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不斷提升全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的優良條件與水平，通過政權建設和社會組織制度的變革，使農村社會組織化，分別形成了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與合作化模式、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模式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單干模式，積累了農村社會組織建設的豐富經驗和教訓，改革開放時期也遇到棘手的“三農”問題。本文通過對不同時期農村社會經濟變革情況的歷史回顧和經驗教訓總結，分別從土地制度變遷、基層民主集中制變化和農民組織化現代化建設等方面探討適合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社會組織化路子。
社會組織化也稱社會組織一體化，它既體現各種社會因素相互統一和相互協調的過程，同時也表明這種統一和協調的社會效果。社會組織化有許多具體形式，既有社會體系的組合、民族或種族關系的組合，也有政治的組合、文化的組合、制度的組合，以及規范的組合、功能的組合、特別是政治與經濟相結合的整合等等。實質上，社會組合是社會成員和群體能夠通過組織化協調來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集體奮斗力，實現社會的更好生存和不斷發展。在社會組織化組合中，生存和發展的利益關系組合是關鍵所在，追求共同利益和發展利益的長期相關性是社會組織一體化的本質要求和特征，而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其決定性的根本基礎。
農村社會組織的變革、穩定和發展，不僅關系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順利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勝利和發展，而且關系到全國人民生存條件和美好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民、農業和農村工作一直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為了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黨在建國后對農村多次進行了社會組織探索和變革，形成了不同階段的組合模式、特點和效果。對于各個時期組合模式的歷史變遷及其效果進行認真回顧和總結，不僅有利于我們更好地遵循農村社會發展規律，把握好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對于貫徹實施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振興鄉村戰略也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一、建國前農村社會組合的歷史概況
解放前，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中，社會組合的力量并不主要來自于國家政權和政黨的方針政策，封建社會國家權力的施行止于縣政，即所謂“政不下鄉”。正如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的中國社會“雙軌政治理論”。他說道：“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權，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二者平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個形象而又獨特的描述傳統中國政治運作邏輯的‘雙軌政治’模型。”費孝通還宣稱：“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是由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皇權政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這是由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特性所決定的。美國家族史專家古德也在其名著《家庭》一書中指出：“在中華帝國統治下，行政機構的管理還沒有滲透到鄉村一級，而宗族特有的勢力卻維護著鄉村的安定和秩序。” 王先明在《近代紳士》一書中說道：“在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格局中有兩個不同的部分，其上層是中央政府，并設置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其底層是地方性的管制單位，由族長、鄉紳或地方名流掌握。”吳理財在《民主化與中國鄉村社會轉型》一文中也指出：“在中國，三代之始，雖無地方自治之名，然確有地方‘自治’之實。自隋朝中葉以降，直到清代，國家實行郡縣制，政權僅止于州縣。那時，鄉紳階層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性力量，鄉村公共事務主要由紳士出面組織，從而在客觀上造就了鄉村社會一定的自治空間。但是，與其說那時是鄉村自治，還不如說是‘鄉村紳治’。”所謂“鄉紳階層”，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一種特有的階層，主要由科舉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當地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鄉村社會有影響的人物構成。他們近似于官而異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盡管他們中有些人曾經掌握過有限的權印，極少數人可能升遷官衙，但從整體而言，他們始終處在封建社會的清議派和統治集團的在野派位置。他們獲得的各種社會地位是封建統治結構在其鄉村社會組織運作中的典型體現。 在舊中國傳統社會，農村社會的組合力量是基于血緣關系和土地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宗族勢力及鄉紳階層，他們以儒家倫理為支撐，依據封建土地制度，維持著農村社會幾千年來的運行，這樣的社會松散而僵化，運行緩慢而持久，宗族、紳權和國權共同維系著農村社會的一體化。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野蠻入侵，以及持續發生的愛國革命運動，打破了這種形式上的穩定態勢，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難以取得成功。由于封建勢力太頑固，帝國主義的瓜分沒有給中國改良的時間和空間，買辦階層的形成使得固有的封建勢力勾結帝國主義，達成利益沆瀣一致的共識，既能保證不被革命消滅，又可以維護自己更多的利益。這樣就使得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難以上臺。他們不能上臺，中國的政權必然屬于封建軍閥和買辦勢力，混合著封建地主的落后，買辦為外國勢力效勞的奴情，以及軍閥的蠻橫霸道。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改良，像西方經歷過的那樣的時間、空間和階級力量都不具備。