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業人口老齡化
在全國各地調研發現，在糧食作物種植區，55歲以上的老人是農業生產的主力，60多歲、70多歲仍務農的老人并不在少數，我們在調研中也不止一次遇到80多歲的務農老人。這其中固然有生產力進步的原因，因為近些年以農機作業服務為代表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迅速發展，使很多農業生產環節不再需要人力投入，因此身體健康的80歲老人仍然可以做田間管理，可以務農。但老人們也有普遍的憂慮：年輕人不愿意種地，甚至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里。
從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看，2010-2020年，55歲及以上人口占農業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從24.8%，增長至44.9%，提高了20個百分點。其中，糧食作物種植區的老齡化程度更高。根據農業農村部固定觀察點數據顯示，2006-2019年，糧食主產區務農勞動力平均年齡從46.6歲增長到55.3歲；60歲及以上務農勞動力占比從15.0%提高到39.7%。就當前來看，這一趨勢并沒呈現出減緩的跡象。當老年人逐漸退出農業生產時，將來誰來種地，近年來已經引發了諸多關注。
在糧食作物種植區，要使農業生產的年收入達到10萬元左右，種植規模需要達到300-400畝。從我們2023年的調研來看，在皖東地區，一位60多歲的村民小組長從2014年開始，流轉了全小組的400多畝地來種植水稻。在他接手這片土地之前，已經有3位種植大戶先后來流轉過這片土地，但由于這片地水源比較緊張，因此每個種植大戶種植兩三年后就退出了。由于無人接手，這位村民小組長以300元/畝的流轉費將這片地流轉過來，夫妻二人共同經營。因耕作條件不太好，他們的所有經營環節都依靠雇工來完成，除了購買農機作業服務（各環節的作業費共380元/畝）外，他們還需要雇人打藥、施肥、灌溉，雇工成本是180元/畝；此外，種子、農藥、化肥的成本是500元/畝。產量大約是1100斤/畝，每畝的純利潤是100-150元。也就是說，他們夫妻二人種植400多畝水稻，一年的純收益也只有6萬多元。由于當地水稻種植已經基本實現了全程機械化，因此在耕作條件更好的村莊，種植戶如果可以自己完成打藥、施肥、灌溉等環節，成本可能會減少180元/畝，但每畝的純收益也只有300多元。
對于年輕人來說，如果在村務農的年收益低于10萬元，他們通常不愿意選擇返鄉。如果將農業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必須發展規模經營才能實現。
二、經濟作物種植區年輕一代務農戶仍在接續
在經濟作物種植區，情況有些不同。2021年，我們在山東壽光調研時，得知最年輕的大棚蔬菜種植者是一個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村民認為，再過兩年就該有00后來種大棚蔬菜了。在壽光，80后、90后種植大棚蔬菜的，并不在少數。根據一項報道，在壽光市一個以彩椒種植為主的村莊，到2023年，全村返鄉創業的“80后”有160人，“90后”有34人，其中大學畢業生21人。
年輕人之所以愿意返鄉，是因為他們發現，一旦結了婚、有了孩子，他們在城里打工的收入很難養活一家人。2021年，我們訪談了一位1992年出生的大棚蔬菜種植者，他從2016年開始回鄉種地，此前他在外地務工的月收入是4000-5000元。回鄉后，他通過流轉土地、購買他人大棚，短時間內獲得了4個大棚，占地面積共10畝左右。其中3個是溫室大棚，占地面積為8畝，棚內種植面積是4畝；還有一個拱形棚，面積是1.5畝。他管理這4個大棚，一年純收入大約是18萬元左右，遠高于其在外務工的收入。
不過，年輕人種地的思路和老一輩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差異。這個小伙子夫妻兩人都在種植蔬菜，但他們與全靠自己勞作的父輩不同，一些費體力的重活，例如要長久蹲下做的活，他們全部靠雇工來完成。也就是說，對年輕一代而言，“不計成本的勞動投入”已經不再適用于他們，對年輕的農業種植者，凡是能“省力”的農業生產環節，他們都更愿意花錢雇工完成；但對老一輩而言，凡是能“省錢”的環節，他們都更愿意用自己的勞動力投入替代現金投入。
年輕一輩不是不愿意從事農業，但他們對農業收益有更高的預期。這意味著，農業后繼無人問題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農業生產成本日益增加，農業收益不斷縮減。同時，年輕人雇用的仍是村莊中的中老年人，但當這一代中老年人也逐漸退出農業生產時，年輕人的經營方式仍會面臨挑戰。
三、不是農業“后繼無人”，而是農業中的“人口紅利”在減退
僅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說，老人逐漸退出農業，還會有規模經營主體來接手，因此不一定無人種地。然而，今天中國農業的一大挑戰是，保持農業生產低成本的“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減退。
“農業后繼無人”之問，事實上指向了農業領域的一個關鍵變化，即農業中的代際更替。正在退出農業生產的老一輩生產者，他們愿意不計成本地投入勞動，因為這一代人成長于中國勞動力市場尚未完全形成之時，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并不是他們的考量因素，他們愿意盡可能用自己的勞動力投入來替代現金投入，減少現金成本。年輕一代則成長于全國勞動力市場已經十分成熟的時期，他們會計算自己的勞動力價格，因為任何勞動力投入都是有機會成本的。年輕一代即便務農，也不會再如父輩一樣不計成本地投入自己的勞動力，而會精確計算自己的勞動投入是否劃算。他們會如上文所述壽光的年輕蔬菜種植戶一樣，更愿意用雇工的方式來解決重體力勞動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低成本農業生產的“人口紅利”正隨著老一輩的退出而在逐漸消失。
當大戶時代到來時，農業生產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也將增加。規模經營的特征是高投入、高風險，規模經營主體由于資金壓力，通常選擇賒購農資、農機作業服務費，還需借貸一部分資金。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遭遇自然風險或市場風險，就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盡管最近幾年國家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投入逐年增多，保險額度也不斷提高，這對于減少規模經營主體的損失來說是有效的，但難以逆轉農業高成本的大局。
農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下行的影響下，近幾年農資價格暴漲的情況頻頻出現，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頗大。國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調控農資價格，試圖穩控農業生產成本。例如從2020年開始，國家啟動了春耕化肥商業儲備工作，以確保化肥的保供、穩價，并在2022年將此儲備工作擴展到全年。我們在最近的調研中也探尋了一些地方的化肥商業儲備工作，但或許因為此項工作啟動時間尚短，儲備量也相對較小，因此尚未能在“穩價”方面發揮明顯作用。國家如何介入農業生產成本的調控問題，值得密切關注。
更值得討論的是對農業生產的定位問題。如果我們持續強調農業生產的商品性，那么前文討論的農業生產成本收益的計算就是關鍵，在這一思路下，要提高農業收益就必須規?；?、集約化，且必須依靠國家財政的大力投入。但這種發展思路解決的往往只是少部分人的收益問題。如果我們看到農業生產的保障性功能，看到無法在城市立足的弱勢農戶仍需要依靠農業收益作為生存保障，看到今天農業仍吸納了全國近25%的勞動力就業，則農業問題首先要處理的是收益分配的問題。今天農業生產對GDP的貢獻已經不到8%，這部分日益微薄的收益應該分配給少數能人，還是分配給三四億弱勢農民作為保障，涉及對農業生產的宏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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