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毛主席始終關注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和命運前途。毛主席指出，造成農民困苦的根源，就是分散的小農經濟和建立在個體經濟上的封建生產關系，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從事集體生產，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民被壓迫被剝削的命運。
由此出發，毛時代進行了農業合作化道路的探索。人民公社的創舉實現了小農經濟向集體化生產過渡，其中蘊含著由集體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由社會主義向未來共產主義過渡的構想。人民公社道路開辟了中國國家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兩條腿并行的道路，是中國得以實現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紀念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讓我們通過本文一起回顧毛主席帶領中國農民開拓合作化道路的歷程，尤其是他對農業發展道路的構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圍繞中國三農道路問題，學界、知識界和民間展開了熱烈討論，也出現了一些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專業合作社的探索。當此之際，不能不讓我們聯想起當年毛主席帶領億萬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偉大實踐。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能夠幫助我們更清醒地認識現實，繼往開來。
這一實踐，包含了豐富的思想理論、實踐經驗，具體的方式方法和復雜的歷史背景、矛盾斗爭、發展歷程，是一筆豐厚的財富，絕不是僅筆者一篇小文就能道出其萬一的。在此筆者以有限的學養，聯系自己的體會，談一點粗淺認識。
本文分為以下九個部分：
一、探尋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
二、重回馬列主義的要義
三、全力培育農村合作社的嫩芽
四、合作社運動中的分歧和明辨
五、合作化運動初期的曲折推進
六、及時糾正合作化運動的偏差
七、50-70年代兩種路線的斗爭
八、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實踐
九、為人民光輝未來的深切紀念
一
探尋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
毛主席出生于農民家庭，從小目睹舊中國的黑暗，立志要救國救民，開創一條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新路。對于農民苦難的深切體驗和自覺擔當的歷史責任感，促使毛主席很早就求索造成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所在。
早在1945年【編者注：《組織起來》發表于1943年11月】，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勞模大會上作的《組織起來》的報告中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化。”
在這里毛主席鮮明指出了造成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就是分散單干的小農經濟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封建生產關系，而唯有革除這種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把農民從分散單干的狀態團結組織起來，從事集體生產，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被壓迫被剝削的悲慘命運，成為社會的主人。可見毛主席對造成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看得深、看得準、看得透。這就是為什么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建學派在當時進行了諸多改良實驗，但終究不能解決農村的實際問題，呈現出“鄉建運動農民不動”的現象，完全是由于對于農民苦難的根源挖得不深、抓得不準，看得不透，所采取的舉措也者是治標不治之策，因此既起不到多少效果，也不會得到大多數農民的歡迎。后來梁漱溟經歷了自己改良實驗的失敗，又看到中國革命的成功，對毛主席的論斷心悅誠服。
沒想到幾十年后，曾經沉寂一時的鄉建學派又重新回潮，對當年的“毛梁之爭”提出質疑，其實問題的本質還在于毛梁兩人對農民苦難命運根源的認識上有分歧。當今三農困境本質上是由于生產關系造成了對農民的結構性壓迫剝削體制，但鄉建派還是無視這一本質，希望通過一些改良主義措施改善農民處境。
只有認識到事物發展變化的本質根源，才從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提出徹底的解決之道，否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勞而無功，說輕了是犯主觀主義錯誤，說重了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因此，對于今天的三農問題，我們要向毛主席那樣，直面對待，洞悉事物發展的本質規律，找到產生問題的根源所在，而不是浮在表面上，淺嘗輒止，這既非科學方法，也非追求真理的態度。
可喜的是，在當今三農研究領域，繼主流派、小農派后，階級分析派強勢崛起，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科學分析方法，揭示了主流派、小農派的謬誤和虛偽，對主流派親資本反農民的本質和小農派主觀保守傾向給予了批駁，發出了真理的聲音，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強大力量，從而也幫助人們找到當今三農問題的癥節所在，那就是資本主義對中國農業改造而引起的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造成農民的半產化、無產化。
因此說解決問題的前提是找到產生問題的根源，毛主席當年之所以帶領億萬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其前提和基礎就是找到了造成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這樣就抓住關鍵，對癥下藥，提出和實踐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路線。無疑對我們今天面臨的三農問題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
二
重回馬列主義的要義
如前所述，毛主席找到了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所在，那么用什么使農民脫離苦難，創造幸福的前景呢?
