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環節，然而長久以來存在一些對集體經濟的“污名化”，這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對農業集體化時期的偏見。實際上，當打破先驗框架束縛與時代條件限制，將農村集體經濟復歸到經濟社會的發展維度，就會發現集體經濟在克服生產資料分散化、推動鄉村工業化、促進商品流通、提供公共服務、培育農民社會主義覺悟等方面發揮了個體經濟辦不到的效用。這其中的價值理念與運行機制對解決當前農村存在的“分有余而統不足”“大市場沖擊小農戶”“資本與農民爭利”等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農業集體化；中國共產黨；集體經濟；鄉村振興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習近平指出：“‘三農’工作在新征程上仍然極端重要，須臾不可放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小農戶經營“分”的弱點、發揮新型集體經濟“統”的優勢，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和社會關注點。實際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不能不追溯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漸進性演化歷程，否則難以真正理解當今問題的根源及本質。以強烈的現實關懷為旨歸走向歷史縱深，就農業集體化時期集體經濟的效用展開討論，將會為解決當前“三農”問題提供經驗借鑒。
目前學界關于農業集體化已有較為充分的研究。但整體來看，仍有大致三方面相對欠缺。一是在整體評價方面，一提起集體經濟，就將它與效率低、一刀切、缺乏活力、“一大二公”等聯系起來，存在“污名化”傾向。二是在農村變遷歷程方面，將農業集體化時期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開來，過于強調二者的區別而忽略延承。三是在研究側重點方面，對集體化時代的關注主要集中于各種政治運動，對農村常態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水平的探索等著墨不多。深入探討并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是推進相關學術研究的增長點，也是疏解現實問題的突破點。
一、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必要性
從1951年9月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頒布《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正式推廣互助合作，到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后人民公社逐漸退出歷史舞臺，30余年來，我國農村的主要生產單位經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一直以集體經濟為主導特征。中國共產黨為何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持續推動農村發展集體經濟？這其中有深遠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緊迫性。
（一）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
發展集體經濟是為我國工業化積累資金的高效渠道。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目標。面對當時工農比為1:9的落后條件和朝鮮戰爭帶來的鞏固國防的迫切需要，黨中央制定了以重工業為基礎的“趕超式”工業戰略。“趕超”意味著要以加速度方式積累大量資金助力工業化。但我國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對外掠奪的資本積累之路，只能通過“以農補工”進行內向型積累。不少分散自利的個體小農總想自由調配農產品，不想將余糧賣給國家，這導致糧食征購運行受阻、成本高昂。將小農戶整編進集體經濟組織，便于實現“滿頭亂發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的目的，推進農產品順利收購，保障工業化建設所需的物質條件。事實證明，合作化方式提高了“以農補工”的效率，使“新中國僅用30余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許多歐美國家需要一個多世紀才走完的歷史進程”。
