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大學首席教授程恩富建議制定一部涵蓋城鄉各種合作社經濟的《合作社法》，調動更多促進共同富裕的積極因素。
程恩富教授還表示，我國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且全球的合作社立法也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合作社法》提供了豐富借鑒。
且不說這一建議究竟是否合理，但它反映了如今“合作社”已經擺脫意識形態標簽，重新成為一個可以就事論事進行科學討論的話題。
而當我們重新開始關注這一議題時，也可以發現很多打破“常識”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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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合作社的起源是50年代的三大改造運動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合作化運動。這場合作化運動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在日后的歷史中褒貶不一。
對于集體化的人民公社，批評的聲音往往集中在“大鍋飯，養懶漢”“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上；而肯定這一制度的意見則認為，公社夯實了農村的經濟和文化基礎，避免了農村的貧富分化。
如果今天要搞合作化，能否盡量避免問題，更多發揮其優勢呢？其實不需要“如果”，因為合作社還存在。
從北京出發，車程不到3個半小時，便可以到達一個名叫周家莊的鄉鎮。
周家莊鄉里靜謐而整潔，不見丁點垃圾，連北方農村常見的狗都難得一見。順著水泥公路，大街兩側的樓房新舊不同，但都規格相同、布局統一?！ ?/p>
作為一個距離北京如此近的地方，這里也有一個不尋常的點，那就是年輕人基本都沒有前往大城市打工，反而大部分留在了老家工作。
據統計，周家莊鄉10個生產隊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壯勞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農民經商外，其他人全部在鄉里的集體工廠和農業社上班務工。
以北京強大的虹吸效應，這確實非常不可思議。
周家莊是目前唯一完全保留人民公社解散時制度現狀的鄉鎮，保持了人民公社解散時的狀態即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等經濟形式沒有變動。
在集體所有制下，集體安排干什么社員就干什么，不是社員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所有勞動由隊長分配，不用社員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就要扣工分?！ ?/p>
周家莊鄉的工分分值都有統一標準。每年春天決定當年的生產計劃，10個生產隊，全由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管理。
在農業生產中，種子、化肥、農機等各種生產資料由合作社統一購置，采取淡季購買旺季使用的原則，各農業生產專業組的收支由生產隊向合作社的會計室報賬，年終再進行一次性分配。
所有的種子、農藥、化肥等都由鄉里購買，社員不用操心。各隊按照節氣安排農業生產，日常生產基本都由生產隊長決定。
而所謂缺乏生產積極性的問題在這里也并不多見，什么“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更是聞所未聞，因為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
村民張順說，隊長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邊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則就要扣工分，他說也習慣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這里對勞動的要求很細致。”張順說，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達到4寸，要平。這樣耕完一畝，張順才可得0.24個工。如果這塊地離家較近，才得0.22個工。
周家莊一切勞動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看大門的，修拖拉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
目前，周家莊已經建成了萬畝小麥育種、四千畝美國紅提、三千畝梨果、千畝苗木基地等四個專業化農業生產項目，千畝成方，百畝一色，同時還建立了高標準的奶牛養殖區。并且鄉里還會挑選效益最高的農作物根據訂單生產，在10個生產隊中分配，防止重復投入。
比如，周家莊第九生產隊經營著特色農業觀光采摘園，十幾年來，接待游客超過120萬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萬元。
集體化生產也讓農機的使用變得更加普及和便利，所以，早在30年以前，周家莊鄉的地就全部實現了機械化澆灌。
梁民志是周家莊的社員。他說，即使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覺得集體經濟給他們帶來安全感。
從1981年開始，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已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公社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提起周家莊，與該鄉相鄰的馬于鎮東四村的杜秋榮說：“他們那邊在一起少費不少心，哪像我們什么都要自己做，一年還掙不了多少錢。”
周家莊的村鎮建設還有一個統一的20年規劃，從1982年到2002年，全鄉的房屋全部改造完畢，每戶的宅基地都是0.298畝，一厘不差，建筑整齊劃一。
