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西北工業大學創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關鍵詞|
共同富裕;合作社;集體經濟組織
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省考察調研時指出，“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我們一直在探索”，并強調“要鼓勵全國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合作社，探索更多專業合作社發展的路子來。”合作社，是新中國成立后出于實現共同富裕的初衷而提出的，兼有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雙重功能。當前，我國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大力發展合作社將為推動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撐。因此，此次兩會期間，我的一項建議是制定一部涵蓋城鄉各種合作社經濟的《合作社法》。
首先，現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等法律與制度，不能全面涵蓋《憲法》所規定的“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內容。首先，現行法律制度規定的合作社類型單一，未能完全體現我國《憲法》這一母法和根本大法的有關規定。其次，有關合作社的法律、行政法規之間尚不匹配，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再次，現僅有《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不適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最后，現僅有《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未能充分彰顯黨中央確立和發展合作社制度的歷史初衷。
其次，目前，制定《合作社法》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特別是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制定和實施，為我們在新時代制定統一的《合作社法》提供了新鮮的經驗。特別是近些年來，在農村涌現了一批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驗。這些都值得認真總結，將它們上升到法律層面，予以保護和支持。同時，我國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經驗。特別是20世紀70—80年代興辦的鄉鎮集體企業等，在這些集體經濟組織興辦和發展過程中黨的領導、政府扶持、民主管理等方面都為我們制定新的《合作社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此外，全球的合作社立法為制定《合作社法》提供了豐富借鑒。從世界范圍看，很多市場經濟國家都制定了適用于多種類型合作社的《合作社法》。
因此，制定一部調整范圍更加廣泛的《合作社法》勢在必行，由此可以調動更多促進共同富裕的積極因素。加緊制定《合作社法》，從立法角度走出“合作社的路子”；細化相關規定，將城鎮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真正明確下來；對法律責任部分應予以更加嚴格細致的規定，增強城鄉居民對合作社的信任和信心，更多地參加合作社，為共同富裕凝心聚力。讓合作社走上良性發展軌道，為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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