發展集體經濟不僅有利于為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而且是推動工業化良性循環的重要條件。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既需要充足的原料產地，也需要廣闊的消費市場，如此才能實現供求關系的動態平衡。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格局主要以國內循環為主。一方面，農村是許多工業原料的主要生產基地，截至1959年，80%的輕工業原料都來自農業。另一方面，工業化市場也主要在農村。農村不僅是棉織品、日用品等輕工業的消費市場，也是煤炭、石油、鋼鐵等重工業的產銷市場，還是機械裝備、現代運輸等的應用市場。然而，人少、地少、資金少的小農經濟無法聚集有效的市場需求，無法消化高速工業化的產銷體量。這是因為，工業化生產的機械裝備、能源供應、現代運輸等，只有在農業形成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廣泛使用的條件。大規模經營的前提是個體農戶加入集體經濟組織。基于以上方面考量，毛澤東坦言：“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
（二）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需要
發展集體經濟是改造傳統小農生產方式，提高農業社會化水平的必由之路。土地改革后，每位農民分得大致均平的土地及農具。這雖然改變了之前貧富不均的境遇，但也使生產資料呈現細碎化、分散化傾向。一些貧困農戶常因牲口、農具不足或勞動力短缺而陷入勞作困境，他們有抱團取暖以抵御風險的互助需要。這是農民愿意發展集體經濟的內在動力。但與此同時，傳統小農的階級惰性卻制約著他們邁向更廣闊的生產天地，阻礙著農業生產力的變革。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引導，中國農民仍會延續幾千年的傳統勞作方式，“既沒有通過市場擴展社會交往的需求，也沒有探索科學技術的動力”。換言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法建立社會化、科技化的現代農業體系。為推動農村生產方式從傳統向現代的升級，要積極有為地將農民組織起來，加入集體經濟組織。
實踐證明，集體經濟具有資源整合的效用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具體勞作過程中，集體經濟組織能夠統籌不同農戶之間的土地、人力、資金、耕畜、農具等資源，在合理規劃土地、興修農田水利、推進農業機械化與改進種植技術等方面，解決分散農戶難以解決的許多難題，有效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此外，合作社或人民公社還會以集體為單位，定期召開技術推介會、物資交流會、農業展覽會、勞動模范會等，使彼此之間互通有無、交流經驗、互幫互助。這些對于提高農村生產力大有裨益，卻是單家各戶很難獨自辦成的事情。
（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需要
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堅定的路向選擇。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鼓勵農民發家致富，國家曾允許各種經濟形式競相發展并保護農民的私有產權。但隨著國民經濟恢復發展，鄉村社會貧富分化的初步顯現與解放區互助合作的自發渙散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警惕。毛澤東認為，如果不及時加以規范與引導，農村會有“富農化”與“資本化”的危險，畢竟“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而發展集體經濟不僅可以消滅剝削、遏制兩極分化，而且更關乎農村社會主義方向的原則問題。為此，積極動員農民參加互助合作，防止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就成為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
加入集體經濟組織還能推動思想領域的變革，培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當農民走出家門參加合作社或公社，就打破了千百年來的家庭本位，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個人生活融入集體生活。通過集體的各種日常活動，農民能及時了解上級的方針政策，隨時隨地感受到國家的力量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理念。在潛移默化的熏陶下，不少農民表示更加心向集體、建設社會主義的勁頭更足，“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會干”。
概言之，分散的小農經濟無法助力國家的工業化戰略，難以推動農村生產力變革，也難以保障農村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基于此，中國共產黨積極引導個體農戶加入集體經濟組織，我國農村進入農業集體化時期。事實上，“集體化”不僅是該時期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也是農村制度環境的整體特征，還構成了農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場域。
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具體效用
