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黨中央、國務院為鄉村振興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總目標，規劃了“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實施路徑。對于廣大農村干部群眾和駐村隊員，實現鄉村振興任重而道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要加快構建促進農民持續較快增收的長效政策機制，讓廣大農民都盡快富裕起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筆者在武漢市黃陂區橋李村駐村兩年，近距離觀察并親身參與了橋李村干群為壯大村集體經濟、實現村民致富增收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和艱辛探索，試以本文粗略總結既往經驗，并探究未來發展方向。
一
橋李村基本情況
橋李村毗鄰灄水河，占地面積約4000畝，其中耕地面積約1200畝。戶籍人口346戶1184人，常住人口不到400人。村民主要經濟來源為打工和種養殖，村內主要產業為光伏發電和苗圃。橋李村2015年被納入國家級貧困村，2018年整體脫貧。
二
村莊發展困境
每個國家級脫貧村均享受國家專項扶貧資金支持，每年額度為數十萬元。橋李村將之主要用于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如修路、挖塘、修河邊機站、建光伏電站等。2021年，農村地區工作重心由精準扶貧轉向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扶貧資金主要用途也由基礎設施建設轉向扶持產業，強化造血機能。然而實踐過程中，在農村地區發展產業舉步維艱，很容易陷入政策依賴、市場競爭力不足、不得村民支持等困境，同時也受到各村自然資源稟賦、村干部干事能力和意愿等因素制約。下文將會一一具體說明。
01
（一）光伏電站
2017-2018年，橋李村投入兩年國家專項扶貧資金共約100萬元，建成了占地2畝多的光伏電站，每年發電量約10萬度，為村集體經濟貢獻收入約11萬元，計劃運行20年。光伏電站管護費用約為5000元每年，每季度檢修一次；土地使用費約為800元每年；若光伏發電板損壞，換新的費用需要村集體承擔。光伏電價為每度1.1元，這其中包括國家電網收購價0.41元，省政府補貼0.1元，市區政府補貼0.59元。據公開信息，國家電網對火電、水電、核電、光伏發電的收購價約在0.3元~0.5元間。這就說明，村光伏收益的63%來自政策補貼，且建設和維護成本較高，年收益較少，極難實現盈虧平衡。
02
（二）土地流轉
受各村區位因素影響，每畝耕地流轉費用不一，如南新村為420元/畝，橋李村為370元/畝。土地流轉費和地力保護補貼（每畝84元）歸屬農戶，種糧補貼（每畝30多元）和水稻補貼（每畝70多元）歸屬流轉人，流轉費用的5%~8%作為管理費上交村委會。土地流轉后，一般用于種植水稻和玉米。各項成本和收入情況見表1。
表1 一畝地種植水稻和玉米費用情況
算上流轉費后，每畝地種糧的收益非常有限。一旦遭遇極端天氣，極有可能虧本（農戶普遍會購買水稻保險，每畝地保費24元，其中國家補貼18.2元，農戶自出5.8元；保險公司評估損失達到20%時即可賠付，但仍無法保障收益）。對于一名青壯年勞動力而言，流轉200畝地種糧的收入，甚至不如外出打工一年的工資。村里已有共識：“田里長草的是富人，莊稼長得好的是窮人。”鄂東普遍是丘陵地帶，只能用小型農機實現部分機械化種植，難以大規模流轉耕地，效率非常有限，種糧只能供老年人糊口，難以讓青壯年致富。
近年國家力推高標準農田改造，每畝給予3000元補貼，聘請專業第三方公司施工，意圖為未來大規模機械化種植打下基礎。這一政策在拋荒較多的村尚可推行，但在橋李村難被認可。究其原因，橋李村耕地利用率非常高，土地流轉規模不大，分散種植的農戶眾多。若推行高標準農田改造，“小田改大田”，將原來各家劃界的田墾推平，到土地流轉結束時，各家丈量田地，勢必引起無數糾紛。同時，農田改造施工時，會破壞耕作層土質，將深層不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土翻到上層，幾年內作物收成反會降低。等到耕作層土壤肥力上升，配合完善的灌溉渠道，大型農機高效播種收割，土地流轉人方能通過種糧獲得較好的收入。