“將來老了，每月還會有生活補助。”梁民志覺得這些好處如果分了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周莊鄉政府辦公室主任說，周家莊鄉從鄉長、副鄉長，到武裝部長等，都是沒有工資的農民身份，分紅收入只比平均水平略高一點。
2015年，周家莊鄉人均純收入18048元，高于河北省農民人均，和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相比，高出6626元。
依靠集體化生產的優勢，周家莊不但彌補了小農生產的缺陷，還在為農民兜住底的同時，避免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更保障了農民的福利。
其實當年周家莊的合作社也面臨解散的壓力。1982年，解散公社的命令下達。周家莊的老公社書記雷金河是1937年參加工作的老革命，在縣里和地區都有深厚的關系，故此他可以頂住政策變更的壓力，讓周家莊繼續集體化的生產，但大部分的鄉鎮和村并沒有這樣的核心人物……
估計有人要說了：你用周家莊的例子說合作社這好那好，難道當年的集體化當真沒有“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嗎？
從親歷過集體化的人們的體驗中，不難得出這種問題確實存在?！ ?/p>
烏鴉之前曾推薦過著名三農專家溫鐵軍老師的演講，他從自己60年代的親身經歷說明，“缺乏積極性”確實是他的直觀感受。
但溫老師也明確提出了這種問題的原因：
因為當年的農業集體化是新中國發展工業化的一環。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沒有更新生產力的動力，無法實現工農兩大部類交換，工業品下不了鄉；所以搞合作社，尤其是大規模合作社，是當年進行工業化的必然需求。
而“養懶漢”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體系中產生的。農業集體化實現了工農兩大部類交換，也帶來了兩者之間的剪刀差，這締就了新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原始積累。越是加強剪刀差，農村可供分配得越少，所以缺乏勞動積極性。換言之“大鍋飯”不是問題，大鍋飯的鍋剩得太小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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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歷史階段特殊需求造成的問題，恐怕不應該被視為合作社本身的問題。
而且拋開“工業化需求”，就談“農業”的發展規律，集體化、合作社也有著廣泛的認可度，絕不是共產黨人照抄經書、閉門造車得來的秘法?？梢哉f某種程度上，從小農生產走向合作生產，正是農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抗戰時期，由于勞動力嚴重不足，在解放區的一些農村開始建立“互助組”，后來逐漸發展成初級社、高級社。在互助組時期，土地到戶，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仍是私有制，在這個基礎上農民可以換工互助。
在國統區，則有鄉村派知識分子搞“鄉村建設”，其內容也就是兩條：一條就是讓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農民有了團體組織；另一條，就是“引用現代技術”，從舊的生產技術來提高人力。
鄉村派教父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說：“具體的做法，我設想是把農民首先組織起來搞合作社，由低級到高級，由小范圍到大范圍；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把它運用到生產和生活中去，進行農業的改革和改良，進行農村的各項建設事業，搞工業化的農業。”
關于實施的方式，梁先生是這么表述的：“運用新式的科學技術，個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團體的力量。有一個團體組織，才能引進一份科學技術；有一份科學技術，才能促進一個團體組織。團體組織越大，能夠引進和運用的科學技術就越先進、越多。這樣團體組織也會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嗨，這不就是合作化的另一種說法嗎？只不過梁先生只能在農村做做呼吁，做做調研，然后到處拉贊助在一兩個村做做實驗，中國共產黨則是有能力把這件事在全中國鋪開?！ ?/p>
至于集體化的效果，也并非如現在很多人談之如洪水猛獸。即便到了1980年，農業部的報告對人民公社進行評估，其結論為：好的，比較好的，差的，各占三分之一?！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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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莊的例子說明，在當代背景下，合作化集體化生產中的許多弊端，并非不可解決。其實放眼全球，“集體化”、“合作社”也壓根不是一個跟“社會主義”綁定，與“市場經濟”相悖的概念。
甚至，在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的規模還不止一個周家莊?！ ?/p>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民主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作為猶太人的他，年輕時曾在以色列的一種集體農莊“基布茲”里生活過，正是在這期間，桑德斯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教員的思想。
基布茲（kibbutz）是一個來源于希伯來語的音譯詞，原意為“集體”。它原本是20世紀初猶太復國主義高潮的產物，后來發展成為以色列獨具特色的社會經濟組織。
以色列工黨從48年到77年長期執政，而以工黨的前身則是“錫安工人黨”和“青年勞工運動”，這兩派的理論家戈登和博洛霍夫正是基布茲的創始人?！ ?/p>
這等于是明教光明左右使的后繼者掌握了國家權力，基布茲也得以在以色列蓬勃發展。
