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經濟下行與疫情疊加，中國的房地產業陷入無可避免的蕭條期。對于大多數依靠土地財政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房地產業陷入停頓無疑有斷炊之虞，發展形勢更是岌岌可危，于是各種拯救樓市的政策紛紛出臺，花樣百出，如武漢推出了“遠郊區域15萬元補（五年內償清）貼鼓勵公務員買房”，鄭州等地“鼓勵買房首付分期，房貸斷供不進征信”，北京“擬試點老年人貸款購房”，更有多地出臺“鼓勵農民進城買房”措施，企圖通過農民進城買房緩解城市房地產庫存壓力。
而實際上，近二十多年中國城市化的狂飆突進，確實為城市房地產業的勃興發揮重要作用，但時至今日，這股城市化浪潮已呈強弩之末趨勢，不僅表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顯著提升，余下空間有限，而且中國實際農業人口的下降比表面的城市化率更突出，絕大多數具有農民身份的農民工處于完全脫農或者半脫農狀態，用學者呂途的話說，叫“回不去農村，留不下的城市，徘徊在城鄉之間”，是有動力而無能力城市化的農民，他們還占有相當比例。
顯然，在以往數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農民的分化也不斷拉大，一部分經濟狀況較好的農民順利實現了城市化，推動了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甚至成為房地產消費的主力軍之一，而另一部分農民則被排斥在貧困的邊緣，已經喪失了參與社會競爭的能力，自然不敢奢望實現進城買房的夢想。也就是說，對于日益分化為兩個極端的農民群體（中國社會的整個層面也是這樣），有經濟實力該買房的已買過，而余下沒有經濟實力的想買也買不起，因些企圖通過鼓勵農民買房挽救房地產下行頹勢已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模式，國家以城市發展為牽引，拉大GDP高速增長，城化化率大幅提高，一座座城市做大做靚，而另一面則是農村的蕭條，發生了“農村空心化、農業副業化、農民無產化半無產化”的新三農問題。據此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然而在國家整體發展導向和模式不變的前提下，旨在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能否真正落地不容樂觀。比如，此次各地集中出臺鼓勵農民進城買房政策，以消化城市過剩房地產業，有論者一針見血指出，此舉顯然與鄉村振興戰略相悖，因為實現鄉村振興的舉措必然是國家調動資源向農村傾斜，至少要減輕或免除對農村的吸取，而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則是延續了一以貫之的城市吸取農村路徑，與實現鄉村振興背道而馳。
雖然國家層面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但如果堅持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下，一旦鄉村振興與保城市發展發生兩難選擇，必然會前者讓位于后者，這其實也是這么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一方面農村作為蓄水池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斷動力，另一方面農村又作為穩定器來消化城市發展帶來的一系列負面效應。這就是小農經濟學派借以標榜的所謂中國模式，以犧牲農村和農民為代價保證城市和經濟的優先發展，顯然這樣的模式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并非具有什么獨特性，實質仍舊不過是農村依附城市、城市吸取農村舊有模式的延續。
客觀地講，這種模式自城市誕生以來就已形成，而城市本身就是私有制社會發展的產物，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城市作為統治的中心，通過私有制經濟紐帶對周圍農村大量吸取，而農村也被構建到城市發展的依附地位，這是所有私有制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新中國成立后，對舊有城市的改造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議題，旨在構建新型的城鄉關系。首先是對城市性質的徹底改造，將剝削社會消費性質的城市改造為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生產型城市。城市主要功能不再是消費創造利潤，而是發展生產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隨著著社會主義制度對城市改造的進行，原來紙醉金迷、窮奢極欲的消費型城市消失了，代之以充滿激情、火熱沸騰的工業型城市。對農村的改造則是消滅個體小農經濟，實行合作化、集體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政治上工農聯盟的保證下，實行城鄉互補、相互支援的戰略。
但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之初，幾乎是毫無工業基礎的純農業國，國家要發展工業，必然要依靠農業提供積累，只有等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實現對農業的反哺。因此，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的現代化必然要經歷兩個階段，一個是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農村和農民必然要為國家的整體發展作出一定犧牲，然而這種犧牲從長遠看也是符合農村和農民的利益的。另一個階段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得到長足發展，已具備反哺農業的能力，通過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的支持，最終形成城鄉融化發展，實行城鄉一體化。
關于新中國的城鄉關系和實現現代化路徑，毛主席通過“人民公社”道路規劃了偉大構想。按照學者張文茂的說法，新中國從上述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臨界點正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其時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而以人民公社為載體的農村集體經濟已經過二十多年發展，涌現了一批類似大寨村、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村等先進集體經濟的典型，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城鄉關系蓄勢待發，雛形已現。
可是正當此時，毛主席逝世，中國發生的歷史性轉折，人民公社集體體制被否定，小崗村分田被全國推行。從此兆始于小崗分田的私有化大潮在中國城鄉涌動，毛澤東時代歷經幾十年辛苦努力改造和構建的城鄉關系崩潰，中國又回復到毛時代以前的舊有的城鄉關系，于是三農問題一直伴隨改革開放的進程。
我們說，三農問題之所以產生，本質就是城市發展出現的問題，更是國家整體發展出現的問題。一方面城市通過資本紐帶吸取農村的人、財、物等資源，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斷轉嫁自身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而農村則被牢牢綁定于依附地位，一邊源源不斷向城市提供資源動力，另一方面還要消化城市轉嫁的負面效應，充當小農學派所謂的蓄水池和穩定器作用。
然而，不論是小農學派提倡的務實的漸進城市化道路，還是新自由主義實行的超前的激進城市化道路，本質都必然要遵循資本運行發展的規律，因而無論在表面上做多少文章，城鄉關系的本質不會改變，也就決定了農村輸送城市、城市吸取農村的發展模式還將繼續。
正如資本主義發展致命特征是不可持續性，這種資本邏輯主導被下異化的城鄉關系也必然與之同理，隨著整體的發展不可持續，農村承接危機的能力將越來越陷入枯竭，一旦超過臨界點，蓄水池再無蓄水能力，穩定器也再無法保持穩定。
那么，還剩下的唯一的農村土地，或許將上演資本最后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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