毛主席講得很清楚，那就是“逐漸的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就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化。”顯然毛主席是學習馬列主義的典范，而且是真學、真信，遇到問題，就自覺地向馬列主義求教，而不是像毛主席批評的那些人那樣，“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主義那里找答案，而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
比如當年搞分田單干，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某些理論權威就不是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早就揭示的小農經濟由于其落后性必然被資本主義消滅的論斷，而是主觀唯心地將小農經濟包裝成具有所謂的特殊性、合理性、堅韌性，為復辟資本主義造勢。三十多年的事實無情擊碎了這些權威人士的謊言，這也是他們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必然要落得的下場。
然而，這種遇到問題，不找馬列主義，而找資本主義的現象，在當今那些號稱社會主義信徒那里仍然相當普遍，最明顯地莫過于此次席卷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促使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常態，面臨經濟發展放緩的嚴重問題，而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不是從馬列主義原理分析研究經濟危機的本質根源，從而采取正確對策，而是仍然迷信資本主義經濟學那一套，說什么“工具箱”里工具還很多，如此發展下去，只會像馬克思所揭示的，所謂的“工具”不過是將經濟危機不斷積累問題、擴大態勢，拖延集中爆發的時間而已。
這也就說明，只有真學真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表現，才能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否則，假學假信，半學半信，必定不是全心全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遲早會背離社會主義道路，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三
全力培育農村合作社的嫩芽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央蘇區，時任中華蘇維埃主席的毛澤東對農村中自發的勞動互助活動給予了熱情關注和熱烈倡導。毛主席在1933寫成的《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詳細介紹了農民互助合作情況。毛主席指出，在“耕者有其田”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因素，這種平等互助合作精神，蘊含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反映了廣大貧、下中農的本質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向。
毛主席在才溪鄉
客觀歷史也表明，在農村中出現的生產互助合作趨勢，來源于勞動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和首創實踐，并非毛主席本人主觀任意的創造發明，但是毛主席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對翻身農民這種自發的社會主義萌芽，及時敏銳地發現，予以高度重視，熱情肯定和鼓勵，科學地加以引導、提高，熱烈地倡導推廣。
如耿長鎖合作社，在抗戰時期就被譽為“開放在冀中的社會主義之花”，耿長鎖本人被毛主席譽為“群眾信任的領袖人物”。還有山西平順縣西溝村的“李順達互助組”，被譽為“邊區農民的方向”，1955年毛主席又對介紹李順達合作社的通訊《勤儉辦社，建設山區》親筆寫了按語，對西溝辦社成績和經濟給予肯定和稱贊。
在廣大農民群眾首創推動和毛主席精心培育引導下，互助合作運動蓬勃發展，產生了被毛主席贊譽的河北遵化西鋪村王國藩窮棒子合作社，就是1952年王國藩帶領23戶貧雇農、三條驢腿創辦的。到1953年底，全國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農戶總數已達5千萬戶，占全國農村農戶總數的50%以上。實踐證明，在同等條件下，互助組、合作社比單干戶增產10-20%，表明集體生產明顯的優越性。
為了指導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毛主席親自主持編撰了宣傳教育資料《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叢書，即后來定名為《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毛主席整理和編輯了全國各地基層農村合作化材料，選編了典型實踐資料176篇，并親自撰寫“序言”，還為其中的104篇撰寫了按語(共有4萬多字)，此書的編撰，極大提高和鼓舞了我國廣大勞動人民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覺悟和熱情，有力地推動、提高和規范了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為了使億萬農民走上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毛主席殫精竭慮，付出了極大心血，他是那么熱切愛護著社會主義嫩芽，又是那么熱心地一步一步將幼苗培育成參天大樹。毛主席積極在農村培養和推廣社會主義因素，使農村勞動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村互助合作組織，探索了一支從私有小生產的個體經濟逐漸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形式。
與毛主席對社會主義因素敏銳地察覺、對社會主義萌芽精心的培育相對立，某些人顯然是反其道而行之，號召“一部分人先富”，公開鼓惑資本主義陳腐觀念死灰復燃，同時又將小崗村這樣的落后典型大加贊揚，樹為榜樣，一刀切在全國推行，公然培育富農資本主義萌芽，人為造成農村兩極分化并鼓勵不斷擴大，斷送了億萬農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途，造成如今嚴重的三農問題。和毛主席與廣大勞動農民的心心相印、對社會主義的孜孜以求相對，某些人不也是與極少數先富者心心相印，對資本主義孜孜以求，處心積慮地扭轉了歷史發展車輪，將億萬農民推向悲慘的境地。
因此說，立場決定一切，對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真正共產黨人來講，毛主席眼睛里看到的并至為愛護的必然是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萌芽，而對于死不悔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來說，眼睛里看到的和至為關注的地必然是資本主義因素、復辟資本主義的萌芽。