所謂的社會改良也根本不可能觸動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制，軍閥混戰和掠奪使農村社會呈現出愈加衰敗的景象，社會混亂、階層分化突出，權威秩序被打破，一體化程度降低，極端落后的形勢，亟待無產階級革命，重建國家政權，進行切實有效的、推動農村社會組織化現代化的變革和振興。面對這種局面，各種政治力量都試圖重新變革農村社會，但是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除了中國共產黨，其他各種力量的社會組織化變革振興的努力都歸于失敗。究其原因，我們認為，首先是沒有觸及，更沒有根本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其次是沒有進行社會革命，沒有解放農民和實現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當家作主；第三，這兩者又是互為條件的，沒有這樣的變革和相結合，是不可能真正實現政權下設和社會組織化的。所以，社會革命的成功，新興國家政權的建立以及成功下設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是以土地制度徹底變革為前提的，而土地制度的變革反過來又成為農民當家作主、政權成功下設與穩固運行的必要支撐。
社會組織化的變革，實質上是政治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在農村社會，農民的利益主要依附在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上，然而，由于農村本身并不具備推動現代化的動因，變革的動力又必須依靠超經濟的外部政治力量，這樣，政權下設到鄉村，農民當家作主就成為關鍵。因此，要變革自然經濟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的中國農村社會，如果離開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缺少穩固的基層政權支撐，其努力往往是徒勞的。
我國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胡繩先生在晚年談到這個問題時曾深刻地總結指出:農村問題恐怕是最關鍵的問題，當時許多人也感到這個問題重要。閻錫山在山西搞自治，創辦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廣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農村的辦法。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晏陽初、梁漱敏也出面抓鄉村建設，搞和平改良。但他們都不能解決問題。官僚買辦頭子蔣介石在農村問題、土地問題上也毫無作為，這樣實際上就把廣大農村讓給了共產黨，其失敗是必然的。
毛主席帶領共產黨人發動農民起義，開展革命運動，首先在農村地區建立革命政權，正是成功地將徹底解決農村土地問題與建立穩固的農村基層政權這兩者緊密結合起來，以“組織起來”為基本理論，堅持從實際出發的方針政策，讓農民團結起來，當家作主，并輔之以群眾路線、全新意識形態及其政治思想工作的召喚力、凝聚力和促進力，從而實現了邊區和革命根據地社會的組織化變革，以及新中國建立后農村社會組織化變革，有力地推動了農業合作化和現代化進程，實現了農村的社會進步、團結穩定與經濟發展。
二、建國以來農村社會組織化的歷史變革
從農村社會組織化變革的具體方式和動力因素來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組織化變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的社會變革都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種關系的調整，其核心是利益關系的根本調整。通過社會組織化的變革，我國農村社會實現了幾千年來的根本變化，不僅經濟制度已經徹底改變，而且政治、社會及文化結構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實際上是逆向變革，效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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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時期，毛主席已經創立了農村革命暴動和社會組織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和陜甘寧邊區等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了紅色政權，開展了土地改革和互助組、變工隊、合作社等創辦實踐活動，開辟了農村社會組織化的新局面，積累了農村社會組織化變革的寶貴經驗；還在各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識字掃盲、夜校讀書、地頭讀報等文化教育、創辦培訓班和大專院校，不僅培養專門人才，開展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科學研究，教育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和領導骨干，而且促進了亙據地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
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表了《組織起來》的重要講話，主要講道：“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群眾，根據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級干部會議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為之一新。事實已經完全證明：高級干部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高級干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
“整個邊區，產生了許多農業勞動英雄、工業勞動英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軍隊中也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群眾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群眾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紅色區域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么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位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群眾自愿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陜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級干部會議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為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眾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群眾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內，都應該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群眾組織生產，幫助群眾總結經驗。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群眾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
