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經濟導刊》2021年8月刊
作者 | 楊團、劉建進、仝志輝，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綜合農協研究組成員。
摘要：2017年以來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改變了農村基層黨建工作機制，創造了支持村黨支部發揮作用的工作推進機制和組織體系，讓黨的農村工作重新回到組織農民、發動農民，發展和壯大新型集體經濟上。
自2017年開始，煙臺市委組織部以“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為抓手，創造性地將黨建融入全市鄉村振興的工作實踐，并在短短的三、四年內，在全市超過一半的村莊實現了這個目標。他們依靠村黨支部的引領，把分散的農民群眾重新組織起來，重構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利益連接紐帶，將個人合股、同一產業、同類產品的專業合作社，改造成為集體資產與個體資產合股運營、整合全村資源的社區合作社。組織起來、上下合力，已經成為煙臺地區農村一種新的需求。
實踐證明，這一整套做法非常有效，整體扭轉了普遍存在的“支部弱、集體窮、群眾散、產業衰”的狀況。黨組織有人跟了，說話有人聽了，到處生機勃勃，一大批村黨支部凝心聚力，帶領全體村民走共富之路的典型村、示范村涌現出來了。這些可喜的變化反映了煙臺為鄉村振興執著探路的勇氣和耐心，也體現了煙臺做法的某種優勢、某種內在的潛力。
煙臺經驗到底是什么？為什么短期內能出現如此明顯的效果？什么是支撐它破局開路背后的要因要義？未來它可能面臨哪些挑戰甚至是陷阱？
煙臺經驗是什么
煙臺經驗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以自己的政治和組織優勢，推動村黨支部走上前臺，建立并統領合作社，將黨建全面融入合作社產業發展、集體增收和農民共富，打造集體與群眾綜合利益共同體的組織行動。實踐證明，它能直接貫徹黨中央振興鄉村的戰略意圖，打通治亂治窮的最后一公里，是破解當前大部分農村地區散亂窮等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首先，煙臺經驗改變了農村基層黨建的工作機制。
在煙臺，黨建做得好不好，要看黨支部在關鍵時刻能否站出來，帶領村民一起辦好合作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實現村民共富、村莊和諧。這其實是一種上下結合，落到生活中的農村基層黨建新做法。在村黨支部領導下，村域各類資源可以整體規劃、開發和保護。合作社設置集體股，讓村民共富、村莊和諧的理念得以貫徹，貧富懸殊、村莊分裂的勢頭得以遏制。村黨支部因此具有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它超越了局限于政治教育、文件傳達、會議培訓等形式的傳統的黨建模式。
由合作社對蔬菜統一管理、統一銷售，解決了農戶銷售難的問題
其次，煙臺市委組織部創造了一整套支持村黨支部發揮上述作用的工作推進機制和組織體系。
煙臺市委組織部以村黨支部和村支書為工作對象，支持他們抓住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幫助他們找到并實踐本村發展產業和集體經濟的路子。通過思想發動、先立旗幟發聲聚力，再試點開路積累勢能，不斷地解惑釋難和上下協同，讓“黨委定方向、基層黨組織找辦法”、“黨支部書記和委員帶頭-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帶動群眾”的組織優勢得以充分展現。它加速了地方黨組織發現、培育好人和能人回村擔任村支書兼任村主任的進程。黨組織給村黨支部書記創造政策環境，激發他們為黨分憂、為民解難的職責使命，充分釋放他們身上的能量，讓他們心無旁騖，堅決帶領群眾治亂創富。
第三，煙臺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改變了一般的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和組織機制，實質是黨支部領辦集體經濟。
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民5人以上就可自由組建合作社，秉承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同類個體聯合的合作理念和制度安排，實現的是同一產業的專業農戶經濟上的聯合，并不是為社區整體的發展服務。盡管2017年修法后各地出現了一些做社區綜合服務的合作社和聯合社，但在注冊時經常被要求注明具體專業的名稱。
顯然，專業合作社的組織主體是個體，不是集體，專業按縱向延伸不受橫向的范圍約束。專業合作社做大了往往跨村跨鄉，很容易走向產業公司。在分配環節的機制設計上，雖然專業合作社按規定要提取公積金、公益金，但其使用范圍僅限社員，非社員的村集體成員尤其是最需要支持幫助的老弱病殘是沒份的。即便村支書入社，也只能代表個人；即便“黨支部+合作社”也是先有專業合作社，再把支部建在社里，即擴大組織覆蓋。至于合作社的盈虧，和村集體沒有關系，也沒有理由讓專業合作社幫助村集體增加資產和照顧貧困戶。即便有些專業合作社給村里修路搭橋分發福利，也只是出自類似企業自愿承擔的社會責任，可做可不做。它與集體進入專業合作社成為經濟主體，必須維護集體利益本質上不同。