03
（三）特色種植與鄉村旅游
之所以將特色種植與鄉村旅游合并一起探討，在于一般村難以實現一個關鍵要素：具備市場競爭力。
先說特色種植。近年來，橋李村嘗試發展自身特色農產品：沙地蘿卜。此蘿卜長于灄水河畔的沙地，營養豐富，甘甜多汁，村民種植傳統已逾百年。駐村工作隊與村干部積極謀劃，開拓了線上銷售、農貿市場銷售、機關單位供貨等渠道，幾年下來，依然無法形成穩定的銷路。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品質不過硬。雖然村民種植沙地蘿卜歷史悠久，然而在播種、澆水、除蟲等方面缺乏專業指導，全憑自身經驗，全村各農戶種出的蘿卜差異極大。在農貿市場調研、銷售時，我們發現，市場上在售的蘿卜，形狀整齊，表皮光滑干凈，批發價格僅為0.8元/斤；而橋李村村民待售的沙地蘿卜，個頭大小不一，表面泥土未洗干凈，常有數道裂痕，定價在1~1.5元/斤。偶有識貨的老年人認出這是“黃陂土蘿卜”，欣然買下數斤；普通消費者、餐館食堂采購人員則幾乎不買，因其價格太貴，難以處理。黃陂區、羅漢寺街道曾派農業專家來村指導，然其開設的技能培訓課程與現實脫節，農戶得不到有效幫助，授課往往流于形式。
二是銷售成本太高。農戶的心理價位是1元/斤，由駐村工作隊和村干部幫忙銷售，定價最高只能到1.5元/斤。每年12月初蘿卜豐收，一天可出貨5000余斤。洗凈的蘿卜裝袋上車，再到目的地搬運下車，至少需要2個勞動力，按市場價約400元/天。一輛小型貨車（如依維柯）足以裝下，租車費用約為500元/天。考慮殘次蘿卜折損、售價打折以及各項雜費后，駐村隊員和村干部往往需要自掏腰包填補虧空。只有種植規模達到相當的程度，產出標準統一，良品率高，銷量大，銷路穩定，銷售成本才能有效降低。
三是機關單位采購意愿不強。橋李村農戶種植的沙地蘿卜未經食品檢驗，無正規公司和品牌背書，供貨質量和數量都不穩定，給機關單位食堂采購帶來很多麻煩。若無助農政策要求和駐村隊員人脈影響，很難建立起持久的合作關系。
對于個體農戶而言，種糧雖然收益低，好在成本低，不費時間精力，銷售方便；特色種植雖然收益高，然而技術要求高，種植難度大，前期投入高，工作辛苦，最重要的是難以打開銷路，過了上市時間，菜就只能爛在地里。
再說鄉村旅游。眾所周知，打造旅游景點的前期投入極高，一般村集體絕無資金實力和意愿開發鄉村旅游資源。橋李村周邊有能人回鄉投資建設了“綠意嘉園”、“天成農莊”、“木蘭棲塘”等鄉村旅游景點，建成至今游客寥寥，投資人虧損嚴重。若無獨特的自然資源稟賦，貿然開發鄉村旅游，必然面臨同質化嚴重、負債累累的窘境。
04
（四）村干部干事能力和意愿
在農村人口持續向城市流動的背景下，農村常住人口越來越少。筆者于2022年下半年粗略統計得，橋李村常住人口392人，其中18歲以下未成年人48人，18~55歲男性46人，女性60人，55歲以上男性121人，女性117人。受疫情影響，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村休息。疫情結束后，仍留在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屈指可數。如賀雪峰教授所言，普通農村家庭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家庭結構，也即老年人在家務農，年輕男性在外務工，年輕女性在外務工或在家帶孩子。農村多是老弱病殘婦幼，有意愿競選村干部、愿意無私熱心為村民服務的合適人選寥寥無幾。事實上，橋李村2021年底換屆選舉時，現任村干部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挑戰。在這樣的前提下，由村干部牽頭發展村集體經濟、帶領村民致富就存在以下兩個疑問：
一是村干部眼界、能力、魄力不足。如前所述，若非能人回鄉競選村干部，那么村干部的主要優點在于熱心村集體事務，愿意為村民服務，而非其學歷、履歷、管理能力等素質有過人之處。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即是，如果村干部自己都沒有創業成功、發家致富，如何讓村民、讓領導、讓投資人相信他們能夠帶領大家發展村集體經濟呢？