許多人一提起“集體化”，常將其與“一刀切”“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等評價聯系在一起。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工占農利”的體制、產權與分配機制的不健全等影響，農業集體化時期有一定體制弊病與歷史局限，但這并不意味著集體經濟制度的失敗。當拋除那深深的時代烙印，將農村集體經濟復歸到經濟發展的客觀維度去審視，會發現集體經濟辦成了個體農戶許多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尤其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供廣泛公共服務、形塑農民社會主義觀念、穩定農村社會秩序等方面，集體經濟優勢顯著。
（一）發揮規模效益和解決分散化問題
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土地整合和勞力整合，能有效提高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解決生產資料分散化的問題。土地改革后，農村耕地細碎化程度較高，不少農戶缺少農具、耕畜等基本生產要素。在遭遇自然災害或意外變故時，有些農民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合作社及人民公社打破家戶邊界，將零散田塊整合成連片耕地，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發揮規模效益。集體經濟組織還通過統籌人力資源，將勞力合作貫穿于選種、灌溉、施藥、收割、運輸等各環節，降低了勞動成本、提高了勞動效率。
農業機械化是現代農業的物質基礎，關乎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但個體的農戶經營既沒有研制機械化的物質條件，也沒有應用機械化的廣袤空間。1958年1月，毛澤東號召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此推動農業方面的技術變革。一年后，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而開展技術革命、推動農業機械化主要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一方面，公社通過統籌社內資源購買機械設備將其應用于農業生產，反向推動了相關機械產品的研發設計與配套生產。另一方面，公社時期建立健全了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農業科學實驗網，每個公社還配備了科學研究站和技術顧問委員會，有效提高了農業科技水平。1957年至1982年，我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加136.9倍、機耕面積增加13.3倍，農業機械化水平得到長足進展。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人民公社在水利建設方面的成就超過以往數千年小農經濟的累積成績。在傳統農耕時期，農民為應對旱澇災害也會有一些傳統的蓄水保土做法，但這些工作長期處于一種點狀分布的零碎狀態。人民公社通過大量的勞資投入與整體的設計規劃，改變過去分散孤立的水土布局，建設科學的灌溉系統，統籌江河治理與流域開發。歷經20余年的公社時期，中國耕地的可灌溉面積從18%上升到48%，而“這48%的耕地生產了全國70%以上的糧食”。此外，公社期間還修建了近2億畝梯田，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遼河等流域的洪水災害得到有效控制，“很難想象這樣的改進能如此低成本和如此系統地在自由放任的小家庭經濟的情況下取得”。實際上，改革開放后農業生產依賴的農田基礎設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規模效益修建的。
（二）發展多種經營和助力農村工業化
與斯大林時期高度偏重城市和重工業的迅速發展有所不同，我國農業集體化時期盡量遵循“兩條腿走路”的原則。在城市大規模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國家也注重在農村發展鄉村工業和社隊企業。正如美國學者西達·斯考切波所言，“農業的集體化已經成為中國的動力部門，能夠自力更生，還能為當地的工業和社會服務提供輔助和支持”。
眾所周知，農產品的附加價值與報酬率較低，不能完全滿足農民的致富需要。為改變生活貧困的窘境，激發農村內生活力，廣大農民既要利用規模效益經營好現有耕地，提高農田面積產量；又要因地制宜利用本地資源，廣開致富門路。發展多種經營不僅可以為農業積累資金、豐富農民日常生活，還可以提供工業原料和出口物資，服務于國家工業化建設。而合作社的集約經營正好可以節省許多勞動力，提供拓寬農村致富渠道的人力資源。因此，毛澤東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發展農村工業是推進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當然，這并不是要求農民放棄農業生產，而是立足農村創造更多在地化價值。公社時期，中央鼓勵各地根據資源條件，大力發展以小鋼鐵、小煤炭、小水泥、小化肥、小機械為主的地方“五小”工業。尤其是在1970年國務院召開北方農業會議后，國家重點支持農村工業化建設，以期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不少公社通過統籌社內資金與人力，抓住發展“五小”工業的機會，掌握了推動本地農業機械化的主動權。例如，山東煙臺地區過去“手無寸鐵”，打把鋤頭鐮刀也得向國家要材料，自從1969年辦起“小鋼聯”后，生產出的鋼材不僅滿足了本地需要，還可以助力其他地區。
