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BBC（英國廣播電臺）葡萄牙語報道的精簡版。該報道介紹了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迄今為止，這項嚴謹的研究并未受到廣泛關注。該研究表明，隨著轉基因大豆的生產擴張，草甘膦引起的水質污染導致嬰兒死亡率大幅增加，同時，嬰兒出生體重偏低和早產的可能性也提高。
草甘膦除草劑是巴西使用最為廣泛的農藥，占該國除草劑使用總量的62%。2016年，該化學品的銷售量（千噸）超出該國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其他七種農藥的總和。
這種用于耐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除草劑促使巴西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糧食生產國。
正因如此，近幾十年來，大豆生產州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遠超該國的整體經濟增速。同時，農業活動收益也刺激了產區的其他經濟產業。
然而，一項由普林斯頓大學、FGV（巴西著名高等教育機構：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和巴西Insper商學院共同參與的最新研究揭示，這種創造財富的方式代價高昂。研究顯示，在靠近大豆種植區的南部和中西部城市，草甘膦噴灑帶來水質污染，導致嬰兒死亡率增加5%。
巴西的大豆種植區域主要集中在南部
和中南部 | 圖片來源：美國農業部
這意味著每年因大豆生產使用草甘膦而導致嬰兒死亡的人數比2004年種大豆種植之前增加503人。
“人們非常擔心除草劑對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不直接接觸農藥的人群的影響，”Insper商學院萊曼基金會主席、該研究的作者之一羅德里戈·蘇亞雷斯（Rodrigo Soares）教授對BBC表示。團隊的合作者包括馬圖斯·迪亞斯（Mateus Dias）（普林斯頓大學）和魯迪·羅?。≧udi Rocha）（FGV）。
“雖然超過50%的西部城市人口體內含有除草劑，但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有害，”蘇亞雷斯補充道。
“作為此類研究的先驅，我們的文章首次確鑿可信地表明這實在是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它證明了草甘膦會通過河道污染遠離農業噴灑區域的地區，這樣的污染方式是前所未見的。”
拜耳——自2018年起并購孟山都——認為該研究“設計拙劣、結果不可靠”，并表示公司最優先考慮的是產品的安全性。孟山都于1974年以商品名農達（Roundup）將草甘膦推向市場。
Aprosoja（巴西大豆生產者協會）也附和地表示，“研究中指出的結論并沒有得到科學數據的支撐，也與巴西農業的實際操作不符”。
最后，代表巴西農藥行業的“植保巴西協會”（CropLife Brasil）表示，“40多年來，草甘膦已通過廣泛的安全測試，其中包括15項對人體發育潛在毒性的研究和10項對潛在生殖毒性的研究。”
“巴西、歐洲、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已經審查了這些研究并得出結論，草甘膦不會對人體發育或生殖構成風險，”該協會表示。
批 評 和 抵 制
作為當今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除草劑，草甘膦于1970年由孟山都公司開發。該除草劑通過阻斷植物生長中必需氨基酸合成所需的酶，進而達到清除農業雜草的目的。
大面積的機噴農藥 | 圖片來源：GM Watch
草甘膦是一種非選擇性除草劑，也就是說，它會殺死大多數植物。因此，它被廣泛用于能抵抗這種化學物質的轉基因作物，例如孟山都銷售的名為“抗農達（Roundup Ready）”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最初由該公司以農達（Roundup）為商品名出售。然而，2000年，草甘膦專利到期，該產品目前由多家制造商以不同的商品名出售。
