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起，金融資本開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影響滲透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于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取更微妙，也更隱蔽。2008年的糧食危機，使研究者開始關注金融對食物領域的影響。不少研究指出，糧食生產、流通體系中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增加，是導致糧價上漲和劇烈波動的主要原因。盡管這一觀點尚有爭論，但金融業對農業、食品體系、食物供應鏈的滲透，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金融業究竟如何影響了農業和食品體系？
金融資本的興起：
不關心價值生產，只關心價值占取
20世紀70年代，金融開始逐漸取代實體工業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現象的促成因素之一就是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原本由國家控制的實業經濟漸漸衰落。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崩潰，導致貨幣、公共債務的實際掌控權從原本的主權國家經濟體中松脫，通過世界市場的價值機制最終轉移到金融資本手中。
另外一個因素則是隨著南半球殖民地國家逐步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高潮，主流國家的工人和被壓迫的人群提出了更為強有力的訴求，國家通過發行國債來應對，但這又迅速導致了國家財政危機，國家又不得不將公共債務轉移給私人銀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公共管理機制被金融市場的規則所取代。國家利用金融機制來進行國家管理、解決公共債務危機的舉動，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管理秩序的到來。金融資本并不關注價值是如何產生的，它關注的僅僅是如何占有現存的價值。
瑞安•艾薩克森(S. Ryan Isakson)指出，金融業的興起有四個體現：
一是傳統金融公司在國內利潤總額中占取的份額越來越大；
二是過去的非金融企業也在不斷參與金融，并從金融業務中獲取越來越多的利潤；
三是1990年代以來的“股東革命”，各類公司管理者都將滿足股東的分紅需求作為首要目標；
四是金融業將收益從實體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導致工人工資不漲，收入不平等加劇，經濟增長減緩，經濟波動增大。
瑞安•艾薩克森強調，金融業的興起與三個背景相關：工資增長的停滯、債務的增長、金融的去管制化。首先是在美國和其他一些金融大國，工人工資在1970年代就停止增長，這與“股東革命”有關，管理者優先考慮的是利潤和股東的分紅，而不是工人福利。這導致了工人家庭的消費需求不足，進而導致實體經濟領域投資的減少，使得投資者將剩余資金投入金融部門。而這些資金中的一部分其實是貸款給了消費者，讓他們能夠在工資停滯的情況下提高生活水平，但這同時又造成了信貸債務的增長。更進一步，工人家庭不得不讓更多成員進入雇傭勞動力的隊伍，這對一些企業來說是好事，因為這增加了工人家庭對其產品的消費需求，這些產品原本是在家庭內部供應的，例如加工食品。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則認為，金融行業的地位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與其他生產行業并重，是因為金融產品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評估機制。哈特提出，像知識、信息、照料和信任關系，或者教育、醫療等行業的價值，無法通過勞動時間來計算，但資本市場仍然需要計算社會生產率和價值，金融產品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對勞動時間不能再充當價值評估的工具的論斷，是哈特試圖對馬克思發起的超越。哈特認為，金融產品與生產活動之間的隔離，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網絡，以實現財富的不同形式之間的轉換，通過一種財富形式的價值來衡量和計算另外一種的價值，而這種計算和兌換的基礎本身也是一直在變動的。盡管這樣計算出來的價值未必精確，但卻是真實并且有效的。然而，這樣的金融機制不但不能預防危機反而會使其加劇。
哈特強調，金融資本不僅在生產領域榨取價值，也從生活領域獲取利益。金融資本在生產領域的價值榨取是通過間接和直接兩種方式實現的。
一方面，金融資本通過控制企業來間接獲取價值，因為企業越大，就越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投資土地和設備；資本同樣也從社會和生物領域的數據、基因信息、傳統知識、社會知識、社會關系中提取價值；
另一方面，金融也會直接從社會生產中獲得價值。此外，金融資本從生活領域榨取價值的機制主要是金融債務，住房抵押貸款和租賃是金融資本家從窮人和中產階級獲得財富的工具，如發薪日貸款、學生貸款等等。
金融行業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榨取的產業(extractive industry)。
金融對農業和食品體系的影響：
“遠距化”，危機根源更隱蔽
金融投資者長期以來通過期貨市場來影響食物體系，但金融在食物體系中的作用只是在近些年才變得明顯。在2008年糧食危機之前，金融研究者很少關注食物領域，但這次危機使一批學者開始關注金融在農產品市場中的作用。很多研究者認為2008年的糧食危機與金融化有直接關系，糧食中金融衍生品的出現，是導致糧價飆升的原因。金融業的興起究竟如何影響了農業和食品體系？
事實上，農產品期貨交易早在18世紀的倫敦就出現了，隨后在英國其他城市出現，19世紀中葉在美國出現。期貨交易使農民和中間商可以預先交易農產品，這種交易幫助買者和賣者鎖定價格，規避因天氣變化和農產品的不耐儲存而導致的風險。但金融投資者對價格的投機使農民和消費者無法同等地對接彼此的需求，谷物市場上套期保值(hedge positions)的可能性使大型谷物交易公司在19世紀后半期不斷擴大規模。