社隊企業是人民公社利用社內積累和組織優勢創辦的經濟組織形式。區別于一般性企業，社隊企業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社隊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一般由村社集體統籌安排，按照“廠評等級，隊記工分，廠隊結算，回隊分配”的原則獲取報酬。除去基本的經營成本，社隊企業的利潤由社員代表大會集體決定，一般用于企業擴大再生產、開展農田基本建設或扶助貧苦戶，充分體現了公有制性質與共同富裕的目的。盡管因為要集中力量發展農業生產以度過困難時期，國家一度規定“一般不辦企業”，但社隊企業的生存空間并未完全受限。為保障農村的日常生產生活，國家允許公社發展集體副業和置辦急需設備、材料等。一些大中城市郊區的社隊企業也通過“廠隊掛鉤”“城鄉掛鉤”等形式與社隊企業開展了多種合作。1970年后國家為扶持社隊企業更是制定了配套的發展規劃和系列的支持舉措，比如要求工業、交通、基建、財政、銀行、科技等部門從財力、物力和技術上積極援助社隊企業。在此背景下，不少公社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因地制宜開辦養殖業、建筑業、運輸業或其他產業。改革開放后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很大程度上就是從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演化而來。例如，浙北許多公社“在一缺資金，二缺技術，三缺人才的情況下，很快辦起了農具廠、肥料廠、磚瓦廠乃至鋼鐵廠等等”，為改革開放后本地鄉村騰飛奠定了人才基礎、廠房設備和關系網絡。
（三）開展產銷合作和促進商品流通
農民既是生產者，需要推銷農副產品；也是消費者，需要購買生產生活資料。這就涉及流通領域的買與賣。流通是否順暢，直接關乎農村經濟是否活力。農業集體化時期，供銷合作社就是為解決農村流通領域的問題而產生的。首先，供銷合作社可以幫助農民避免中間商盤剝。土地改革后，農民雖然免除了舊體制的各種地租剝削、苛捐雜稅，但仍然受舊式商人買賤賣貴的壓榨。將農民以合作社的方式聯合起來，可以“從商業上去剪除農民所受的中間剝削”。其次，供銷合作社還可以解決城鄉之間流通不暢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城鄉市場時常出現的問題，一方面是城市工業品滯銷、農副產品供應不足；另一方面是農村農副產品滯銷、工業商品缺乏，造成“雙滯銷”的被動局面。基于供銷社促進城鄉物資交流、活躍城鄉市場的重要作用，1954年7月20日國家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通過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章程》，為農村供銷合作社的規范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與制度保障。
供銷社普遍成立后，逐漸成為農村市場的主體、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銷社一方面要及時保質保量地向農民供應各種所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另一方面要盡可能以有益于農民的價格收購和銷售農副產品。廣大農民親切地稱之為“我們自己的供銷社”“農民的后勤部”。更具深遠意義的是，供銷合作社還通過各種合同形式與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增加了農副產品購銷的統籌性，逐步將農村市場納入計劃經濟范疇，以服務于國家工業化戰略。
供銷合作社是集體所有制性質的經濟組織，其原則是滿足社員需要，并不以單純盈利為目的。凡社員迫切需要推銷的產品和急需供應的物資，供銷社即便不獲利也會盡力去經營。凡與社員購銷無關的買賣，即使能賺取高額利潤，供銷社也不能在人力、資金不足時分出精力去經營，只能在有余力時附帶去做。對于社員推銷的貨物，供銷社如因市場行情獲得較多利潤時，需要將超額利潤返還農民。這種為農服務的宗旨體現在供銷社的日常經營中。以河南省石板巖供銷社為例，該地身處山區、交通不便，新中國成立前方圓幾十里沒有一個小賣鋪，群眾買東西需翻山越嶺，賣貨物又受盡商人盤剝。石板巖供銷社成立后以“一根擔起家”，從山外挑來農民所需物資，再將農民需售產品挑下山，辛苦了自己、便利了大家，形成廣為傳頌的“扁擔精神”。
在農業集體化時期，盡管供銷合作社經歷了數次變革，但其為農民供應生產生活資料、推銷農副產品的服務職能沒有變。截至1982年，我國基層供銷合作社有35090個，社員11700萬戶，股金38000萬元。龐大的供銷網絡在幫助農民暢通物資交流、穩定農產品價格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推廣現代生產要素與提供廣泛公共服務