煙臺的探索，將這種市場企業性質的合作社組織機制，改造為與社會企業相近的新的組織機制。煙臺市委組織部要求村黨支部書記以個人形式、組織身份進入專業合作社，成為村集體經濟資產在合作社占股的代持者并擔任合作社理事長。村黨支書職務停止或終止時，按法定程序改選，由下一任村支書任理事長。這是以黨的組織體系和黨的紀律保障合作社實現集體股與個人股合作經營、按股權占比分配所得的新的制度設計。集體股和村支書的進入，在資產結構和決策機制這兩個關鍵點上扭轉了一般專業合作社個人聯合體的性質，推動其變身為村集體與個人聯合體的共同體。
煙臺實踐證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質是黨支部領辦集體經濟，是將合作社打造成能夠承載個人和集體兩大主體的大船。這只大船的航向是新型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道路?；鶎狱h建的工作機制、上級黨組織的工作推進機制、合作社創新的組織機制，都是保障大船上兩大主體形成利益連接紐帶的動力。
第四，煙臺探索給凋敝的村集體找到了生發活力的機會和途徑。
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不同于原村委會帶領的舊的集體經濟組織。它具有集體經濟成份，但資產不全是集體的，而是集體和個人通過合股方式組成的新的資產共同體和經營共同體。新型專業合作社不直接承擔舊集體組織的債務，其集體資產的初始入股除了村集體的機動地、集體與農戶協商收回的林地等土地資源外，資金主要源自黨和政府給予集體經濟的項目投入。資產收益每年按照集體資產在合作社占股的分紅進入村集體賬戶。這就給新舊集體之間搭起了一道隔離墻，形成了緩沖機制，舊集體的債務問題可通過新型合作社的發展逐漸化解。
譜寫齊魯樣板煙臺篇章
第五，煙臺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在部分區域正在走向村社合一的組織體系，為村莊民主探索了新出路。
頗具深意的是，過去由于村民與集體之間沒有經濟紐帶，開村民大會時到場的村民不多，而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納入了集體股，讓合作社成為政府惠農資金的接口、規模化經營的市場入口。這在一部分做得好的地區逐漸吸引了村民幾乎悉數自愿入社。村民一改以往的態度，人人關心村集體，積極參與社員股東大會的討論和決策。這讓村莊的民主氛圍重新建立起來了。
這些就是，短短幾年煙臺鄉村整體格局改變，被村民稱之為翻天覆地變化的邏輯。
煙臺經驗的意義
煙臺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黨的農村工作重心回到組織農民、發動農民，建立和壯大新型集體經濟上，而不再簡單地把農民和農業推向市場。
這在觀察、處理鄉村實際問題的方法論意義上，有著觸類旁通的共性意義。
首先，恢復黨的組織體系的政治工作傳統。煙臺將黨建即黨的政治工作全面融入鄉村振興各項事業，以集體資產進入合作社為突破口，激活了一批又一批為治窮創富胸懷大局主動行動的黨支書和黨支部。歷史證明，什么時候基層黨組織和黨員與黨中央在目標上高度統一，在行動上高度靈活，黨的工作就會生機勃勃，黨的領導就會得到群眾的大力擁護。但是多年以來，“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借著部門和學科的精細化、科層化分工，導致唯經濟、唯物質，輕視社會、輕視社區、輕視整體、輕視大局、輕視綜合等片面的思想觀念蔓延，約束甚至控制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限制了黨的基層組織從大局出發自主行動和探索的能力。煙臺市委組織部以大目標統一思想，以黨建厚植信念，以榜樣激發信心，同時竭力支持每個基層黨支部從本村實際出發，為實現統一目標不拘一格地做多樣化的組織探索，真正將基層黨支部推進到鄉村振興一線的戰略樞紐位置。
其次，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入列新時期黨在鄉村工作的重中之重。1990年，山東萊西召開全國村級組織建設工作座談會，提出“黨的領導、村民自治、集體經濟”這三個基層組織建設原則，首次將集體經濟與村民自治并列為黨在農村基層工作的主要任務。30年過去，如今，煙臺三千多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證明集體經濟在基層實踐中絕不可或缺，基層組織建設的這三個原則必須統合為一體?；鶎狱h支部如果不領辦合作社、不動員村民做有利于集體的公共事務，就會變成空架子，黨的領導就會是一句空話。基層黨支部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和改善鄉村治理才能做實鄉村發展工作，才能主動推進村莊的有序轉型，以集體經濟的市場競爭力提升支持村民共富的能力。擁有集體性質的經濟組織可成為國家、市場和農民之間的中介，因其容納度高、關聯度強，能發揮整體性優勢，從而承擔起整合村莊內外資源的主體責任。
