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21世紀前后，伴隨著愈演愈烈的三農危機，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日益為學界所重視，并逐漸形成了一些以學派形式出現的三農研究團體。以賀雪峰為核心的“華中鄉土派”就是其中重要一支。近日，賀雪峰在某個熱點事件發生后的一些言行引起了輿論的熱議，本文無意于討論該事件的是非曲直，而是試圖對賀雪峰及其“華中鄉土派”的核心觀點做出簡要的梳理及回應。
賀雪峰曾經將三農政策領域概括為三種派別，即自由市場派、小農經濟派和主流政策派。自由市場派學者以主流經濟學家為主，他們認為當前中國的小農經濟小而散、效率低，嚴重制約了中國農業現代化，因此主張通過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推動土地流轉，使農業走上規?；?、集約化經營道路。這是一條完全的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道路。而小農經濟派認為，放任資本下鄉會對農民生計和農村社會造成巨大沖擊，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因此，他們反對土地私有化，反對資本下鄉，極力強調小農家庭經營繼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流政策派作為三農政策的制定者，既要追求農業的現代化，又要維持農村社會的穩定，因而盡力調和前面兩派的觀點。可以看出，在賀雪峰所概括的這三種三農政策派別中，馬克思主義是缺席的。賀雪峰作為小農經濟派的代表，在反對自由市場派所主張的資本下鄉的同時，又反對馬克思主義對于農民的階級分析和對小農經濟必然消亡的判斷，竭力為小農經濟存在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做辯護。
賀雪峰及其“華中鄉土派”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小農家庭經營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效率并不低于資本主義大農場模式。黃宗智最早對此問題有過論述。他認為，小農經濟的效率和土地經營規模無關，而是由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農業不同于工業，農業天然適合家庭經營。在市場經濟中，小農家庭經營在勞動密集型農業領域具有很大優勢，能夠戰勝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農場。而賀雪峰也認同這種觀點。他認為，小農經濟都是小農自己精耕細作，規模經營要雇勞動力種田，農業生產的監督成本極高。因此，小農經營相比于規模經營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單位面積產出更高、更有效率，因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依然有頑強的生命力。
第二,小農經濟是保持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和實現快速工業化的基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大批的農民不得不離開鄉村到城市里打工，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但同時又在農村保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賀雪峰等三農學者將這種模式稱之為“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這種模式有兩種類型：一是縱向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即農民家庭中的青年子輩外出打工，中老年父輩在家務農；二是橫向的以夫妻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即農民家庭中的丈夫外出務工，妻子在家務農、照顧小孩和老人。對于這種“半工半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所謂“廉價勞動力”優勢和“世界工廠”模式，賀雪峰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來，這種模式一方面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提高了中國經濟整體效率；另一方面避免了農民的徹底無產階級化，維護鄉村和整個中國社會的穩定。
第三，小農經濟可以避免農村的分化。市場競爭推動了農業經營主體的分化。賀雪峰看到了市場經濟給農村所帶來的分化，但不愿接受農村社會的過度分化，不愿看到外來資本進入農村排擠農民。因此他對當前農村社會大量存在的“中農”群體寄予厚望。他認為自發的土地流轉使土地相對集中在某些農戶手中，這些農戶耕種著中等規模的土地，擁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為農村中的“中間階層”，也就是“中農”。在賀雪峰看來，“中農”在農村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農村穩定的根基，也是國家政權的基本支持力量。因此他希望能夠在農村維持“中農”占主導地位的狀態，從而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
盡管賀雪峰及其“華中鄉土派”以面向現實的經驗研究自詡。他所帶領的團隊在農村做了長期的、大量的田野調查，但卻不愿意承認當前中國農村最大的現實：小農的全面破產與農民的全面無產階級化。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賀雪峰的觀點存在者以下誤區。
第一，小農的破產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小農經濟是沒有出路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經典作家都對此做過充分的論述。誠然如賀雪峰所說，農民如果在小塊土地上精耕細作，確實可能獲得不低于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產出，但這種相比于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高效率”，是依靠農民極高的勞動強度和極低的消費水平，即依靠對自身的“過度剝削”而實現的。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一個“過度剝削”自身的農民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因為農民已經不再是自然經濟中的自給自足的獨立小生產者，而必須要獲得大量的貨幣收入才能維持農業生產和自己基本的生活。因此，黃宗智和賀雪峰所論述的小農經濟的高效率，對于個體的農民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對于大部分農民來說，只有進入雇傭勞動關系中、向資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獲得能夠滿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收入。當然，從表面上來看，中國小農經濟確實有一些賀雪峰所說的“韌性”的表現。在市場經濟的大規模沖擊下，廣大的農民工依然保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維持著小農經濟的生產經營。但這種并不是中國小農經濟獨有的韌性，而是任何一個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出現的現象。英國農民轉變成為無產者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續了300多年。在俄國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小農經濟也曾經表現出了類似的“韌性”。當時的一些民粹主義學者據此來否定俄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和農民無產階級化的歷史趨勢。列寧對此回應說，盡管俄國農民仍然擁有小塊土地，但由于小規模經營完全處于衰落狀態，農民必須要出賣勞動力，尋找農業生產之外的收入來源，否則就無法生存——甚至主要要依靠農業之外的雇傭勞動收入為生。因此列寧認為，盡管當時俄國的小農戶還保留著一小塊土地，卻嚴重依賴工資性收入，因而事實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這也正是今天中國的狀況！