時至今日，我們不是同樣看得如此分明嗎？眼看小農經濟的路走不下去了，廣大農民群眾和正直的學者都在熱切呼喚，中國農村必須回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可是某些人就是置之不理，對南街村、華西村等集體化村莊視而不見，反而是繼續推行土地確權流轉，大力扶持龍頭企業、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濟主體，使中國三農愈來愈滑向資本主義的深淵。他們對農村集體化冷漠反感，卻對私有化、資本化熱心十足，這與毛主席對合作化集體化熱心支持、對自發資本主義富農路線堅決反對，形成多么強烈鮮明的對比。
資本下鄉：為誰發展？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必然去占領，難道說既可以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又可以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新中國六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證明，所謂的不問姓資姓社、摸石頭過河就是最大的謊言，不過是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打掩護而已，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很熱心、用心、專心的，也是孜孜以求、朝思暮想的。甚至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們所花的心思所費的力氣和毛主席不相上下，不過兩者之間所達成的目標則完全相反和對立。毛主席運用的是陽謀，旗幟鮮明，光明正大，而某些人則慣于搞陰謀，遮遮掩掩，說一套做一套，蠱惑人心，以便瞞天過海。
四
合作社運動中的分歧和明辨
在合作化運動興起和發展過程中，毛主席始終站在歷史唯物主義高度，嫻熟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辯證分析事物發展本質規律，排除干擾，明辨是非，促進了合作化運動健康穩步向前推進。
1. 先有合作化還是先有機械化？
毛主席結合中國國情和農村實際，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發展歷史過程，指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從而有力批駁了劉少奇的觀點，劉少奇認為用合作化、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農業直接增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使農業能用機械耕種和土地國有為條件。
實踐證明，毛主席破除了“先機械化后集體化”蘇聯模式，開辟了以農業合作化促進農業機械化的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新路。但是我們知道，后來總設計師又提出了所謂的“二次飛躍”論，其根本點也是認為集體化搞早了，要先搞一段時間小農經濟，等生產力發展后，重新實行集體化，也即搞分田單干是第一次飛躍，重新集體化是第二次飛躍。不難看出，總設計師的“二次飛躍”論與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后合作化”論如出一轍、一脈相承，然而現實中最后結果如何，誰是誰非，歷史的發展早已給出了明確的回答。
2. 是發揮農民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積極性，還是個體單干少數先富積極性？
毛主席客觀分析了作為小生產的農民，具有個體經濟、互助合作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反映了農民本身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的兩重性質，從農民是勞動者的方面，表現出農民互助合作積極性，可以引向社會主義；從農民是私有者方面，表現出農民個體積極性，有自發資本主義趨向。
雖然農民本身具有這兩種互相矛盾積極性，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反映占大多數的貧、下中農的本質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向，因此毛主席對種積極性熱情的培育和鼓勵，循循善誘，細心引導，采取積極而又謹慎的、具體的、恰當的、多樣的過渡形式，把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引導到互助合作的積極軌道上來，從而克服地種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發努力傾向，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就與當時劉少奇只看到土改后個體農民發家致富積極性，并鼓勵贊賞這種積極性的態度完全不同。后來總設計師也有樣學樣，利用以小崗村為代表的農民這種分田單干各顧各的積極性，采取以偏蓋全的方式，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集體化，實行分田單干，在農村恢復小農經濟，還對外宣稱是發揮了農民積極性，手段不可謂不拙劣，當時雖然迷惑了一部分人，現在當然就一清二楚了。
3. 尊重農民意愿與教育農民的關系
如前所述，由于農民本身的兩重性，決定了農民既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有個體經營的積極性；然而黨不去加以引導，農民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自發趨勢必然只能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只有少數人得利，多數人痛苦，不符合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因此是應該避免的、反對的。
黨的任務就是帶領人農民克服自身固有的局限性、落后性，提高思想覺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毛主席并非單純地片面強調所謂的“尊重農民意愿”，而是將黨的教育引導與尊重農民意愿結合起來，毛主席一再強調“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根據農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切身經驗進行社會主義和合作化教育，使他們懂得“單干是沒有前途的”，會使大多數的農民成為富民、商業資本家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針對干部中間存在的短視、片面觀點，毛主席指出看問題要看本質、看主流，不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要相信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本質和主流。
但是毛主席逝世后，總設計師上臺，抓住小崗村這一落后典型大做文章，以所謂尊重農民意愿為由，在全國一刀切搞分田單干，恢復小農經濟，斷送了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這種以偏蓋全，以支流冒充主流，以現象代替本質的惡劣作法，難道不是一種強奸民間的行為？其所謂尊重農民意愿只是借以推行復辟倒退路線的幌子而已。