在傳統農耕條件下，農民文化水平相對落后，常懷靠天吃飯的消極想法，對運用農業科學技術也不熱心。農業集體化時代，現代化生產要素借助集體經濟組織扎根鄉土、深入群眾，改變了農民原有的耕作傳統，推進了農業技術變革。與此同時，在國家相關政策支持下，公社運用組織化力量以較小的社會成本提供盡可能多的公共服務，使我國在GDP相對落后的情況下社會發展指數卻超過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進入20世紀60年代，國家開始重視現代生產要素的系統性投入，推動農業生產領域變革。這些都是借助公社力量得以實現的。毛澤東在總結農民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成為農業生產的指導方針。在此原則下，調整體制后的公社合理密植、間作套種，成效顯著。化肥、良種、農藥等迄今影響農業產量的現代生產要素在公社期間也實現了質的提升。截至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公社用高產出、抗病害的良種代替了幾乎所有常規種子。化學肥料的使用從1962年到1978年以每年16.5%的速度增長，逐漸取代了人工肥料。防止病蟲害的主要方式也從“人工捕打”轉變為“化學防治”，又進階到“綜合防治”，有效提高了農業生產產量。
此外，鄉村社會在物資并不充裕的情況下設立了一系列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機構，包括種子站、土肥站、拖拉機站、糧站、科技推廣站、獸醫站等，簡稱“七站八所”。這些機構提供的服務涉及水利、電力、農機、良種等，覆蓋從種到收的幾乎所有環節，形成廣泛性服務網絡，“使農民經常性地感受到‘國家’的存在”。
除農業生產方式極大改善外，公社時期的社會化服務也實現了跨越式提升。為保障大多數人特別是鰥寡孤獨、喪失勞動能力等困難人群的生存需求，公社分配時是在按勞分配為主原則下實行基本口糧、勞動糧和照顧糧三結合。對于勞動力不足的人口給予基本口糧，再困難的則分配照顧糧。有的公社還會給孤兒和無勞動能力、無子女贍養的老人提供“五保”，即保證他們的吃、穿、住、上學（孤兒）、喪葬（老人）。公社每年留下的公積金和公益金不能挪作他用，而是用來擴大再生產與發展公益福利事業。公社還利用社內資金自辦農村學校，改變了我國數千年“正式學校不下縣”的傳統。普通農民有機會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這是以往歷屆政府不曾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還有數千萬社員進入公社為成年農民新建的業余學校，興起了掃盲高潮。在醫療衛生領域，20世紀60年代后期公社建立起合作醫療制度，使農民前所未有地享受到醫療資源，“堪稱集體化時代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最大成就”。公社還從社員中選拔培養赤腳醫生，負責群眾的日常基礎醫療，提高了農民的整體健康水平。在公社體制下，大多數農民有糧可吃、有書可讀、有醫可就、有活可做，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上升至1981年的67.9歲左右。這些福利都與公社組織化力量和提供的公益性服務密切有關。
（五）改造傳統生活方式與塑造農民新觀念
發展集體經濟不僅是經濟領域的變革，還改變了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當運用微觀視角傾聽農民的真實聲音，會發現“集體化”是一所整合農民生活方式、重塑農民價值觀念的“學校”，在這期間農民重塑了社會主義新道德，建立了新的生活交往方式。這些影響融入農民的文化基因與群體性格，即便在“包產到戶”后仍得以延續并時常顯現。
加入集體經濟組織有利于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豐富農民的政治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原來處于邊緣位置的貧下中農取代傳統鄉紳與地富階級，成為農村干部的主要來源，顛覆了傳統的權力結構，提高了農民的主人翁意識。政治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農民的日常生活。合作社或人民公社通過讀報組、通訊員、宣傳隊等方式建立廣泛而嚴密的宣傳網，幫助農民了解國家時事與大政方針，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例如，山西平順西溝村合作社的讀報組，經常向農民傳達政策與進行文化教育。農忙時“地頭讀報”，農閑時則選擇公共休息場所讀報，可謂“報紙隨身帶，營生巧安排，休息時念一念，生產勁頭來”。不少公社還專門設立了文化宣傳隊，在進行政治教育的同時豐富了農民的日常生活。例如，黑龍江省下岬村的宣傳隊在政治運動期間負責宣傳上級政策，農閑期間則給村民表演節目、提供免費娛樂，成為村里的文化中心。
在思想領域，農民逐漸用國家觀念、集體主義取代家庭至上、個人主義，重塑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例如，在落實統購統銷制度時，陜西省農民由起初的“藏糧不賣”轉變為認識到“這種只顧個人，不顧國家和大家的想法是很不對的”，從而積極響應國家政策。黑龍江省一位村民回顧20世紀60年代指出：“我們年輕人都有使不完的勁，思想也好。我們老是想給集體和社會做好事。”而這些與集體組織隨時隨地的宣傳和潛移默化的教育離不開關系。
農業集體化還帶來私人生活領域的變革。加入集體經濟組織之前，家庭是農民生活的主要場域，人們的行為選擇主要受父系、宗族等傳統權威影響。集體組織摧毀了舊的社會等級與家庭結構，將農民從血緣、宗族等藩籬中解放出來，代之以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公平正義等價值觀念。尤其是在集體組織中，男女一起下地干活、政治學習，這為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交往空間，使他們在婚戀方面有了更多自主權。