轉基因大豆最初于1996年由孟山都在美國銷售。
1998年，草甘膦在巴西首次獲得使用授權，但隨即被法院禁止。2003年，政府授予其臨時銷售許可，但附帶條件是要求焚燒剩余的種子以防止次年再種植。
但在同年9月，政府頒布一項臨時許可，允許生產者可以來年種植這些種子，這項臨時銷售許可于2004年10月得到續期。最終，2005年3月，《生物安全法》永久地授權轉基因大豆種子的生產和銷售。
研究人員引述美國農業部（USDA）的數據表明，自2004年，轉基因大豆在巴西迅速蔓延，到2015年左右，已占糧食種植面積的93%。
隨著大豆產量的提高，草甘膦用量在該國也得到迅猛增長，2000年至2010年間增加了兩倍多，從3.95萬噸增至12.76萬噸。
上圖顯示了2004年轉基因大豆種植擴張以后，農藥使用量迅速上升，縱軸為農藥使用量（千噸）| 圖片來源：news.mongabay.com4
巴西與其他國家的差異
2015年，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在一份報告中將草甘膦歸為“對人體可能致癌物”，即可能會引發癌癥的物質。自此以后，歐盟就禁止使用草甘膦的可能性展開了廣泛的爭論。
禁絕草甘膦的七大理由 | 圖片來源：Ecowatch
在美國，拜耳已支付了數十億美元，以解決有關草甘膦致癌指控的訴訟。
“與巴西不同，歐盟對農藥的注冊有具體期限。在巴西，農藥注冊卻具有永久性，除非它在某一天被質疑”，來自“永久反對農藥、支持生命運動”的統籌員艾倫·泰格爾（Alan Tygel）解釋道。
在歐洲，目前草甘膦的使用授權有效期至2022年12月。2019年，奧地利成為歐盟第一個禁止該產品的國家，而德國則計劃從2024年起禁用該除草劑。
泰格爾也指出，巴西與歐盟的另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農藥濃度在水中的最大允許值，即被認為適合人類飲用的值。
泰格爾稱，“在巴西，每升水草甘膦含量低于500微克即被認為是可飲用水，而歐盟的標準則是最高0.1微克。因此，巴西的標準超出歐盟5000倍。”
巴西的農業企業甚至不滿足于這些現有的監管差異，它們近年來一直在對第6299/2002號法案的批準進行施壓，該法案旨在放寬農藥審查和使用標準。
此外，在聯邦政府內部，反對和支持農藥使用的斗爭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
“2016年前，在政府內部，農業企業的力量受到與小農生產和鼓勵生態農業的公共政策的制衡，”泰格爾說。
“從那以后，米歇爾·特梅爾（巴西總統）上臺后，政府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撤銷制定有機農業政策的農業發展部。之后，農藥登記的數量呈指數級增長，”泰格爾說。
僅2020年一年，巴西批準注冊的農藥達493種，這是農業部自2000年有匯總數據以來的最高歷史紀錄。
草甘膦和嬰兒死亡率
“順流而下：草甘膦的農業使用對河道周邊居民的生育影響”這一研究的作者稱，由于使用轉基因種子及配套除草劑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他們決定研究農藥與嬰兒死亡率之間的關系。
Insper的羅德里戈·蘇亞雷斯（Rodrigo Soares）說：“我們本來認為這個爭論比較情緒化，缺乏事實依據。不過，隨后我們意識到，轉基因大豆在巴西的擴張會是研究分析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背景，轉基因大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地區種植，在引入轉基因種子后擴張迅速且顯著。”
允許在巴西使用轉基因大豆種子的監管變化產生了經濟學上所謂的“自然實驗”——一種由外部原因引起的事件，它改變了個人、家庭、公司或城市的運作環境，從而有可能對比受此事件影響和未受影響的群體。
蘇亞雷斯說，“其中一個擔憂是可能產生水污染，因為美國、阿根廷和巴西的毒理學研究都檢測到了河流中殘留的草甘膦，但這樣的檢測都只是一次性、且非系統的。”
研究人員解釋說：“為了評估這一點，我們參考了有關該國的水文流域地圖和各市相對位置的信息——是位于草甘膦密集使用地區的上游還是下游。”
“這樣能幫助我們了解，轉基因大豆和草甘膦在某個城市的擴大使用對農藥使用區域下游城市所產生的影響。”