相比毛主席站在大多數農民立場，自覺擔當，勇于承擔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任，相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崇高精神風范，二者之間的境界辨若云泥。今天的現實無情地證明，毛主席的警告已經和正在變成現實，資本下鄉，土地流轉，正在使農民“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下一步他們無疑將成為富農、資本家殘酷壓迫剝削的對象。
4. 農民的發展，依靠富農還是廣大貧下中農？
與劉少奇放任農村兩極分化，鼓勵富農民相反，毛主席反復強調，“依靠貧農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黨在農村的政策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發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滅富農”。
毛主席指出：“在農業集體化以后，也必須依靠貧、下中農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鞏固工農聯盟，才能擊敗社會主義自發勢力，不斷地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陣地。”毛主席還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寫了一個按語：“合作化必須建立現有貧下中農在領導機關中優勢。”
在毛主席指示下，廣大貧下中農成為合作化運動的主力軍，激發了沖天干勁，雞毛也能飛上天，開天辟地成為社會主人，發揮出無窮創造力，譜寫了改天換地宏偉篇章。針對那些對合作化運動持懷疑態度，對廣大貧下中農信心不足的人，毛主席一針見血指出：“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立場上，替少數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農民階級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
今天我們重溫這段話，再聯系當前轟轟烈烈開展的資本下鄉，土地流轉，政府不遺余力扶持龍頭企業、家庭農場、種田大戶等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兼并普通農民土地，希望依靠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解決中國三農困局，而對普通小農放之任之，任其自生自滅，不是能給我們一種強烈的對比嗎？依靠誰？反對誰？事關重大，其反映的實質是黨的階級基礎是為誰服務的大問題。體現了黨的鮮明的階級性。
正如毛主席所說，發展農業可能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手里，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兩條道路如此陣線分明，新中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不是已經演示了毛主席的光輝論斷！
五
合作化運動初期的波折和推進
在合作化運動興起之初，就出現了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認為山西省委支持合作組織發展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毛主席知道后借用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手工工場的例子說服黨內同志，批評了劉少奇的錯誤。在毛主席的支持鼓勵下，更由于當時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億萬農民迸發出強大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不斷涌現實踐合作化道路的典型，毛主席親自編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編寫按語，總結經驗，宣傳推廣，不斷推動合作化運動向前發展。
針對當時的客觀形勢和人民群眾的熱烈愿望，毛主席及時對人民群眾中蘊藏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給予大力支持和精心引導，指出面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黨的任務就是要大膽地有計劃地領導運動前進，而不應該縮手縮腳，瞻前顧后。同時毛主席還指出，“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對于農民問題看法卻還停留在老階段上，看不見大多數農民群眾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性。他們滿足于農民已經從地主手中取得的土地，希望穩定農村現狀，或者認為在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問題上應該采取特別遲緩的態度”。
合作化運動開始之后，中央高層中又出現了因為運動中出現某些偏差的問題，而對合作化運動發生懷疑，并以“反冒進”為名，給如火如荼的運動潑冷水，提出實行停止發展、全力鞏固，堅決收縮的方針。毛主席沒有偏聽偏信，而是親自到各地考察，得知大部分農民特別是貧下中農是愿意以合作社做靠山搞合作化的，他感到在外地看到、聽到的情況和北京接觸的材料有很大不同，對農業合作化發展形勢和存在的問題作出了新的判斷，提出了“停、發、縮”的三字方針，指出一味強調停止收縮，勢必損傷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在新解放區就是要發，不能停，有的地方是停，但一般是發，重點要發在發上，這樣毛主席就聯系實際，抓住了問題的根本和主流，防止了片面化、絕對化，在扎實鞏固基礎上把合作化運動更好、更快。
在黨中央正確政策引導下，我國農村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初級社、高級社一波接一波競相推進。在初級社徹底普及的基礎上，高級社得到廣泛推廣，至1956年底，已經參加初級社農戶占總農戶的87.8%，基本上實現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農民個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
六
及時糾正合作化運動的偏差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前無古人的偉大探索，缺乏現實經驗，并受左、右傾思潮的干擾，難免在前進的過程中出現困難和挫折，發生了像大躍進那樣的問題。毛主席總最先警覺并站在斗爭的前沿，領導全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及時指導糾正運動中再現的偏差錯誤，克服困難，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
1958年下旬，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視察河北、湖南一些農村時，就開始發現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的許多錯誤現象，特別是“共產風、供給風”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線、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區別，已經傷害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影響到生產的發展。