二是村干部干事創業動力不足。對于村干部而言，大力發展村集體經濟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且不說發展產業風險極大，很容易血本無歸；單看村常住人口年齡構成和勞動力素質，就很難找到合適的產業項目；就算做得好，他們也缺乏正規的渠道合理合法地獲取與付出相匹配的物質報酬，亦無法獲得編制、走上仕途。在五年的任期內，村干部往往抱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思想，積極落實各項惠民政策，盡可能為村民謀福利，以求獲得村民良好口碑，安穩度過任期并爭取下一屆選舉。
三
推動鄉村振興的對策與建議
如上文所述，各村的村情村況各不相同，各類發展模式各有其利弊之處。因此，筆者認為，鄉村振興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實踐路徑，而是各村因地制宜，實現具有各村自己特色的鄉村振興。對于自然風光秀美的村，可以大力發展旅游產業；對于水資源豐富、土地平整肥沃的村，可以大力發展農業；對于勞動力充足且素質高的村，可以引入優質企業，大力發展制造業；若無特殊優勢，鼓勵村民在外打工致富，保障他們無后顧之憂，亦是一條極好的路子。筆者據此提出三條建議，以為拋磚引玉。
01
（一）打通城鄉政策堵點，做好全方位的關懷。
在中西部廣大農村地區，進城打工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謀生致富手段。筆者與村民交流時，村民普遍反映最大的煩惱是城里房價太高。近年來村里“重女輕男”，即是這一煩惱的最直觀體現。村民認為，若是生了男孩，得辛苦勞作到六七十歲，為兒子攢首付、還房貸；若是生了女孩，四十多歲就可以悠游自在，女兒還會時不時補貼家用。不在城里買房的話，村民幸福指數其實相當之高。每年兩三萬元的收入，足以在農村過得很好；但是用這收入在武漢市買房，面對幾十萬的首付和一兩百萬的貸款，就顯得杯水車薪了。因此，做好進城務工人員的關懷保障，為他們在住房、教育、醫療、就業、交通等方面提供便利，讓農村人進得了城，留得下來，回得了村，不僅能夠溫暖“打工人”的心，更可以深深慰藉他們背后的農村大家庭。
02
（二）兜牢民生保障底線，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近年來，農村基礎設施有了長足進步，但跟城市比起來，在供電、供水、供氣、排污、通信、物流等方面仍需加快建設。要在政策和規劃上盡量照顧在村村民，保障村民正常需求，提高村民生活質量，通過引進企業、以工代賑、設置公益崗等方式創造鄰近就業崗位。橋李村在這一點上做出了優秀示范。村集體每年光伏發電收益約11萬元，按照文件要求，這部分收入要全部用于村公益崗位和公共事業。橋李村設置了4個衛生保潔員崗位、5個廁所保潔員崗位、1個生態護林員崗位和1個光伏電站管護崗位，崗位工資根據具體工作量和管理范圍確定，詳見表2。村里定期召開議事會，由在村黨員、村灣小組長和村民代表民主投票，根據本人意愿，從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脫貧戶或家庭條件較差的村民中確定崗位人選。議事會亦會商討村級公益項目，確定結余資金用途。最近一筆結余資金2萬元，用于修整5、6隊水塘護欄和塘邊道路，并為8隊水塘清淤。
表2 橋李村公益崗位情況
03
（三）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實現良性可持續的發展。
受政策制定得不接地氣、考核標準過高以及部分官員盲目追求政績等因素影響，一部分扶貧項目從立項之日起，就被冠以“政治任務”的名頭，一舉一動都被精心呵護。這樣的產業如同溫室里弱不禁風的花朵，一旦失去了唾手可得的資源供給，要靠自己去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競爭，很容易敗下陣來，留下一地雞毛，嚴重挫傷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在村民心中的形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擬定扶貧項目時，一定要多方論證，多措并舉打造產業核心競爭力，注重培養優秀的管理人才和高質量的技術人才，逐步適應市場競爭，建立平等互信的合作關系，實現企業良性可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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