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某個退下來的領導干部講鄉村振興的發言。從時間上，這應該是2017年的一次發言。發言的內容主要是講中國為什么必須要發展鄉村振興。這里就不重復了。在他的講話里，提出了三個堅持：第一，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第二，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第三，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總的感覺，這三個堅持基本就是維持現狀。農村土地由農民集體所有，多年來這一條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也是農村基本的現狀，這么多年來基本也就是這么個狀況；那個對土地承包關系，這么多年也是一直強調要堅持不變的。這樣看起來，那么在中國要開展鄉村振興的工作時，只是在維持現狀，就能解決這其中的問題，真正實現鄉村振興嗎？這樣的觀點讓人看不出來我們在鄉村振興中，最大的希望究竟在哪里。
關于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黨和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政策和做法。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堅持了農村土地由農民集體所有，那么這個集體所有到底給農民帶來了什么？農民們利用這樣的條件到底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能做些什么？對這樣的問題，那位前領導同志在他的發言里似乎都沒有提到。
在關于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我想這應該是根據全國大多數地位的現實情況而觀察到的。然而，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與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這兩者之間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這兩者之間是不是會存在某種矛盾？這樣的矛盾又將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這位前領導同志也都沒有提到。
如果只是這種類似于維持現狀的態度，是不是真的能夠實現鄉村振興，是很讓人產生疑慮的。前些年，作家王宏甲寫的《塘約道路》讓相當一些以農業為主的省市領導受到很大的啟發。在他們那里，開始都是非常熱烈地關注和討論著這樣的話題，后來，有的地方開始嘗試著開展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的工作。貴州省畢節市委就通過學習塘約道路，將廣大農民組織起來，通過黨支部領辦農村生產合作社，重新把農民組織在集體經濟的周圍。這樣的做法不僅在畢節市脫貧攻堅的戰役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也為進一步開展鄉村振興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山東省煙臺市委組織部，在開展整黨建黨的工作中，也通過學習塘約道路，開展了農村黨支部在各村領辦農業集體合作社的工作。一般說來，一提起煙臺，人們都認為那是個沿海城市，又處于較為富裕的膠東半島，農民們一般也是相對比較富裕的。似乎那里不存在很貧困的地方。
作家王宏甲經過考察，發現事實上，在煙臺市管轄的農村里，還是有一些比較貧困的村莊。其中有一個是衣家村。這個村的情況我也在電視上看到過。衣家村太窮了，農村集體幾乎沒有一分錢。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向銀行貸款可能性不大。但農村要發展，到底要怎么做？村黨支部書記衣元明動員村民修路。如果不修路，很多事都不好辦。但修路也沒錢發給修路的農民，只能發記工票，將來村集體有錢了就再償還給大家。
衣家村的農民說，我們沒有錢，但我們有勞動力。然而在實際上，所謂勞動力幾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是女勞力，也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了。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一樣上山搬石頭。有的老人說，我使勁地活，活一天就要干一天。很多人都有著很高的積極性。他們都很清楚，不修出路來，衣家村的經濟就沒有希望，就沒有出路。就是在這樣艱苦且貧窮的情況下，衣家村就是靠著這些老年勞動力，硬是修出一條環山公路來。
當然，這只是衣家村發展集體經濟的第一步。衣家村的老人們回憶起當年在人民公社時期，那時的集體經濟真的非常紅火。村里種小麥、玉米還有水果。村里修起了水庫、水渠，還有水塘。村里也有鞋廠、榨油場、粉房、育肥場（養牛場），還有鞭炮廠。村里有小學。村里的孩子上小學都是免費的。但后來集體經濟垮掉了，水庫沒人修了，也垮掉了，集體企業也分光了，什么都沒有了。現在的衣家村農民們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干勁，當年集體經濟的紅火召喚著他們內心的火熱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位前領導同志說，要堅持家庭經濟的基礎性地位。這種做法是應該因地制宜的。如果農民們都愿意一門心思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化道路，那么他們未必還對所謂家庭經營有更高的熱情。畢竟，家庭經營發展不起來更大規模的經濟。而農村要走向振興，必須在經濟上擴大規模、擴大協作、擴大多方面多渠道的合作。正如畢節市委所說的，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會師了，就創造更大的經濟奇跡。在這樣的局面下，所謂家庭經營顯然是做不到的。
我在觀看福建電視臺拍攝的《閩寧情2021》時，看到閩寧鎮要創辦美食街。然而當時在場的小商戶都不敢投資簽約，顯得顧慮重重。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為他們資金少，擔不起大一點的風險。但如果是有一個集體經濟組織來承辦這樣的美食街，那么風險明顯地就會有所減少，商戶們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擔心。當然，在集體經濟的大框架下，這類商戶依然可能從事家庭經營，但由于有了集體經濟的托底，這種家庭經營的狀態比起沒有集體經濟的托底要堅韌得多。
其實，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那么多省市縣的領導都看中了塘約道路，說明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集體經濟已經是一個非常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沒有集體經濟，中國的鄉村振興是很難走下去的。當然，因為中國的農業發展還是要因地制宜，我們不可能依靠所謂行政命令來開展集體化經濟。但各級黨的組織與領導干部，必須要積極引導，做好做細動員與宣傳工作，特別是要更為深入細致地了解當地的具體情況，與農村基層組織與廣大農民共同商議，來確定本地的集體經濟到底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形式，發展什么樣的產業，如何實現規模經營等諸多問題。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是絕對繞不開的。
那位前領導人的發言是幾年前的，據說，現在他的觀點已經有所調整，主要是著重強調共同富裕了。這樣的調整當然是值得歡迎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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