店。王浩，51歲，在家從事殯葬生意（出租冰棺、經營樂隊），還做二手車生意。在農村開商店和棋牌室，有5個人。
第三種是殘疾人，大約5人。比如，王法，55歲，有智力殘疾，評上低保，幫人抬棺材、挖樹、劈柴等，每年收入2萬元。王松，50歲，有智力殘疾，一直未婚，之前在外地打工，存款十幾萬元，現在母親87歲，他就回來照顧母親。
第四種是喪失生活動力的人，每個自然村都有一兩個人，有十幾個人。在一個自然村，夏森，51歲，很早就離婚了，有1個兒子，賺錢自己花。王凱，30歲，王林的兒子，結婚后一直在家閑著。
農民60歲以后，在村莊內部也找不到就業機會，必須外出打工掙錢。農民一般要到身體不好或者確實找不到工作，才會返回到農村，一般是65歲之后。
柯大有，65歲，長期在外從事建筑業，兩年前熟人介紹在上海的一個工廠里看管機器，工資月均4000元。老板如果雇一個年輕人則需要花費8000元/月。去年，因政府嚴格控制超齡農民工，老板因為政策原因無法雇傭他。他返鄉后在附近打零工，一年收入1萬多元。他在家里沒有田種，只種了點菜園。
姜發，71歲，之前一直在武漢做建筑工，從3年前開始，因為年齡較大，就很難繼續找到工作了，只能返回農村。現在耕種了4.5畝土地。他老伴原來花錢買過職工養老保險，現在有2000元養老金，養老是不愁的。
二
在過去，農民60歲以后就到了退養年齡，可以留在農村。農民種點地，做點副業，帶帶孫子，也可以維持生活。但是現在，農村就業機會在日益減少，農民的家庭開支在持續增加，大齡農民不得不外出打工。
第一，農村經濟日益衰敗，農村就業機會非常有限。
當地是丘陵地區，土地貧瘠，且人均土地少，農業收入非常有限。在工商資本快速進入農村的情況下，農村副業也大規模減少了。即便最近2年，農民工尤其是建筑工人的收入降低，但是大齡農民工并未返回村莊。對于大齡農民工而言，留在城市，即便收入降低了，但是還有收入。留在農村，則一點就業機會都沒有。
我所在的村莊，土地已經流轉出去了，大齡農民已經無地可種。71歲的姜發表達了不滿：“過去，土地賣過去，產生了地主。現在是土地租出去，也產生了地主，與過去沒有區別。”姜發返回農村后，沒有土地可耕種，只能耕種其他村莊的土地。
在土地沒有流轉的村莊，土地也難耕種。主要原因是水利癱瘓，道路不通，農業難以機械化。種田勞動強度大，且賺不到錢。當被問及56歲的王林為什么不種地時，他抱怨道：“在毛主席時代，種不好田，村書記是要被罵的。當時全大隊的人都一起解決水利問題，在搶水的季節，會一起去打架。現在沒有人管理水利，沒地方抽水，港也用不了，單家獨戶的一個人肯定搞不到水。”他很憤怒地說，“現在去種地的人是傻子，種地是貼錢的。”
種地的農民少了，糧食銷售都成為一個問題。米廠只愿意收大戶的糧食，不愿意收小農戶的糧食。姜發就是因為糧食賣不出去，只能種植口糧田，不敢耕種更多的土地。在訪談過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政府能否在鄉鎮建立一個臨時的糧食收購點。
養殖業也基本資本化了。現在的養殖業基本上是規模化養殖，農民根本競爭不過工商資本。政府項目補貼的一個養殖場，投入幾百萬元，承包經營的農民虧本了，只能外出打工。目前養殖場轉手給了電工，電工只是將其作為副業。
農村的副業經濟也一直在衰落。過去村莊中有10個商店，主要銷售日常生活用品、水管、瓷磚、化肥等。在更早以前，村莊中還有打米廠、榨油廠等。現在農民越來越多地在線上購買生活用品，村莊的商店越來越難以為繼。這2～3年，農民越來越多地進城買房，農村建房也變少了，農村泥瓦匠也找不到工作。原來村莊中有十幾個泥瓦匠，現在老一輩基本退出，只剩下2個中年人，年收入也從2年前的3萬元降低到1萬多元。