新中國成立之初，滿目戰爭創傷，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百業待建，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著鞏固政權的緊迫任務，為了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迅速恢復農村社會秩序、實現農村社會的穩定，同時也為了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為即將開展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打下堅實基礎，積蓄財力、物力和人力，黨在農村開展了土地改革和社會組織化的一系列變革運動。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我國迅速形成了一套以土地制度變革為基礎、以新生人民政權為支撐、伴隨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新興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力、采用自上而下的組織動員和自下而上的自覺參與相結合的高速組合模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快速實現了農村社會的組織化變革，并釋放出巨大的社會潛能和社會化組合實踐效能，實現了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大發展、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協調，也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經濟基礎。
推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施，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提供基礎。從1951年9月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開始，黨就在農村推行了農村社會的組織化再組合。這次組合以行政力量為主導，仍然采用上下結合與意識形態推動的方式，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組織起來，改造成為適應工農業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需要的集體經濟，迅速實現了農村社會的再組織化。通過基層政權的組織動員，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國展開。在這個過程中，黨注重發動群眾，廣泛組織農民，其中，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區農民協會會員約達8800多萬人。 同時，利用各種行之有效的動員方式（比如訪貧問苦、地主惡霸批斗會、訴苦會等），推動了社會組織化進程，在上下合力中順利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黨的這一組織化變革過程伴隨著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革命意識形態、提高農民階級覺悟的積極影響，廣大農村不僅在短期內實現了利益的調整，而且實現了文化價值觀的新建，進而帶來了土地制度變革的迅速和高效。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土地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4700萬公頃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以及其他生活財產。
黨在農村的社會組織化工作，雖然是從變革土地制度入手，但卻是以人民政權在農村基層的成功建立為前提的。全國廣大的農村政權是伴隨著軍事勝利的步伐而逐步建立起來的，隨著全國的解放，在農村，首先摧毀了原有的封建鄉紳權威，建立起以工農為主體的新型社會主義權威，實現了階級關系對宗族關系的替代；同時，通過大規模的剿匪除霸和鎮壓反革命的活動，清除了歷史上長期危害農村社會的匪患惡勢力和新出現的反革命破壞分子，安定了鄉村社會秩序。這些舉措為進一步實現農村社會組織化變革提供了可靠保證。
建國初期的農村社會組織化變革，充分體現了農民群眾的社會覺醒和整體利益，顯示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巨大威力，其社會變革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效果之好，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革命化的方式更是使得組合效果不僅體現于經濟生活層面，更體現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層面，實現了農村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多個層面的高度一體化，并產生了社會組織化的巨大效能。
（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方式的農村結構性組織化模式
隨著農業合作化的實現，并釋放出巨大的社會生產力。黨在1958年提出進一步組織化調整農村經濟社會結構，以便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加速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漸形成農村社會主義新高潮，即人民公社化運動，形成以生產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人民公社體制。由于之前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合作化運動已經形成了黨在農村地區健全的行政體系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因此，從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到1984年公社被下令解散前的26年間，我國堅持群眾路線，采取了一個依靠人民群眾創新智慧和開拓經驗為先導，以政治權力的分級而逐級集中為前提，依靠強有力的總結推廣經驗、行政指導推進和廣泛深入的農民教育與政治動員，實現農村社會經濟文化一體化的組織化模式，適應農業社會化生產力結構性發展的新趨勢。也就是說，毛主席和黨中央發現群眾創設的先進新模式，一經總結和采納，便形成統一意志，政治動員和行政落實就深入到農村的每一個角落，形成“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的三級行政與經營管理相結合體制。逐級集中的行政體制與經營管理體制相結合使得農村社會結構性組織化，農村社會經濟文化結構高度一體化、同質化，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就必然成為集體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