毛主席為解決“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問題和公社化后所發生的農村生產、分配、經營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問題，從1958底年到1959年中，通過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直到廬山會議等一系列會議，批判了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形成了《關于公社18個問題》文件，對人民公社管理體制作了若干原則規定，概括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方針，即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預算、各講盈虧；分配計劃、社內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質勞動、特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對于糾正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偏差錯誤，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起到重大作用。
在階級社會中，黨內左、右傾思想的產生既有階級、階級斗爭的根源，又有思想認識(如唯心論、機械唯論、不可知論、形而上學)的來源，因此在前無古人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出現左、右傾傾向，既是應該盡力避免，又是難以避免的。即使是毛主席本人，對黨的工作是否含有左、右傾傾向的危害性，也需要一個實踐中觀察和逐步認識的過程。
但毛主席總是最先洞察和警覺到左、右傾現象的出現，總是率先帶領全黨光明磊落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總預先盡可能防范左右傾傾向，他這種對人民利益的強烈責任感，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素養，高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氣度，使得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規避了重大曲折，少走了許多彎路。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采取溫水煮青蛙的卑劣手段，一時誘惑欺騙了不少人，把中國引向了背離社會主義的不歸路，其人的人品風格，恰與毛主席形成鮮明對比，極好地充當了“反面教員”的角色。
七
50-70年代兩種路線的斗爭
在農村合作化運動過程中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始終交織著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我們應該看到這不僅是中國在三農發展問題上的主線，也是新中國60多年來政治斗爭的主線。而在合作化運動過程中兩條路線的斗爭具體表現在新民主主義要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要不要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核心問題上。
以劉鄧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認為只有先完成國家工業化，農業機械普遍使用了，農村富農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方可實行農業合作化。因此在合作化運動初期，他們對群眾自發的互助合作采取限制打壓的辦法，而對農村富民經濟給予積極鼓勵。在合作化運動過程中，他們又對運動中產生的個別問題夸大，企圖拖群眾后腿，強調反冒進，被毛主席批評為走路東搖西擺的“小腳女人”，他們實質上是對農民群眾中蘊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沒有熱情，而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農路線則非常上心，念念不忘，時刻總相走小農經濟的回頭路。
王盛烈 《農業生產合作社小麥豐收》 1953年
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認為：必須強化人民民主專政，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鞏固工農聯盟，通過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發展互助合作經濟，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在實踐中毛主席也總是敏銳地發現社會主義萌芽，并細心養護培植，不斷總結經驗，作為典型范例向全國推廣。同時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農路線保持高度警惕性，及時批判和糾正，保證了合作化運動順利向前推進。
合作化運動完成、人民公社建立后，兩條路線斗爭又表現為是堅持集體化還是“分田單干”，這就關系到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成果是要繼續鞏固提高還是解體倒退的大是大非問題。尤其是經過大躍進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災害，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沉渣又起，非常活躍，對集體化道路由懷疑到反攻，包括陳云、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田家英等一大批領導人化身分田到戶。陳云就講“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可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鄧小平講“不管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社會上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相互推動，加上相當多干部群眾對路線斗爭意識薄弱甚至混淆，一時間單干風勢頭洶涌，甚至在全國有蔓延之勢。毛主席清醒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這股單干風予以迎頭痛擊。他找陳云、劉少奇、鄧子恢等人談話，對他們的錯誤進行嚴肅批評。
毛主席說：“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至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干風，越到上層越大。有階級就有階層，地富殘余還存在著，鬧單干的富裕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毛主席一針見血指出：“什么產量責任制，什么包產到戶，統統是單干。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搞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生產，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問題。我們有些同志，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
