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位于河南漯河下面縣城的一個小村莊。國慶期間，與家人一起回了趟老家，在進入縣城的路上，常年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就被馬路兩旁的玉米吸引了。此時，正是秋收時節，也是農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時段，一路上有很多農民正在田地里收割玉米。在車上，愛人不經意的說“孩子爺爺今年種的玉米以為能賺2000元錢，結果沒想到賠了，賠是因為今年夏天沒怎么下雨，天太旱了”。愛人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并沒有當回事，以為只是個案。因為在我的印象中，這些年公公大多只種冬季小麥，下半年地就會讓給村里人種，只是近兩年公公才開始種秋季玉米，在我看來公公種玉米，只是把它當作一種休閑方式，并不會與家庭經濟生活聯系在一起。因此，想當然的認為，玉米收成不好是個人的因素。可是回到縣城，接婆婆一起回老家的路上，婆婆指著路兩邊的玉米地說，今年的玉米能有一半收成都不錯了，路過澆過水的玉米地，她也會感慨一下“能澆上水的玉米長的多好”。此時，我也才注意到與旁邊成片成片干癟的玉米棵，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此時的我，也意識到干旱在這里并非是個例，而是一個普遍性問題。跟婆婆聊天中得知干旱原因是因為農田沒有水利配套設施，農民沒辦法澆地引起的。這讓我很詫異，因為近些年國家一直在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從道路硬化、改電網、通自來水和天然氣，再到環境衛生整治，可以說農村基礎公共服務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怎么可能把最基礎的農田水利設施忽略掉。河南作為農業型大省，在國家糧食安全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老家作為河南的一個普通村莊，地處平原，土地平整，并不存在水利建設的先天難度，而獨獨這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村莊，卻因為沒有相應的水利配套設施不能澆上水，而導致玉米大量減產，甚至一些農戶直接絕收的問題。
帶著這分詫異，讓我已沒有了回到老家休閑放松和釋放鄉愁的打算，一回到村里就和正在大門口掰玉米皮的鄰居聊了起來。據鄰居講，雨水充足的情況下，畝產一般能達到一千二三百斤，好的能達一千四百多斤，而今年大部分畝產也只有兩三百斤，個別農民還有絕收的情況。為了把問題搞清楚，讓愛人又幫我約了幾個村干部和村民進行了進一步的交談。
老家全村共有850多人，耕地1063畝，6個村民小組，組與組之間耕地數量具有一定的差異，土地多的小組人均1.3畝，少的有七八分。近20年來，村民基本靠天吃飯，極少有農戶澆過地。不澆地的原因是主要是沒有相關水利條件。盡管七八年前，扶貧辦給村里打了15眼水井，但缺少電、水泵、抽水管、走路管等相關配套設施，農民想要澆地，就需要自己集齊這些設備。訪談中幾個村干部和村民，也只有婦女主任一戶，澆了兩畝地。為了澆地她向別人借了400米的電纜、下井架子，而自己也購買了水泵、300米的走路管、下井管和3盤共300米的噴管，而購買這些東西了花了二三千元。婦女主任家一共有五畝田，其他三畝田卻沒有澆，因為離太遠，電的問題解決不了。整個村莊能澆上水的沒有幾戶，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田地離水井較近，耕地較多，有較強的農業生產需求，家中有青壯年勞動力。一般具備這些條件的農戶才會投入一些設施，或與他人合作；如果離太遠的，電源受到限制，這些有迫切水利訴求的農戶自備設施也無可耐何。
由于靠農民單家獨戶的自備設施解決水利配套問題，不僅費錢費力，而且還會面臨一些諸如用電的困難。作為理性的小生產者，特別農業生產經營的主體又以老年人為主，他們自知沒有能力去解決這些問題，因而也只能聽天由命，靠天吃飯。于是，像今年這樣的干旱天氣，農民只能盼著老天下雨，老天不下雨，就只有接受減產甚至絕收的結果。當然，一年減產或絕收并不能對農民家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畢竟多數農民家庭都有一定的積累，可以應對短暫的變故。況且打工經濟興起后，務工收入也取代農業收入成為農民家庭中主要經濟來源，但這不并意味著農民可以不需要農業收入。事實上，農業收入不僅承擔了農民家庭的日常消費和開支，還為家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撐。比如如婦女主任，其愛人在周邊打工，一年收入四五萬，近幾年受疫情影響，工作也不穩定，有時一個多月都沒活干，而女方在村里工作，每個月有1320元，上有兩個70多歲的老人，下有兩個孩子，一個讀大一，一個讀初三。全家靠這五畝多地，年經好的時候，除了留下的吃，還能結余一萬多元，可以完全供養一個孩子。而一旦遇到像今年的天氣，農業收入基本指望不上，這也直接影響了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