這種農村社會結構性組織化模式的力量和優越性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這種集體經濟社隊組合體制，直接把行政體制和生產體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緊密結合起來成為一體化，形成了強勁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奮進力。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農民首創了“人民公社”，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迅速得到農村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廣泛而積極的響應。它一經出現就體現出了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效能。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強有力的先進社會組織化模式。正如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組織起來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無往而不勝。其次，黨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動員形成強勁的社會組織化和文化奮進氛圍，也就是說，人民公社的建立本身就是黨的教育和合作化運動的持續深入發展的結果。毛主席曾經指出：“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合作化。沒有農業合作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隨著農民文化教育和政治運動的持續開展并不斷深入發展，所鑄就的強勁氛圍為農村社會組織化模式提供了強大而持久的支撐，黨對農村社會的組織化能力表現得空前強大。第三，人民公社把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有機結合起來，易于更好更有效地實行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的事情有大有小，有急有緩，分別由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分級進行民主討論，分級集中決策，既能有效地干小事，也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靈活機動，潛力無窮。既有利于農林牧副漁和工業化全面發展，也有利于實現生產機械化和現代化。第四，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可靠基礎，集體有計劃有目標地組織生產發展，農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愿望更加強烈。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公平合理，深受農民擁護，資本主義貧富兩極分化的可能性被切實遏制。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農村自私自利、分散化、資本化的自發勢力，維護了農村社會階層的一體化，并成為這一模式強有力的支撐力量。
農村人民公社作為新生事物，具有巨大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以幾十年堅持人民公社制度的周家莊為例，很有說服力，而且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號稱是“最后的人民公社”的周家莊公社位于河北省晉州市莊家莊村，有10個生產隊，13900人，18000畝地。2018年，工農業總收入122690萬元，純收入30253萬元，上交稅金3370萬元，積累3929萬元，社員分配24401萬元，人均純收入21730元。2018年底集體累計公共積累70530萬元，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最可貴的是：周家莊人，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居有所屋等等。基本沒有刑事案件、沒有越級上訪、沒有群體事件……公社像個大公園、大花園、像一所高檔社區。周家莊已成為著名旅游勝地。周家莊之所以取得如此驚人的業績，主要在于他們幾十年來始終不渝地堅持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特別是改革以來他們實際上仍然堅持了人民公社制度，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制度讓他們有了騰飛和大發展。周家莊村堅持人民公社模式，取得了顯著成就，其實和華西村、大寨村、官橋村、南嶺村、航民村、南街村等等一大批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的鄉村一樣是堅持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先進典型。周家莊人民公社模式經歷幾十年實踐檢驗，體現了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可比性，是值得鄉鎮村莊社會化改革推廣的先進典型。
?。ㄈ┘彝ヂ摦a承包單干責任制農村社會松散化模式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為主要內容，農村社會進行了建國以來的第三次社會變革，并逐步形成所謂“以土地制度的再次變革為基礎，依靠這一變革帶來的績效，上部行政力量和下部基層社會共同推進的，以制度的供給和規范為特征”的分散到戶單干的個體模式。
按照當時的政治經濟理論和政策規定來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指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其基本特點是在保留集體經濟必要的統一經營的同時，集體將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承包給農戶，承包農戶根據承包合同規定的權限，獨立進行經營決策，并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一般做法是將土地等按人口或勞動力比例，根據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分包給農戶經營。承包農戶與集體經濟組織簽訂承包合同，按照承包合同規定履行，實際家庭單干了。