今年我們來看，毛主席對分田單干的批判難道不是句句是真理嗎？中國農業30多年的發展道路完全印證了毛主席當初的判斷，延續至今嚴重的三農問題不就是由此而來的？可惜的是面對嚴峻的三農危機，小農經濟道路走到盡頭的困局，一些人還是像毛主席批評的那樣，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他們對農村集體化道路視而不見，對堅持集體經濟獲得巨大成功的南街村、華西村不宣傳、不提倡、不推廣，而一心一意強行推行不得人心的資本下鄉、土地流轉，大搞變相私有化，扶持資本大農，消滅小農。
盡管在這個過程中既沒有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又造成了諸如跑路、騙補、拋荒、非糧非農等嚴重的負面影響，但至今沒有看到某些人的反思，更不用說改弦更張，回歸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人們看到反而是資本主義對農業的改造變本加厲，加速推進，向著與集體化背離的道路愈滑越遠。這一切又是為什么呢？只因為他所處的階級立場決定的，他們只會向資本主義那里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不會向馬克思主義那里尋求答案，這既暴露出其腐朽沒落的階級本性，又預示了他們不可能真正求得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會距離更大的徹底的失敗愈來愈近。
鑒于分田單干問題發生的頑固性、緊迫性和嚴重性，毛主席警覺到“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這就是將農村中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上升到堅持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高度，起到警示全黨全國人民的作用。毛主席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主張嫉惡如仇，他反復強調包產到戶對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極端危害性，反復教育身邊的干部和全國人民，認清什么是修正主義、什么社會主義。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又一次嚴肅地談到包產到戶，他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講了一段極為精辟的話語(見馬社香《前奏——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又一次敲響了警鐘。毛主席從我國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中并直接在包產到戶的斗爭中，引申出了“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毛主席并不僅僅限于對包產到戶的簡單否定，他要追根溯源地深入批判黨內高層中的修正主義，并且要為我們黨確立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路線，以便于全黨能及時識別修正主義。
毛主席針對單干風、黑暗風和翻案風問題深入剖析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問題。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死定主義的路線。”
毛主席見微知著，高瞻遠矚，從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的發展中，總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兩條路線斗爭的性質和特征，并提醒全黨全國人民，警惕資本主義重辟的危險性，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
可是后來的情況我們都知道，毛主席逝世后，走資派利用利用農民群眾中存在的消極落后意識，并以所謂尊重農民意愿為由，以實行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相推行早就被毛主席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從而在中國開啟復辟資本主義的閥門，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一泄千里，直到今天。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八
人民公社的大膽設想和實踐
毛主席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密切聯系中國實際，及時發現和糾正左、右傾錯誤，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確立了一條正確思想路線，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路。
我們說，這條新路既不同于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又與蘇聯的集體農莊體制有別，是毛主席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偉大創造。這個創造既包括了由小農經濟向集體化大生產過渡的社會主義農業改造之路，又包括了由集體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現代化之路，甚至還包括了由社會主義向未來共產主義過渡的新路。
關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路，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依靠貧下中農，通過思想教育和實踐示范，組織廣大農民群眾有計劃、分步驟地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逐漸從生產資料私有制過渡到半私有半公有制，而后又過渡到完全的公有制，一面動搖、削弱、消滅農村中的私有殘留，一面建立、鞏固、擴大公有制經濟，最終完成“一化三改”任務。
而人民公社理論，則更體現了毛主席思想的精華，是毛主席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最為閃光的成果，也是毛主席關于三農理論的核心關鍵。正如人們指出的，人民公社絕非單純的大型集體農莊，其與高級社相比，雖然同是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但二者之間的差別不僅在于量的擴大，更在于質的升華。