不可否認，農業集體化時期在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張力、計劃與市場的責權、行政指令與農民自愿的關系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而言，集體組織對于保障幾億農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對于推動鄉村現代化變革，健全社會公共服務及啟發農民社會主義覺悟，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將發展集體經濟僅視作“以農補工”的手段，而是解決了長期以來威脅中國農民生存發展的許多社會問題。
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當代啟示
從現實問題著手走向歷史縱深，還需從歷史情境走出來關照現實。盡管今昔時代條件有所不同，但農業集體化時期的許多經驗做法并沒有被歷史潮流全然卷去，而是鐫刻在我們的民族智慧中適時表現出來，為解決當前農村問題提供一些思路和啟示。面對農村分散化、碎片化、空心化的現象，我們需要以史為鑒，充分發揮集體組織在升級農業結構、平衡產銷供需、對接國家資源、提供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優勢，克服個體經濟弊端，助力鄉村振興。
（一）發展集體經濟以解決“分有余而統不足”的問題
公社解體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得以延續，這是農業集體化時代給農民留下的寶貴制度遺產。在該體制下，農民穩定地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這些權益更多具有社會福利性質，是農民在城鄉間進退自由的獨特優勢，是防止城市出現貧民窟現象的有力保障。
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了，一方面，農產品的穩定供給是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另一方面，農業始終是一個高成本低報酬的行業，大多數農民無法僅靠務農致富，因而出現“農民工”浪潮。但農民工入城終究是鄉村要素向城市的單向流動，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鄉融合。為推動鄉村真正振興，需要立足農村本身，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改變傳統經營模式，具體包括延伸農業生產的產業鏈，發展高附加價值的新業態、新產業，推動農村“產供銷加”“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等，使農民在承擔糧食安全責任的同時參與產業升級。然而分散的小農經營與集約的現代農業體系存在結構性矛盾，無法支撐起變革生產方式的重任。尤其當前農村大部分家庭的經營模式是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制，留村務農的多是婦女或老齡農民，農村發展后繼乏力。為改變現狀，需要優化整合人力與資源要素，發展集體經濟，以“統”的優勢克服“分”的劣勢。
需要注意的是，發展集體經濟“切忌貪大求快、刮風搞運動”，而是要依據當地的資源稟賦和農作物特點，因地制宜發展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比如可以實行完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統一經營，也可以進行股份合作，還可以在“土地家庭經營基礎上，根據農業生產需要進行專業合作”。同樣重要的是，發展集體經濟必須建立在農民自愿合作的基礎上，充分尊重農民的個人利益與進退自由。當然，提倡集體經濟并不意味著這是農村唯一的經濟形態。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戶的家庭經營仍有充分的生存空間。現在的關鍵問題不在于消滅小農經濟，而是要通過組織化力量和社會化服務，將其納入集體協作的多環節、寬領域，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二）暢通流通環節以降低“小農戶應對大市場”的風險
在日益開放深入的市場化趨勢下，對農民“切身利益影響最大的是與市場打交道的流通關系”，這直接關乎他們的經濟收益。在農業集體化時代，流通領域的主體更多是集體形式的供銷系統，它們雖然不如市場體制下那般靈活，但在平衡供需關系、提供購銷服務、防止資本剝削、穩定生產生活秩序等方面功不可沒。分田到戶后，分散的小農戶需要獨立面對日益龐大的市場。他們在獲取信息、產品營銷、物流管理等方面能力不足，無法及時回應市場需求、無法享受改革紅利，甚至時常增產不增收。為避免被市場“嗆水淹死”，許多農戶通過產地中間商、市場批發商及大流通公司進入市場。但這些中介組織的本質是商業資本，他們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通過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拉大收購與銷售價格間的差額來獲得‘剩余’‘價值’”。于是，小農戶仍然沒有改變大市場下的弱勢地位。