具體承包形式有：一是包干到戶。各承包戶向國家交納農業稅，交售合同定購產品以及向集體上交公積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產品全部歸農民自己所有。二是包產到戶。實行定產量、定投資、定工分，超產歸自己，減產賠償。絕大部分地區采用的是包干到戶的形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了我國農村所謂集體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主要生產資料仍歸集體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集體和家庭有分有合。實際也是家庭單干。
這一時期，土地制度的變革仍然是農村社會變革的關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逐步推行是這次變革的開端，土地承包一時釋放出的家庭生產潛能，成為改革進一步展開的推動力。由此，農村社會的這次變革得到肯定，政治經濟利益關系得以重新調整。改革初期，農村社會包干到戶的推動力，不僅來自行政上級，而且也來自個別農村，如小崗村，實質上形成了農村內生個別力量和國家外生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就前者來說，農村社會的生產實踐提供了基層經驗，正如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所談到的：“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而外部推動力則主要是上層政權的制度供給，即默認、重建和規范的制度，根據農村社會的需要適時提供并調整相應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村民自治的實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等初期農村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都是在這樣的上下推動中實現的。在改革前期，遷就落后勢力，注重眼前利益，伴隨農村社會分散性變革，不僅調動了農戶個體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形成了農戶自行經營管理。農戶生產、村民自治的實行，是有一定績效的，少數家庭確實迅速富裕起來了，但是忽視了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即農民集體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利益。
經過幾十年里幾次集中與分散的大變革，當前農村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幾次社會變革效果的比較，農民共同富裕的愿望更加強烈，農村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和開放，農村各主體間謀發展的動力和競爭在加劇，社會主義組織化現代化的積極影響在加深；另一方面，由于社會階層的分化、自私自力的膨脹，貧富兩極分化、傳統權威秩序瓦解、黨在農村的領導和集體經濟弱化，農村社會逐漸形成以家庭（而非家族）為單位的單干化結構，呈現出“對內凝聚力降低、對外依附性增強”的局面，整體結構松散，一體化程度不再。就內部而言，與城市社會的高度組織化相比，農村社會結構呈現出比較松散的狀態，集體凝聚能力消失，這不僅制約了鄉村內部矛盾的化解能力，進而影響農村穩定與發展，而且降低了農村本身的吸引力，加劇了優秀骨干人才外流打工，削弱甚至阻礙了農村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外部而言，在全國整個社會結構中，農村社會對城市社會的依附性增強，加大國家扶貧和社會救濟負擔，并處于邊緣化和相對衰落的狀態，這就加劇了原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結構的瓦解，加之其內部的松散單干化，集體凝聚力消失，不僅整體凝聚奮進的動力消失，而且農業本身抗風險能力嚴重弱化。當前農村社會的這種結構，導致了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內部沖突和社會問題凸顯、集體治理瓶頸亟待突破、多數優秀骨干流失，急需新的領導骨干力量。連承包到戶樹立為著名樣板的小崗村早就單干經營失敗，重歸集體經營之路了?？傊?，農村社會亟待組織化再變革，否則，增強和發展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實現農村現代化和廣大農民共同富裕就會成為空話!
三、農村社會組織化再變革的思路與對策
新中國成立和發展70多年來，農村社會的每個變革階段都有其各自的顯明特證，組織方式和所產生的績效也大相徑庭。變革初衷似乎是相通的，例如從土地制度入手、以政權為支撐、形成運行體系、保持農村社會穩定、講究經濟發展效率等等，這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卻大不相同，實踐的經驗教訓極為深刻，前者堅持社會主義，穩步前進，卓有成效；而后者堅持實用主義，遷就落后，導致失敗，利于資本主義復辟。實踐的結果不正是這樣嗎？！
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也是一個深刻的社會組織化變革過程，其意義不僅在于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經濟發展，更在于通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解決當前農村發展中的一系列突出問題。與之前第三個時期的變革路徑不同的應該是，新時期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著眼于農村本身，力求通過挖掘農村社會內部的組合潛能，總結、吸取并堅持第二時期“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歷史變革經驗，在實現農村社會組織一體化的同時，提高農村社會的自我組織管理能力，從而形成黨組織統一領導、優秀骨干積極帶頭、政社合一、三級凝聚、有計劃發展的格局。通過以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為契機的社會再變革，為農村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相應的制度框架和組織基礎，并為將來農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可資參照的路徑。這就需要結合農村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建國以來農村社會幾次變革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解放思想，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修正錯誤，開拓進取，勇于創新，積極探索新時期社會主義農村社會組織化的方向、機制、動力、框架及組合重點，努力形成符合我國農村社會實際的黨領導的良性治理模式，推動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持續穩步協調高效地發展，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偉大目標。
?。ㄒ唬├^續堅持以 “組織起來”社會化的理論為指導