為什么這么說呢？那就體現在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農林牧業副漁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新型農民社會學校、合理有效過渡形式等諸多特點。一大二公的體制便于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社會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迅速提升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力。政社合一體制便于勞動人民實行社會主義大民主，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和農林牧業副漁全面發展蘊含了農村工業化和農民就地城鎮化的雛形，而社會主義新型農民的社會學校則起到培養大批有覺悟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合理有效的過渡形式表明了人民公社是我國三農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形式，是國際共運的重大創舉。
毛主席對人民公社的探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斷的摸索探求中，在克服和戰勝困難中，在不斷分析和調整中，最后才確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體制，并且保持了二十多年，給中國三農注入了強大力量，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夯實了堅實的基礎，源源不斷支撐著新中國生產力、戰斗力的不斷發展。
對于農村人民公社毛主席的制度設計，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開放，非常久遠，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中，毛主席就講到：“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帶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然而我們知道，自從農村實行分田單干，人民公社解體，中國加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城鄉和地區發展失衡，呈現出凋弊落后農村中國和繁華現代城市中國的兩個中國兩面一體奇觀，一邊是農村的空心化、衰落化，一邊是城市的擴張化、稠密化；一邊是嚴重的三農危機，一邊是不斷加劇的城市病，這不都是背離人民公社發展道路造成的惡果嗎？
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實踐雄辯證明，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廣大勞動農民群眾才能具有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基礎，才能具有勞動者在上層建筑領域徹底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充分條件，才能具有勞動者主導的社會化大農業，才能不斷縮小三大差別，才能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和中國的現代化。否則，一切希望必然落空。
九
為了人民的光輝未來的深切紀念
雖然毛主席帶領億萬農民進行合作化、集體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被否定、被污蔑，但是歷史的發展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早已洗盡了潑在上面的一切污泥濁水，是珍寶總要發光，是真理總會被人民接受和認同。當此三農問題引起國人熱烈爭論的時刻，大家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堅持集體化發展至今的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共同富裕農村，這就顯示出了真理的強大力量。
正像學者張文茂同志指出的，毛主席創造的人民公社道路，是中國國家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兩條腿并行的道路，是中國得以實現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絕不是如某些人污蔑的所謂集體捆住了農民的手腳，是沒有自由的農民集中營，更非如某些人顛倒黑白地說農村集體化道路餓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么嚴重的貧困問題。他們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不是認識問題，而是階級立場問題。而廣大人民群眾長期受其宣傳誤導，難免有一些模糊錯誤認識，這是應該有所區別的。好在人民公社的理想之花并沒有完全被資本主義潮流摧殘，現存的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作為活的宣傳榜樣，昭示了人民公社實踐的正確。正如華西村吳仁寶同志總結出的華西發展道路：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不正是一步一步地實現了毛主席當年規劃的人民公社遠景圖畫嗎？
拋棄人民公社，解體集體經濟雖然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開拓了道路，但是也將中國引向了依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而且造成了現今愈來愈嚴重的三農問題，中國的糧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農村及至整個中國的社會穩定，都形成了對未來中國發展的束縛。面對今天的重重困局，三農道路怎么走，中國走向何方，正拷問著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
我們今天在這里回顧毛主席當年帶領億萬農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偉大實踐，并非如古人般的吊古傷懷，徒發感慨，而是要透過歷史，面對現實，更好地開拓未來。時代向前發展，中國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都與毛主席那個時代不同了，顯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回到過去，更不能隨大流消極無為，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現實，創造屬于我們時代最鮮活的歷史。
蔣兆和 《毛主席在麥田》 1955年
毛主席曾經指出：“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首先是由于我國已經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而這個人民民主專政正在我國組織社會主義建設，同時是由于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剝削和貧困，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
對于今天有志于帶領農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有識之士，讀這段話或許有所感悟。然而我們也不必消極泄氣，社會前進的道路不可能與過往完全重復，新的道路正在等待著人們去開創，就像毛主席艱苦開創的農村合作化、集體化道路一樣，不僅深深地存在于歷史的記憶，還在久遠的未來發出召喚。
（本文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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