為使農民在流通領域真正獲益，需要發揚供銷系統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凝聚集體力量應對市場風險，贏得市場紅利。一方面，國家要加強政策支持與基礎設施建設，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實施“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健全現代化物流體系尤其是冷鏈系統建設，為農戶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降低各環節的流通成本。另一方面，小農戶要形成組織化力量，以集體的名義構筑區別于商業資本的“縱向一體化渠道”，主動參與加工銷售環節，建設自己的農產品購銷網點和加工配送中心，減少被商業資本蠶食的可能，將更多增值收益留在自己手中。
（三）強化領導力量以防范逐利資本對共同富裕的消解
農業生產離不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農業集體化時代，人民公社作為連接國家與農民的中間組織，為農民提供了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這其中關鍵在于，通過在公社建立廣泛有力的黨支部，結束了民國政府運用營利型經紀人治理基層而造成的“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引進了現代化生產要素、健全了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提供了公益性社會福利。但在“包產到戶”后，國家力量退出造成農村一定程度的“空心化”，小農戶無法應對新時代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隨著市場化程度加深，農資經營放權給市場，許多原來的公共服務轉變為市場競價的商品。農戶只能有償支付各種農資費用，提高了務農成本。另一方面，盡管國家每年財政支農資金高達上萬億元，但各種惠農援助如“撒胡椒面”一般分散給數量龐大的小農戶，降低了助農效率。這些問題無法憑借單個農戶解決，只能依賴于提高農民的組織能力，形成有效的集體力量。值得強調的是，這里的集體組織不能由以逐利為本性的資本裹挾，必須依靠以共同富裕為旨向的黨組織領導。
習近平多次強調，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傳統，也是最大的政治優勢。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至少有三方面的優勢。其一，與助農資金分散給單家各戶有所不同，黨支部領導下的村集體在農戶授權前提下整合性地對接國家各種惠農支持，能夠發揮國家資源的規模效益，提高外來援助的利用效率。不僅如此，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村集體還能更有針對性地表達本地農民的需求偏好，更為主動地與相關涉農部門接洽協商，而不是一味地被動接受。如此一來，既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也激活了農民的集體歸屬感。其二，與其他市場化的經營主體不同，黨支部領導的村集體不是以資本增值為目的，而是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面對龐大的市場，黨支部可以在容納資本進入農村的同時，利用組織優勢牢牢掌握經濟活動的主動權，將農業資源和產業收益的增值空間真正留在村民手里而不是被商業資本卷走。換言之，黨支部既可以利用資本服務農民，又可以限制資本剝奪農民，從而在根本上維護農民利益。其三，相較于其他治理主體，黨支部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具有凝心聚力、統籌全局、協調各方的組織優勢。在黨支部領導下，不僅能讓農民獲得經濟效益，還能在醫療衛生、村居環境、農村教育、社會保障、民風建設等方面系統規劃、整體推進，更好地滿足農民多樣化、多層次的美好生活需要。目前貴州塘約、山東煙臺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方面已累積了不少經驗，提供了示范榜樣。
綜上所述，農業集體化基于服務國家工業化戰略、捍衛社會主義陣營、維護意識形態立場等方面的考慮，曾經在集體組織的進退權、公有化程度及利益分配等問題上確有一些處理不當的地方。但當我們超越先驗框架的束縛與時代條件的限制，將集體所有制“轉回到改造小農和實現農業社會化大生產的正常軌道”，會發現集體經濟有靈活的調整空間和強韌的組織優勢。破除“集體組織效率不高”的偏見，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一環。更重要的是，以發展集體經濟為撬動點，還能牽引農村政治文化、民俗風氣、公共服務等方面多維變化，形成“組織化”的總體性社會事實，充分激發鄉村內生發展活力。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村立足自身力量強大起來，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主動振興”，而不是總仰賴外來援助的“被動發展”。進入新時代，農村將大有可為，不僅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蓄水池”“基本盤”，更是創造發展新動能的“助推器”“騰飛地”。
作者：吳淑麗，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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