第三，不拒絕多樣性和復雜性，努力實現開放的包容性成長。煙臺實踐直面鄉村的真實矛盾，集中處理市場和非市場之間、營利和非營利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經濟和社會之間、自主行動和顧全大局之間等等比較復雜的甚至是兩難的問題。這是一種求實而非教條的態度，有利于回答和解決現實中提出的真問題。
新的挑戰
煙臺探索的成功令人鼓舞，帶來的啟發發人深省。在一個地級市自上而下的這類嘗試前所未有，未來可期。
但這仍然只是一種開始。為了讓其可貴的東西可持續發展，我們嘗試著提出發展煙臺實踐可能面臨的問題和隱患。
1.黨組織的自身優勢與局限
黨組織在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形成合力，克服體制機制上出現的淤堵點和發展障礙上，的確具有獨特的優勢和能力，但在具體的業務管理、財務管理以及技術應用上還是要堅決依靠專業制度和科學技術知識，遵循市場規律。合作社的工作機制尤其是財務規范和監督規范需要進一步完善。
2.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的探索面臨考驗
煙臺實踐在集體發展與個人發展間建立起互相促進的關系，這似乎展現了與人民公社舊集體經濟相異的一種新的集體經濟特征。
新的集體經濟的組織實現形式是什么？沒有定論也沒有先例。在《集體經濟組織法》沒有出臺的“法律空窗期”，各地的多樣化探索是必然的、有益的。即便法律通過后也不應只有一種模式。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村集體組織、農業部門賦碼登記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是煙臺地區均擁有集體經濟功能的三類公共性組織。他們在解決各自問題的同時，也發展出不同類型的相互關系。至于這種關系是分立、交互補充還是融合，也在進行著多樣化探索。
由于這三類組織都在村莊社區，其范圍經濟的性質勢必使其與社區治理相連接。那么，鄉村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的功能和制度安排可否實現明確而又靈活的分工及至均衡？國家和地方政策如何為之而努力？當政策出現不確定變化時，地方實踐如何面對？
總之，鄉村社區的新型集體經濟的組織似乎難以成為純經濟功能的專業性組織，但是否就是綜合性組織？綜合什么？怎么和專業化組織的發展建立起互促互補的關系？這方面的探索無疑面臨由其多樣化、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最困難也是最難得的，是不同性質的經濟主體能夠共生共存，最終使之實現個體、聯合體、社區集體之間利益結構的激勵相容，特別是在創造自主創新空間與適應技術革命及其各種變化時，能有適時調整的足夠彈性。
3.政策配套
組織機制的形成與發展受制于體制環境與宏觀經濟政策。例如，作為村莊指導者和資源配置者的鄉鎮一級，常年存在的責權利不對等的體制性和機制性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鄉村振興戰略在基層落實的效率和質量。那么，厘定鄉鎮黨委政府的財權、人權、事權，以鄉鎮財稅體制改革為核心，配套行政體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一攬子系統改革，以及“鄉財縣管”“村財鄉管”這一具體制度的改革，對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即村和跨村甚至鄉鎮一級的集體經濟及其組織形式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
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開心農場”
4.經驗推廣
正如前述，我們認為煙臺探索的核心要義應該肯定，特別是有些做法對今后的改革很有啟發意義。不過，煙臺實踐時間不長，還在動態發展中。煙臺經驗對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稟賦情況下面對的不同問題，適用的程度可能會有差別，即普遍性和特殊性兩者都有，必須小心區分而不宜籠統。歷史上，好的經驗為何推廣失??？其中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制約都存在，需要我們實事求是地辨析和汲取教訓。
嚴格說來，經驗推廣與經驗創造不屬同一范疇。經驗推廣的目的是在更大范圍、更為長期的時段獲得長遠價值。因此，審慎處理、權衡、把握經驗推廣過程中的特有矛盾，對于可能出現的隱患甚至陷阱，更需要警惕。
例如在某些追求短期政績和形式主義根深蒂固的地方，過急推廣有可能會適得其反，反過來危及原本好的經驗。這是經驗創造者無法慮及和避免的。有些問題也可能來自不同創新者自身。例如個別地區曾經出現過將集體資產化公為私，成了村領導的家族資產，還被冠以“黨產”名號等等。煙臺已經為此做了制度安排，但將要面對的各種挑戰性問題還會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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