第二，農村的階級分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在新中國土地改革完成后，毛主席之所以要快速推動農村的合作化與集體化運動，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在土改后的農村迅速出現了新的階級分化。賀雪峰所寄予厚望的“中農”群體的形成，本身就是小農經濟破產和農村階級分化的一個歷史結果。在中國人均土地非常少的狀況下，一部分人通過土地流轉成為“中農”，也就意味著另一部分人要失去土地。而且，這種所謂的“中農”并不是一種靜止的穩定狀態，其中一部分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經營失敗，蛻變成小農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業無產者，另外一些則可能成長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就是農村中的農業資產階級。這是市場競爭的基本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賀雪峰希望在農村形成一個穩定的“中農”群體來避免農村的過度分化，就如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進步”學者希望形成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來防止社會過度分化和動蕩一樣，都注定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小資產階級空想。
第三，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在市場經濟浪潮中所形成的農民工群體，是中國近幾十年工業化進程中所出現的景象。農民工是一種介于農民與工人之間的階級身份。確實如賀雪峰所說，中國所謂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形成，與這種“半工半耕”的階級形態有著極大的關聯。因為在這種“半工半耕”的體制下，農民工的再生產職能（如養育孩子、贍養老人等）是在農村、依靠農業收入完成的，所以資本家就把這部分本該支付給農民工的工資給扣除了，農民工的工資才能被壓低到極低的水平，遠遠低于勞動力本身的價值。這是中國得以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基礎。但是數億農民工及其家人，就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代價，產生了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造成了一系列的人倫慘劇。在第一代農民工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后，以80后、90后、00后為主體的新一代農民工與農村之間的聯系日益減少，甚至已經喪失了農業勞動的技能，在城市里打工和生活，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說，農民工徹底的無產階級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面對這種狀況，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讓城市中的“企業家”門提高農民工工資和收入，讓他們能夠得以在所工作的城市中定居下來，能夠在城市里撫養孩子、贍養老人，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過上一種正常的、體面的生活。但賀雪峰所提供的方案，是要繼續維持小農經濟、維持這種“半工半耕”的半無產階級化的階級形態，來防止農民過度涌入城市、避免一些國家所出現的“貧民窟”現象。這種表面上站在農民立場、為農民說話的觀點，事實上是試圖剝奪農民及農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的權利和愿望，維持農民工群體被資本過度剝削的狀態，以保障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和社會的穩定。
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曾經對當時歐洲小農的思想狀態做出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作為未來的無產者，小農本來應當樂意傾聽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作為一個現實的小私有者，他那根深蒂固私有觀念“暫時還阻礙他這樣做”：“他為了保持他那一小塊危機四伏的土地而進行的斗爭愈加艱苦，他便愈加頑固地拚命抓住這一小塊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傾向于把那些對他說應將土地所有權轉交整個社會掌握的社會民主黨人看做如同高利貸者和律師一樣危險的敵人。”在今天的中國，廣大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的所謂小農，事實上已經主要依賴城市里的雇傭勞動來維持生活，對土地的感情已經日漸淡漠，在年輕人中尤為如此。但反而是我們生活在城市的三農學者，卻比農村人表現出了對土地更高的熱忱，這不是一種極為吊詭的現象嗎？
恩格斯對當時試圖保護小農的社會民主黨人說：“你們企圖在小農的所有權方面保護小農，這不是保護他的自由，而僅僅是保護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這是延長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狀況。”今天我們的三農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不是去批判“半工半耕”模式所造成的對農民工的過度剝削，反而合理化這種制度安排，以維持他們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狀況”。在保護小農經濟的幌子之下，資本對農民工的階級剝削就被遮蔽了。我們不用去批判資本對于農民工的過度剝削和“用完即棄”的制度安排，而只要努力呼吁保存小農經濟、發揮好小農經濟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作用，讓有朝一日他們被資本拋棄的時候能夠有一小塊土地來承接，就可以實現鄉村社會的和諧和社會的穩定。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曾經一度充滿著底層情懷和批判精神的三農學者們，正在日益“秩序黨”化。“鄉土情懷”變成了對一切落后的、保守的舊秩序的維護——這種秩序既是資本的秩序，又刻著封建的紋章。某些學者的那些“爹味”十足的言論，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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