研究人員隨后分析了2004年至2010年間除草劑密集使用地區“下游”城市的生育情況數據，這段時間巴西轉基因大豆的種植擴張最快，草甘膦使用量翻了三倍。
圖片來源：telesurenglish.net
Insper的教授說，“我們已經證明，位于大豆生產擴張區域的下游城市，新生兒的健康指標比之前下降。”如出生體重偏低和早產的可能性更高，甚至最嚴重的——嬰兒死亡率上升。
“我們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證分析，以證明新生兒的健康水平下降實際上與水有關，也就是說與大豆種植面積擴張有關。”
分析草甘膦的孤立效應
研究者發現，與“下游”各市相比，“上游”各市由于水源沒有流經草甘膦使用區域，其新生兒的出生數據并沒有惡化。
研究者也證明，暴露于草甘膦施用期的孕婦其新生兒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尤為嚴重。在巴西，草甘膦的噴灑通常發生在10月至次年3月，因為10月至次年1月為該國的大豆種植期。
研究者通過比照新生兒的健康指標與降雨量數據表明，出生的健康指標會隨著草甘膦施用季的雨量增加而進一步惡化。這是因為，降雨導致的水土流失越嚴重，河流中草甘膦的殘留就越高。
研究的作者之一，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馬圖斯·迪亞斯（Mateus Dias），解釋了研究者決定分析上游與下游各市的數據，而不是僅僅分析施用草甘膦的城市的原因。“對處于草甘膦使用農區的當地居民來說，草甘膦的使用影響大豆產量，這對嬰兒死亡率可能會有相反的影響，比如，農業產量上升可能會提高農民的收入，這會使嬰兒的死亡率降低。”
研究者也評估了由于大豆種植擴張，毀林造田是否會對土壤可侵蝕性造成的影響。
“研究表明，這樣的情況并未發生，因為這些林區在開始種植大豆之前在進行放牧活動，所以植被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因此沒有顯著的土壤可侵蝕性改變。”
研究結果或有助于改善監管
研究者表明，這項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妖魔化”草甘膦，而是促進巴西農藥使用監管方面的公共政策完善。
Insper的蘇亞雷斯教授表示，“我們知道在人類歷史上使用農化產品——肥料、除草劑、殺蟲劑——的意義。它們確實促使農業發生革命性的改變。我相信，權衡得失，這樣的影響會是非常積極的。“農藥的使用，使得我們在今天才有這樣的產量，才有這樣的食物價格，不少農業人口也從增產中受益。”
“然而”，他補充道，“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去注意農藥的潛在負面影響。”
蘇亞雷斯堅持認為要推動政策改變，以對農藥的使用與管理、河流與地下水的保護加強監管。
巴西民眾的反對草甘膦運動
圖片來源：sustainablepulse.com
“永久反對農藥、支持生命運動”的艾倫·泰格爾（Alan Tygel）則持更激進的觀點。該機構于2011年創立，由上百家社運組織、工會與勞工團體、NGO、合作社、大學與研究所組成。他說：“我們認為，核心目標應該是完全禁止農藥的使用，尤其是在今天，毫無疑問，即使不使用化學合成類農藥，我們也有技術能力來生產足夠的食物。”
他指出，該運動的倡議包含在PL6670/2016的提案中，該提案建議設定一項“全國農藥取代政策”，具體措施包括：禁止空中噴灑農藥，國家支持生態農業，以及禁用那些在原產地國家已禁用的農藥和取消農藥免稅等。
“永久反對農藥、支持生命運動”所發起的反草甘膦
運動 | 圖片來源：https://news.mongabay.com/
泰格爾表示：“我們將會為我們可能獲得的每一個小進步而奮斗，因為我們知道農藥使用量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有更多的生命被挽救。但我們也知道，有機農業生產和大規模使用農藥之間不可能共存。我們憧憬的是，未來，全國都能采用一種完全沒有農藥和轉基因的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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