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網友在后臺問，你在煙臺工作時，作為組織部長，為什么要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呢？生活中也有同志半開玩笑地說，你不是農村長大的，連地瓜都沒種過，咋對農村的事這么有興趣呢？這段心路歷程在《煙臺紀事》里都有寫到，我試著再回答下。
首先，從情感層面說。
我爺爺是農民出身。他早年參加革命，解放后留在省政府工作。我父親十多歲時跟著到了濟南，成了所謂的“城里人”。可是在農村的生活經歷，使他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總是固執地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在我小時候，經常會有農民進城要飯。父親遇到了，總會把他們叫進家門，跟我們一桌吃飯，借機了解農村的情況。每次父親都會跟我說，農民的幸福關系著國家的前途，一定要關注農民，珍惜農民。父親的話一直影響著我，成為我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情感基礎。
能到基層為農民做點事是我和父親共同的愿望。他終其一生沒有這樣的機會，而我被組織派到市里任組織部長，有了直接為群眾服務的平臺，自然倍加珍惜，抓住一切機會，心無旁騖只是干事！干事！干事！
我在第一次和組織部的同事開會的時候就說：“在座各位大都是農民的孩子。咱們自己當干部了，冬暖夏涼、衣食無憂。但是不要忘了，還有很多老百姓日子過得還很苦。我們過好了，要想想那些還沒過好的人。我們有了話語權，要替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說話。只要是對群眾有利的事，只要是對黨的事業有利的事，就要充分運用手里的權力，把它干好乃至干到極致，為黨分憂、為民解難，讓更多的群眾因為我們的工作而受益。沒有干事的平臺就獨善其身，有了干事的平臺就一定要兼濟天下。”
我是城三代，但是讓農民過上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讓所有人過上像我一樣的幸福生活，這是我矢志不渝的夢想。
第二，從實踐層面說。
我出生在濟南，工作在省直機關，之前沒有基層工作經驗。到市里工作，自知首先要補基層課。
總書記講過，“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我工作的第一個城市萊蕪是個小市，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走遍所有村，了解基層情況，拜群眾為師。
我家離萊蕪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但我周末幾乎沒回過家，都是自己開著車一個村一個村去走訪調研。看到誰家開著大門，就進去坐坐聊聊。老鄉問：“你是干啥的？”我總說：“我是黨校老師，來搞調研做課題。”一年半時間，走了一百三十多個村。到煙臺之后，依然保留著這個習慣，又走了二百多個村。
通過對兩個市的深入調研，我對農村的情況，尤其是存在的問題，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我將其概括為“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在談問題的同時，老鄉們也會給我講他們認為該怎么做，這給了我很多啟發。
通過調研我發現，凡是好村，都是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村。這使我確信，改變農村面貌，實現共同富裕，就得組織起來，走新型集體化道路。
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事，其實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不是自己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實踐中好村強村有成功范例，現實中農民兄弟有需求、有愿望。
第三，從理論層面說。
我是個愛讀書的人，平時生活很簡單，除了工作，就是讀書思考。
為了找到黨建引領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我讀了大量的書。這里面，有領袖的著作，也有左中右各種觀點的學者的書。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有三本：一本是1955年由中央辦公廳編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本是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最重要的則是總書記在福建寧德工作時的文集《擺脫貧困》。
總書記在書中說：“有的同志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些沒有關系。我們說，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他寫到：“前一段時間，我在農村調查，感到既欣喜又擔憂，喜的是廣大農民開始脫貧致富了，憂的是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出現了弱化的現象。我強烈地感到：在扶貧中，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否則，整個扶貧工作將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強大的動力，已經取得的扶貧成果也就有喪失的危險。”
為什么鄉村集體經濟實力會出現弱化現象呢？總書記認為：主要是近幾年我們在指導思想上忽視了鄉村集體經濟實力的積累和發展工作。在有關脫貧致富的宏觀決策中，沒有把發展集體經濟實力擺到應有的位置。特別是一些農村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沒有很好地理解統一經營和“歸大堆”的區別，放松了“統”這一方面，需要統的沒有統起來，不該分的卻分了，其結果是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有些地方，合作化以來積累起來的集體經濟實力的絕大部分化為烏有，幸存下來的集體經濟實力也失去發展的基礎與動力。因此，他強調，“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總書記把道理講得多么透徹啊！他在1990年做出的這個重要論斷，就深刻揭示了發展集體經濟對農民致富奔小康的重大意義。村不強則民不富，只有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才能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共同富裕打牢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無需爭論的。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創造性抓好落實。
事實上總書記在福建、浙江的探索和思考已經給我們指明了道路，那就是走組織化的市場化道路。這條道路符合總書記一以貫之的思想。
我認為，只有理論清醒，才能道路堅定。一件事只有在理論上想清楚，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風跑，才能在實踐中增強前瞻性和堅定性，才能保持正確的方向。所以，我們遇到任何問題，都是先從總書記著作中尋找答案，做任何一點探索創新，也都是在總書記思想的指引下開展的，所以才能方向正確，推動有效。
第四，從職責層面說。
?農村黨建是組織部重要的主業之一，而抓黨建必須和抓發展結合起來。
過去有的村書記說自己是“喇叭書記”，除了在大喇叭喊一喊，沒有其他手段組織群眾，也沒有威信。這說明，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服務空白，政治就會“空殼”，黨在農村的執政就會“空殼”，甚至會被其他勢力占領陣地。所以，農村黨建必須和發展集體經濟結合起來。
集體經濟薄弱，黨組織和群眾就沒有經濟上的聯系，群眾有事想不起來黨組織，黨支部也沒有手段組織群眾，基層黨建就注定抓不好，注定是“兩張皮”。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讓黨支部掌握了經濟工作的主導權，實現了黨建和發展的結合，讓黨建有了抓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三會一課”上。
黨支部帶領群眾集中力量辦大事，改造果園，興修水利，整治環境，搞營銷，建食堂，建養老院，在這個過程中就自動走上了鄉村振興第一線，在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的過程中，夯實了黨在農村的基礎。所以說，鄉村振興給加強基層黨建提供了契機、提供了平臺，而抓黨建促鄉村振興更是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使命。
現在至少有22個省份的同志到煙臺考察學習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少地方都在推廣。但在五年前，自上而下在一個地級市范圍內推進搞合作社，其他地方沒有先例，沒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一切都是全新的探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面對風險，干還是不干？我想，還是要干。“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古人做得到，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憑什么做不到？“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是總書記對自己的要求，也應該是每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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