從留村的壯年勞動力的就業情況來看，沒有人依靠一項就業就可以維持家庭開支，都是兼業。村干部也很難找到兼業機會，家庭收入不高，被認為是在村里“混日子”的人。原來的村書記，現在60歲了，沒有擔任村書記后，就只能外出打工了，憑借管理能力，當個小包工頭。原來副書記，鄉鎮領導一再挽留，五年前主動辭職外出，在親戚工地上管理工人，一年能掙10多萬元。現在的村書記，33歲，父親在家開棋牌室，父子倆的收入都不高，沒有人愿意給其介紹對象，目前還是光棍。
農村僅有的就業機會，還具有很強的競爭性。王林，幫老板管理400畝苗木，一年有25萬元的用工費用。他負責日常請人工，人工費用每天90元。工資不高，但是機會有限。有農民為了獲得就業機會，平時還要送點煙酒給王林。王林也感覺到，自己還是一個小官，有權力雇誰來打工。
第二，被結婚、進城購房嚴重透支的家庭，家庭開支壓力增加。
在婚姻成本高企以及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家庭被嚴重透支。農民普遍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負擔。當前，進城購買商品房和買車，已經成為結婚標配。對農民而言，進城買房和買車，是更高的結婚成本，彩禮就是小兒科了。買房、買車和彩禮，結婚成本最少也要100萬元。
兒子還未成婚的農民，要準備結婚費用，不可能返鄉。農村普遍存在的晚婚甚至光棍，將農民工返鄉的時間大大延遲。兒子已經結婚的農民，往往就留下一堆債務，還要繼續打工。過去，兒子結婚后，農民就完成了人生任務，就開始進入養老狀態，維持底線養老就可以。現在，兒子結婚后，農民反而要開始進城打工了。
馬陽，快60歲了。以前只在外面做了幾年建筑工，就一直在家。兒子前年結婚，在市里買房花費50萬元，目前每月還房貸2000多元，要還20年，彩禮12萬，還花費幾萬元買了一輛二手車，家庭目前欠債26萬元。去年，為了給兒子減輕債務負擔，馬陽夫妻倆就外出打工了。他的女兒給養豬場打工，把他們夫妻倆帶出去了，夫妻倆一年能掙8萬元。
王成，已經61歲了，從來沒有外出打工。8年前，自己動手術，花費了30萬元，現在還欠債十幾萬元。兒子去年在廣東買房。今年兒子生二胎，老伴計劃要去廣東帶小孩，也要一塊打工。
三
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產值日益降低，2022年農業總產值占GDP比例7.6%。村莊不再是經濟引擎，而是主要作為農民的退養場所，為無法進城的農民提供福利保障。農村雖然就業機會不多，但是退養老人的開支也不高，大齡老人可以維持生活。
當前村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資本化，村莊的退養功能正在日益弱化。這在經濟層面表現為，工商資本通過各種方式進入村莊社會，農民的經濟收益空間不斷壓縮。這在生活層面上表現為，農民的生活日益商品化，農民生活開支不斷提高。村莊正被全方位地納入城市資本化體系中，農民既遭遇收入機會減少的擠壓，又遭遇家庭開支增加的擠壓。城市是一個高度資本化的生活體系，建立在高收入的基礎上。有高收入支撐的城市生活體系，對農民而言，就是高質量的生活。缺乏高收入支撐的城市生活體系，就是痛苦的根源。
在農民難以獲得高收入的情況下，建設一個低成本的村莊生活體系，就變得特別重要。低成本的村莊生活體系，讓農民在收入不高的情況下，也可以維持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當前的鄉村振興政策倡導資本下鄉，不斷擠占農民的收入空間，不斷提高農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正在日益加速村莊的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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