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中國的農業從鐵農耕時代開始就一直是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經濟模式。兩千多年來，土地屬地主所有，農民只有少量或沒有土地，主要靠幫長工，打短工，做零工等方式維持生計。新中國建立以后，農村通過進行土地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打破了這種格局，農民分得了屬于自己的土地，實現了農民長期以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但由于仍然保持幾千年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模式，很快又出現了兩極分化，為了避免這種兩極分化現象的加劇，農民群眾自己首創了集體化的生產模式。在國家的引導下，經歷了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這樣逐步發展的階段。但這種集體化的生產模式僅維持了20幾年，以小崗村為典型的村莊又開啟了分田單干的耕種模式。在新中國的70多年里，中國農村曾樹立了大寨和小崗兩個不同的發展模式。小崗模式的40多年來，中國農村同樣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遇到了一些新問題。為了加強農業基礎建設，國家一直把“三農”問題作為農村建設的重點問題來對待，不少三農專家、學者、教授也都一直在思考著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向問題，那么，中國農村的發展和建設究竟如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農村特點的新路子，我們能否以曾經的大寨、小崗兩個不同典型的實踐探索為借鑒，尋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農村發展方向。
新中國建立以后，黨和國家對農村建設一直非常重視。從農村土地改革以后，農民分得了屬于自己的土地，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但是，這不等于就已經完全解決了農村農民的問題。舊中國農民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而是靠出賣勞動力給地主做長工，打短工或租種地主的土地維持生計。那么，土地改革農民分得土地以后，對于共產黨來說，更是要如何幫助農民改變農村長期以來的落后狀況。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后，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奮斗，而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奮斗。”并提出：“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中又說：“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農業化、機械化……”
以后逐步形成了“四個現代化”的理論，即實現社會主義的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四個現代化”中把農業擺在了首位，毛主席還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建國方針。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對農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視的。從新中國建立開始，一直到今天，國家對農業的發展都是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土地改革以后，首先是如何讓農民擺脫貧窮的問題，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土地改革后的農村仍然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模式，毛主席認為，分散、低效的小農經濟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態的落后，與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須幫助農民在思想文化層面進行社會整合和動員，讓農民“組織起來”，對農村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態加以徹底改造，增強農民的集體意識和協作能力，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落后狀況，以適應現代農業文明發展的需要。
如何建設中國農村，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對農村的發展經歷了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再到分田到戶這樣一些階段。每個階段都是一種新的摸索實踐活動，為了探索農村的發展，新中國先后樹立過兩個典型，即大寨和小崗。把它們作為全國農業的旗幟和標桿，進行推廣普及。
一、大寨這面旗幟是怎么樹起來的
新中國進入人民公社集體化以后，如何最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這是發展農村經濟的關鍵問題。新中國從建立以后，國家基礎差，底子薄，以及發展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再加上外部的惡劣環境，嚴重制約和影響著中國農業的發展。比如，人民公社的食堂化運動和大躍進中出現的“浮夸風”、“共產風”等錯誤，以及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走專家和逼債，我國農業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遇了嚴重挫折。國家想發展農業，但又沒有錢來支持農業。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4年3月28日，毛主席到南方視察，專列在河北邯鄲站停了下來，他在那里聽取了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匯報，從陶魯笳的匯報中了解到山西省昔陽縣的大寨大隊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將“七溝八梁一面坡”的窮山溝改造成為層層梯田平展展的“米糧川”的事跡。一貫認為自力更生是立國之本的毛主席，認為大寨的事跡符合實事求是的思想，符合黨的優良傳統，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農民要求擺脫貧困的強烈愿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決定在全國農村提倡大寨精神。
大寨是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窮山溝。它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依虎頭山而建。新中國成立前，人稱“窮山惡水”。大寨擁有700畝土地，可這些土地不是遠在山上，就是險在溝邊，東一小塊，西一小塊，“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塊散布在一面坡上，當地人們習慣稱為“七溝八梁一面坡”。
這樣的惡劣地形不僅讓大寨人在農業上難以發展，畝產不到200斤，人們經常被溫飽問題所困擾。同時，又因為地處黃土高原，大寨是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緊張，可一旦趕上雨季，數日暴雨，山洪爆發，全村頃刻之間一片汪洋。
1963年8月，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持續七天七夜，全村800多畝土地中，有140畝梯田被沖為平地，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畝地幾近于絕收。全村270間窯洞和房屋，塌了190間，63間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間。83戶人家，78戶無家可歸。雖然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災，但他們堅持做到“三不少”和“三不要”。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事跡。并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毛主席也向全國發出號召“農業學大寨”。1964年12月，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在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一曲“學習大寨呀，趕大寨，大寨紅旗迎風擺，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自力更生改變窮和白……”響徹全國。
在毛主席“農業學大寨”這面旗幟的指引下，全國農民擺脫了“等、靠、要”的思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干部群眾精神面貌大變，在全國農村，各級黨委加強領導，幾億農民齊上陣，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為改變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業增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十八個紅手印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帷幕
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分田到戶”的契約上摁下紅手印，以“小崗模式”拉開了中國農村一家一戶，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帷幕，從此，解散了人民公社，開始了中國農村的改革大潮。小崗村為什么要立生死狀“分田到戶”？據相關資料介紹，小崗村1978年遭遇嚴重干旱，不少土地拋荒，全村人基本上外出要飯去了。于是，這年冬天，就有了小崗村18個紅手印的故事。
小崗村地處皖東平原，即江淮平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墑情好，自然條件優越。當時人均擁有耕地4.29畝，也有4.85畝一說。這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山地多而平原丘陵少，人均耕地只有一畝多的國度里，是全國極少有的。
1978年分田到戶以后，1979年，糧食獲得了豐收。據央視網2019年7月21日播發的《新中國第一》報道：1978年的小崗村18個農民按下紅手印，簽訂生死契約，把1100畝土地分給20戶農民。契約起草人嚴宏昌介紹：第二年秋天，小崗村糧食大豐收，產糧13.3萬斤，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總和。1978年小崗村人均口糧40余斤。
分田單干以后，用小崗村人自己的話來說：“我們是一步越過溫飽線，20年未進富裕門。”2004年，安徽省從財政廳把為小崗村高位配置村干部，把沈浩派到小崗村任第一書記。沈浩來小崗村以后，目睹了小崗村的現狀，2006年，帶領全村干部到大寨、紅旗渠、華西村、南街村參觀學習。他們一路上頗有感觸。在南街村參觀后，沈浩在南街村參觀留言簿上擲地有聲地寫下了十個大字：“學習南街村，重走集體路。”從此，小崗村又建立了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
三、未來新農村發展的展望
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新中國建立以后，農村建設方面先后樹立的兩個典型，都對中國農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兩個不同典型都是新中國農村建設的實踐探索，分別代表了中國農業發展的兩種基本模式。不管是哪種類型的發展模式，都還在繼續實踐探索之中，我們堅信，在全國農村建設發展的不斷探索和實踐中，一定會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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