也就是說農業生產對農民來講，并不是不重要，相反是農民能夠安身立命的底氣和依靠。當然，農業對國家整體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僅是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還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如此重大的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一個農業型大省下面的小村莊卻沒有基本的水利配套設施。而據幾個村干部和村民介紹，缺少水利條件并不是老家一個村的現象，全鄉水利配套齊全的也只有兩三眼井，這幾眼井主要是服務于100多畝的煙葉種植，對于普通的農作物，皆無配套設施。
作為一個“三農”研究者，近些年也去過全國一些農村調研，看到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民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村民買了家庭轎車，農村公共基礎服務也在不斷健全。而這些變化是國家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扶貧攻堅，以及當下的鄉村振興政策中不斷推進的。可能正是國家每年數億萬計的資源投入，使得我相當然的認為最基礎的農田水利設施應該早到位了，但現實卻讓我為之震驚。
這也讓我不得不反思，國家資源是怎么投放的。今天7月份我去了東部沿海省份的一個村莊調研，由于處于發達地區，當地市場機會充足，農民以務工為主，農田也較少，人均不足三分田，全村共有人口245戶，900多人。從2012年起，村莊每年能夠申請到五六百萬的國家資源，近十年累積投入近6000萬。如此大的投入，把整個村莊能建的都建的，僅現代化的公共廁所都建了9個，村部三層大樓內部還按裝了電梯。國家投入這么多錢的村莊，卻是有著穩定拆遷預期的村莊。如果說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達，當地政府投入多是正常的，那么，2015年本人也在老家這邊的另外一個鎮調研過一個村莊，國家給他們投入很多錢，不僅實現了整個村莊農田水利設施的高標準建設，還將村部及村部前的河道進行全面的修整，而這個村莊也成為當地有名的先進示范村。
能成為示范村的村民是幸運的，比如種地澆水，對他們來講很方便，只要一插卡，水自然就流到地里了。在跟村民聊天的時候，這些村莊也成為了村民們羨慕的對象。可示范村畢竟是鳳毛麟角的，要成為示范村需要有一個強干的帶頭人，準確的來講是經濟精英。因為經濟精英善于經營關系，與一般的村莊精英相比，他們具有很強的社會資本和資源，能夠依靠自己的強關系為村莊爭取到政府部門資源，而相關政府部門也愿意將資源投入到這些村莊。因為這些村莊，村干部具有很強的治理能力，在資源投入的過程中，不僅能夠為項目進行前期墊資，而且能夠擺平釘子戶，確保資源落地。資源的投放和村莊的有效回饋，使得部門與村莊建立了更為信任的關系，資源會源源不斷的涌向這些村莊，將村莊打造成為示范村，村莊的公共服務在國家資源的支持下，不斷的提檔升級。
可對于絕大多數的普通型村莊，村干部多數是普通的中堅農民或是一般的經濟能人，他們沒有很強的社會資本為其村莊爭取項目，去解決村民們急需的公共品需求。沒有能力爭取國家項目的村干部，就只能等，等國家政策，就像普及道路硬化和環境整治一樣的，總會輪到自己，只是時間的問題。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村干部不是不知道，但他們也無能為力。一是村集體沒有任何收入來源。作為一個普通農業型村莊，村集體除了土地沒有其他資源；1998年第二輪延包時將土地全部分給農民，集體已是空殼。二是動員農民集資修水利已不現實。原因有二，其一農民本身的分化，這種分化既有土地的分化，也有經濟來源的分化，分化了的農民對水利的訴求是不一樣的，因而也很難達成集體的共識。其二農民已形成了等靠要思想，而這種思想是在近些年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國家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穩固的認識。在農民看來水電路等公共品供給都是國家出錢的，水利配套設施也是早晚的問題，而且他們已有了對未來農田水利的想象，當然這種想象是基于他們看到的別的村莊國家修建的公共水利設施基礎上形成的。
在鄉村社會分化和村集體空殼化的背景下，實現農田水利設施的公共服務，最終還是要依靠國家資源。稅費取消后，國家每年投入大量資源也正是為了提升農村基礎公共服務，可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使國家資源的投入與農民的需求對接起來，從而實現國家資源的有效投入。這需要村干部深入到農民群眾中，需要將農民的訴求進行整合，并能反映上去，實現農民訴求和國家政策的有效銜接，而不是背動的承接國家政策。而這背后，不僅需要健全村干部反映村民訴求的渠道，而且需要健全國家資源投入機制，從而避免資源堆積和資源分布不平衡的問題，盡而避免資源的浪費，現實國家資源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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