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的思想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戰略思想，也是更好地聚集人民力量，克服艱難困苦、戰勝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反動派、建設新中國的強大法寶，對于社會主義新時期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實現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艱巨任務和推進黨的群眾組織工作、更加密切黨群關系都有著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將群眾“組織起來”，凝聚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改變我國“一盤散沙”的國民特性和歷史面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民力量，使分散的力量凝聚成為集中的強大的力量，使個體分散的行動組織成為集中的集體行動，從而使處于個體狀態的社會成員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組合體，曾經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勝利打下堅實的組織基礎，也為中國人民的民族和國家認同感的樹立和增強，深深埋下種子，給與強有力的戰略培育。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發揮黨組織核心戰斗堡壘的積極作用，堅定不移地領導和影響群眾奪取革命和建設勝利提供了理論指導。讓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就是群眾路線在現實社會和實際工作中具體運用的體現。讓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后，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軍民關系、官兵關系得到了極大改善，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積極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和生產活動中，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不斷高漲。通過組織群眾，不僅積累了革命力量，而且黨的組織模式、組織影響滲透進了陜甘寧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的各個方面，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包括農村在內的社會思維方式和組織結構，促進了新的社會關系模式的形成。
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前期一時所釋放的變革績效在降低，“三農”工作中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農村社會階層不斷出現新的分化，之前以制度供給為主的行政權力逐步在社會組合中扮演主導作用，并開始向社會內部擴張，村民自治化傾向逐漸凸顯，農村社會內在的組織化機制開始出現失靈，代之以外在政權的政策性組合。農村鄉鎮政權的腐敗和鄉痞村霸的出現，加劇了村民與村委會、鄉鎮行政機關之間的緊張關系，使變革績效銳減，矛盾凸現。同時，伴隨著大批農民離土離鄉外出進城打工，農民流動性增強，農村社會再次呈現出相對衰敗的景象，青壯年勞動力和骨干人才流失、基礎設施年久失修、公益和文化事業更是少人問津。盡管中央每年連發一號文件，一再加強對于“三農”的支持力度，持續推出減免農業稅、扶貧和救濟等惠農政策，但是農村社會治理和發展仍然難以走出困境。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需要，強烈呼喚著新時期新農村利益關系的再調整和社會的組織化。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實踐，迫切需要農村社會再組織化，而農村社會重新組合起來十分關鍵。
實現新時代的新目標，“組織起來”仍然是最重要的戰略法寶。根據歷史經驗，組織起來的范圍包括農村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力量。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包括：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銷售合作社以及手工業合作社等合作社形式。新時期還是要堅持“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組合體制機制，要把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動員組織起來。首先，要建立在群眾平等自愿參加的原則之上；其次，要處理好對人民群眾的給予和索取的利益關系。
?。ǘ┘訌娹r村集體經濟基層黨組織建設和領導核心作用
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先鋒模范作用和堅強的戰斗堡壘作用，對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組織化現代化、促進農村經濟社會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村基層黨建工作，采取一系列有力舉措加以推進。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各級黨委堅持把抓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舉，突出問題導向、堅持從嚴從實，完善制度機制、狠抓任務落實，推動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農村組織形式日益多樣化，農村社會階層更加多元，農村人口流動更加頻繁，優秀骨干人才更加流失等等，給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帶來了許多新課題。農村基層黨組織由集體經濟社隊退居鄉鎮、村級行政機關，集體經濟社隊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被虛化，部分村級政權里的黨組織處于軟弱渙散狀態；農村有文化的優秀中青年黨員外出進城打工，“留守”黨員年齡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現象突出，黨組織帶頭骨干 “人難選”；農戶承包經營實際上就是家庭單干，自私自利，各顧各，松散化，失去了黨組織直接領導、黨團員優秀骨干模范帶頭表率、社員集體民主集中制的智慧和民主監督等等，基本失去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導致長期難以解決的“三農”問題。
面對新的形勢和社會經濟組織化現代化的繁重任務，面對新的矛盾和問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社會行政管理與社隊經營管理重新融合，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融入集體經濟組織，黨建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缺失，只能改進提高、不能任其缺失，停滯不前。各級黨組織需要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緊緊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決改革到位，認真抓實抓好，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和促進農村社會組織化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組織保證和有力支撐。