由于金融投機者操控市場的可能性，20世紀早期，美國對農產品期貨市場進行了嚴格的管理，例如限制過度投機。上述管制措施主要是為了防止價格的劇烈波動，但這些管制在1980年代開始放松。隨著金融市場的管制放松，2000年后，農業領域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金融投資產品，例如農地和農業公司方面的金融產品。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金融管制的放開，銀行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大型農產品交易集團也從中分了一杯羹，例如ABCD四大糧商。長期以來，這些交易巨頭利用他們對信息的掌控來規避農產品期貨市場上的風險，但其實很難判斷，這些企業什么時候在利用他們關于農產品市場的內部信息進行投機。農產品交易公司往往是最早知道糧食短缺或其他干預力量的，這些信息使農產品交易公司在期貨市場上十分有優勢。
近幾十年來，金融對農業的影響越來越深，一個表現就是與農產品和土地相關的金融產品越來越多。這一過程是伴隨著金融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而出現的。不少研究指出，跨國農業公司利用新的金融工具來實現積累，使金融成為一種新的積累模式，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它們在全球食物體制中的主導地位。
詹妮弗·克拉普(Jennifer Clapp)認為，金融對全球食物體系的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導致了食物體系的“遠距化”。這種“距離”有兩方面含義：一是從農場到餐桌的遠距離，二是與食物生產相關的社會和環境知識方面的鴻溝。全球食物體系中形成的“遠距化”，不僅表現為在全球食物鏈中參與者人數和類型的增多，也表現為食物被抽離其物理形態，轉化為高度復雜化的金融衍生品。
金融投資不僅會影響食物價格，使價格更高、更不穩定，大規模的土地攫取也帶來環境和社會問題。但由于金融的“遠距化”特征，金融對上述問題的影響往往并不能直接表現出來，這種不透明為金融界的辯解提供了空間，他們往往將上述問題歸結為其他的原因。
由于金融化導致的“遠距化”，金融投資者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更加不容易直觀體現，隨著食物領域金融投資者的日益增多，新的農業金融衍生品使商品鏈條中各主體的責任越來越模糊，也造成食物相關的政治行動的復雜化。
正是因果關系上的模糊性，使對金融化的反抗更具挑戰。金融投資者甚至創造出對其有利的話語，不把農業上的金融投資看做潛在的問題，反而把它當做解決今天食物體系問題的方法。典型的如世界銀行，積極鼓吹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更多的商品交換，并把大規模土地攫取描述為重要的發展機會。
金融對食物供應鏈的影響：
加重對食物生產領域工人的剝削
近年來，金融與食物供應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金融從業者日益卷入食物和農業生產，農業公司也日益卷入金融活動。1990年代初的超市革命，使食品零售商成為食品體系中最有權力的群體。在北方國家市場飽和后，這些國家的食品零售商把業務拓展到南方國家。以拉丁美洲為例，食品零售中超市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10-20%，爆炸式增長到2001年的60%，5個全球最大的超市連鎖店占據了拉美食品銷售近2/3的市場。
瑞安•艾薩克森指出，在金融業的影響下，私人股權財團為了提高自己的金融收益，采取了各種方式來重塑食品零售業：
第一，精簡產品零售鏈上的供貨者人數，減少農產品的來源地，同時關停一些配送中心，以降低成本；
第二，減少雇員（很多雇員原來是在配送站工作的），加大剩余雇員的工作量；
第三，背棄其環保承諾，不顧南方國家食物生產者的福利；
第四，分解和重組資產，例如將其房地產資產銷售給其一個新成立的子公司，使土地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分離，一方面使食品零售商得到特殊的政策待遇，另一方面將資產重組進這個新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使投資者可以儲存其資金。
因此，金融化事實上強化了對食物生產領域工人的剝削，加重了他們的工作負擔，降低了他們的實際工資，并使他們的工作更不穩定。
有不同的研究指出，商品期貨市場上投機行為的增加與實際的商品價格的波動有很強的關聯。不過，上述研究者也提到，這種關聯性并不能證明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支持金融去管制化的一方表示，不是期貨市場導致了價格的上漲，而是這些投資者本身就是沖著價格的上漲去的，而且食品市場本身就不穩定，投資者正是因為這些不穩定才去投資。在OECD的一個研究中，研究者發現，農業金融衍生品市場與農產品價格的不穩定之間并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關聯。有研究者反駁OECD的這項研究，指出期貨市場事實上會通過形塑“預期”，來影響實際的商品價格。因為糧食市場的參與者信息有限，他們會通過期貨市場來尋找指引。
食物價格危機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是均衡分配的，受益者只是極少數的金融投資者，他們也是導致食物價格飆升和不穩定的人。南方國家的食物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受害者，但也并非所有南方國家都同等受害。
價格不穩定傷害了農業生產者，生產者根據價格來決定生產，但被扭曲的市場往往給農業生產者傳遞錯誤的信號，農業生產者現在不僅要承受自然風險，也要承受金融投機帶來的風險，其中處于邊緣地帶的小生產者尤其受害。大戶或農業公司還有自己的方式來應對風險，小農戶則很難利用金融工具進行風險防控。
因為農產品市場的波動，其生計變得更不穩定，他們與食物供應鏈中其他的參與者相對立，還面臨著失去土地的風險。諷刺的是，在金融化對農業生產者帶來如此大風險和困難的情況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卻鼓吹金融工具能幫助農戶應對不確定性。
瑞安•艾薩克森還指出，在小農被排斥于金融衍生品市場之外的背景下，一些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一些金融企業合作，開發了小型保險業務，號稱是為控制農業生產風險的。但很少有小農戶愿意購買，他們為此不惜進行了一系列教育介入，希望推動小農戶“理性化”。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繼續。
目前，大部分關于食物金融化的研究都集中在農業金融衍生品市場上投機者的作用，但對農資和農產品加工方面的金融化仍缺乏研究。對糧食領域受到的金融化的影響研究較多，但對其他農作物領域，例如水果、蔬菜領域，所受到的金融化的影響，缺乏研究。此外，關于金融與超市之間的關聯、金融化對小農的影響、農資金融化、農業金融衍生品與今天土地掠奪之間的關系，還有待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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