1909年，戈登派的開拓者從“猶太民族基金會”租得加利利湖區的土地，創辦了兩個小型“基布茲”(當時叫“克武察”)，實行共產主義色彩很濃的集體主義原則：土地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勞動者自我管理、集體決策和集體勞動，一切收入歸全部社員所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
私人農場在當時的氛圍和自然環境下幾乎沒有生存空間。所以，幾乎所有的定居點都是基布茲一統天下。
在基布茲里面，成員們過著完全平等的生活：成員間的收入平等分配，基布茲的財產或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成員之間互相幫助共同合作。
大部分基布茲在發展過程中也進行產業的多樣化，從以往主要從事農業擴展到各種不同的產業。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基布茲經濟的多樣化同時也為成員們帶來更多的保障。
當成員從事不同行業中的不同崗位，具有更多樣的能力時，基布茲整體面對風險的能力便會提高。例如當牛油果種植不景氣時，塑料工廠的收入并不會受到沖擊，基布茲作為整體的經濟也能夠穩定?！ ?/p>
從1920年最初的12個基布茲，805名成員，到以色列建國后，1950年共有214個基布茲，人口達66萬成員，甚至到1980年全國共有255個基布茲，人口超過11萬成員，基布茲迎來蓬勃發展時期。
同時，因為原則上拒絕雇傭外部勞工，基布茲更有動力發展新技術，創造了許多農業上的新生產方式，包括后來著名的滴灌技術。在工業方面，從1960年代起，基布茲便擁有超過100個工廠，從食物加工、家具生產到后來的塑料、橡膠、金屬、電子產品，都對以色列工業發展帶來重大貢獻。
到1970年代，基布茲成員可以住在較好的住房，享用漂亮的公園和綠化，以及現代化的生活設施?！ ?/p>
盡管在80年代之后，由于以色列右翼崛起，左翼失去了執政地位，雙方開始輪流掌握政權，各種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始在社會上推進，這讓基布茲面臨不少的困難。
但如果沒有基布茲農場，實際控制領土不到3萬平方公里，其中2/3還是沙漠的以色列，不可能發展出可以出口農產品的農業。如今以色列的車厘子、葡萄酒聞名全球，這無疑是基布茲的功勞。
同樣是自然條件上極其不適合開展農業生產的北歐地區，也通過合作社的模式發展出了世界先進的農業。
丹麥合作社選舉各級管理職務時，一人一票，不論各個加入者的財力多大，都具有相同的投票表決權。
目前，丹麥農業合作社的組織結構是由合作社社員在各地選舉產生地方代表會議，地方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代表理事會，代表理事會在選舉產生聯合會的最高管理機構，即合作社理事會?！ ?/p>
理事會是為社員爭取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機構，不管合作社的具體經營業務，日常事務由合作社聘請的管理人員負責。
而且，北歐國家普遍在對合作社的幫扶和管理上做得更加完善，在對農民的教育上，也有獨到的地方。
丹麥建立有面向千家萬戶的農業咨詢服務體系，遍及全國各地。咨詢服務工作由被服務者來管理，機構由農民建立；咨詢服務獲得國家的經費補助?！ ?/p>
這個機構是干嘛的呢？就是農業合作社今年想種什么東西，需要來這個咨詢機構問清楚，整個市場前景的分析，人家都給你做好了，種什么能掙錢，種什么能保本，種什么會虧錢，全都告訴你。
有農民說了，我也知道今年種梨掙錢，但我們合作社沒這個技術，也沒有這人才啊。
別著急，技術上的事兒，由政府保障，咨詢服務機構會緊密關注科研進展，確保農民能從研究部門獲得最新的科學技術。每年丹麥投入到農業研發的資金，高達農業總預算的65%。
人才上的問題，丹麥農民合作社的教育也給解決了。
丹麥合作社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形成了一個十分完整的體系，一開始就會針對中小學生進行，合作社組織與中小學校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通過提供教材、課堂教學和實地參觀，增加學生對合作社的接觸和了解；對有志于務農的城市青年，丹麥專門舉辦“農業預備訓練班”。
等于一個丹麥農村的中小學生，在初中沒畢業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做一個農業工人的必要準備。
而且丹麥的農業學校大都由政府補助，政府補助資金占辦學經費的70%，國家所撥補助金交由合作社聯合會或鄉議會，用于對普通中學和農業學校進行補助，對貧困農家子弟實行免費教育，農民只需花極少的錢就可以接受教育。
要是您家孩子在農業生產上有慧根，政府和合作社直接出錢，保送進丹麥皇家農業學院，成績好的，送出國學技術，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哪兒技術好往哪兒送，別怕貴。您就是想學開拖拉機，丹麥農業合作社都能出錢送你去山東找藍翔……
在挪威，農業合作社管理全國50000農民，既是農民利益的代表，也是市場商業活動的經營者，具有部分國家農業管理職能，同時還負責管理挪威農產品質量體系和農產品企業注冊工作。
瑞典的“農家人”合作社，進入合作社的農民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向合作社交納會員費，這成為理事會成員工資和管理資金的來源。政府也會為“農家人”生產作培訓和指導。
單個農民的需求和供給規模太小，對市場信息的反應不靈敏，生產不穩定，承擔風險的能力差，這是小農生產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市場化下，供求關系引起的價格波動，往往會給小農生產的農戶造成巨大的損失，突發的隨便一場氣候變化，就可能讓小農生產者血本無歸。
而合作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既可以幫助農民規避風險，也提升了農業創新的能力。
一提“集體化”、“合作社”，總有人就會往“時代倒退”、“恢復舊制”上靠，這思維實在該改一改了，市場經濟中，合作社也許倒可以更好地發揮它的優勢。至少，它也應當成為一個可以被科學、公允地進行討論、研究的議題。
參考資料：
新華網：中國最后一個“農村大集體”的變遷
走訪以色列基布茲農場：平等主義理想的前世今生
tatler：從北歐模式的小農與合作社！看現代維京人如何打造富庶幸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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