?。ㄈ┮酝恋刂贫仍僮兏锎龠M農村社會穩定和現代化建設
在我國農村的社會變革中，土地制度問題始終居于基礎地位，具有根本性。建國以來，我國農村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革，都是以土地制度的變革為前提的，我們黨對農村社會的多次變革，也都是從土地制度入手的。土地制度在社會組合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僅在于其經濟基礎和發展功能，更在于其社會凝聚和穩定功能。從建國以來農村社會的三次大變革的歷史演變來看，無論組合程度如何，組合力度如何，凝聚動力，穩定秩序，始終是各階段組合追求的最大績效目標，即使在繼續革命、政治運動持續不斷、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下的建國初期初步發展的歷史時期，我國農村社會仍然保持了團結向上，基本穩定。
在新時期農村社會主義組織化現代化建設中，農村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第四次變革，理應針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第三次社會變革方向所致的績效不斷降低、階層分化再現、貧富兩極分化重來、矛盾突出、社會渙散和治理瓶頸等問題而進行。為了實現變革過程的積極穩妥而有效，仍然需要堅持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著重于土地制度的合作化變革，結束“承包單干”的倒退作法。
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農村社會組織化是一項系統工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必須在合作化集體經濟穩定發展中才能實現，各項組合措施都必須考慮到我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現狀，必須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保證土地存量的同時實現結構性和增量式的高質量發展。因此，新時期土地制度的變革更應該著重考慮土地的社會穩定即保障功能，在有計劃地實現農業合作化、產業化和土地利用集約化的過程中，使農林牧副漁各業和工業化綜合發展，保障農民的基本優良生存條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是新時期農村組織化現代化建設需要處理好的穩定與發展的重要關系。
（四）認真落實基層民主集中制是農村社會組合的關鍵
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社會主義新時期，農村組織化現代化建設中所要進行的社會再組合，組合對象，組合的社會和政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的是復雜而開放、松散而弱化的農村社會結構和利益關系，不僅需要調整經濟利益關系，而且也需要調整政治利益關系。再次迫切需要依靠黨的正確領導和上級行政權力的大力推動，而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方針下，積極探索新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化機制。其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與基層民主討論相結合，總結交流華西村、南街村和周家莊等堅持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和共同致富的先進典型的寶貴經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農村基層民主集中制落實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是行政化傾向嚴重，另一方面是缺乏制度規范，缺乏監督制約機制，一些鄉痞村霸強勢不良力量對農村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操控，很容易促使社會矛盾激化，不利于基層治理的健康發展。因此，很有必要重新認識和高度重視基層民主集中制的落實和發展問題，下定決心，積極探索，克服一切困難，堅定不移地完善農村基層民主，真正發揮民主集中制在化解農村社會矛盾、增強農民集體凝聚力方面的作用，推動我國農村社會組織化，實現既穩定有序而又充滿活力的社會一體化。
?。ㄎ澹┰俳M織化必須兼顧國民利益和力量的均衡
社會組合也是一個利益和力量調整的重要過程。農村社會組合不僅事關農村內部利益的調整，同時也涉及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利益的協調、各種力量的配置、國家整體發展目標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要實現組合目標，就必須重視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均衡?；仡櫧▏詠淼奈覈r村社會組合經驗教訓，可以看出，調整利益和力量的均衡是社會組織化績效大小的重要因素，無論哪一方的利益和力量的考慮不周到，都會導致組合績效大打折扣。
新時期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組織化現代化建設中，分散的小農經濟很難適應高度組織化現代化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迅速發展，農村社會再組合過程，就必須實現農民自身的再組織化，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制共同富裕集體化道路，這樣才能扭轉其在資源、信息和話語權等方面的不利地位，發揮其集體智慧和組織優勢，增強其民主集中制的能力，形成相應的農村社會內生強大力量，進而有效發揮其作為再組合主體的作用，成功推動社會再組合在各方利益和力量的相對均衡中實現。與此同時，橫向的農民組織也將為農民之間內部利益的均衡和調整提供平臺。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基于互助合作基礎上的現代化社隊（既有別于基于血緣基礎之上的家族組織，也有別于基于權力基礎之上的政府和選舉博弈基礎之上的基層民主自治），將為農民提供另一個內部利益調整的空間，為農村的內在再組合，即農林牧副漁和工業化提供組織框架，并相應地承擔起社會公益事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任務，實現農民的公共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各方利益和力量的搏弈調整中，實現農村社會的有機一體化，推動農村社會良性治理結構的形成，加速農村社會主義組織化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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