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人民公社體制優勢的七大功能
老兵義雄
我是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走過來的人，一直關注著人民公社問題的討論。我從網上看到，一些沒有那段生活經歷的公知教授，使用許多不合歷史真實的資料，大言不慚地談論人民公社的“罪過”，人民公社本來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可在他們的口中筆下人民公社卻被說得得一無是處。他們利用掌握媒體的優勢，把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搞亂了，把人們的歷史觀搞亂了，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筆者已經寫過多篇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不想重述，這里僅從人民公社的體制優勢，即人民公社特有歷史功能作些探討，還人民公社真實面目，以正視聽。
關于人民公社的歷史功能問題，著名學者張樂天、溫鐵軍、趙文茂、賀雪峰等早有研究，賀雪峰認為人民公社有三大功能，我吸納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認為人民公社最少有一下七項歷史功能。
第一，人民公社具有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功能
否定派認為，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違背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原則，說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最后變成“一平二調三收款”搶劫主義，嚴重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這是撤銷人民公社的主要理由。我們首先要指出，“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本質特征，其中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是人民公社特有的功能。后來人應當了解，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間，為了實現農業上綱要確定的目標，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開展了以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改天換地的斗爭，創造了前無古人的業績，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如河南林縣，是吃水貴如油的地區，在歷史上曾有幾朝政府試圖解決林縣千百年的干旱問題，都沒有解決了，但在人民公社時期解決了。林縣紅旗渠工程是在生活困難時期起步的。在縣委領導下，歷時近十年建成了全長70.6公里的總干渠，從此結束了林縣的干旱史。為修建紅旗渠，林縣人民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據計算，紅旗渠挖砌土石方高達2225萬立方米。有專家計算，如把這些土石方壘筑成高2米，寬3米的墻，可縱貫祖國南北，繞行北京，把廣州與哈爾濱連接起來。紅旗渠總投資12504萬元，其中國家投資4625萬元，占總投資的37%，社隊投資不算民工的食宿開支還投資7878萬元，占總投資的63%。民工食宿費每天按1元計算，7萬民工10年的食宿消費在當年也不下11200萬元。如果不是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的優勢，紅旗渠是不可能建成的，因此，紅旗渠被周恩來總理稱為“大躍進”時期中國兩大奇跡之一（另一個指南京長江大橋）。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最后變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說法也是久違歷史的。 “一平二調三收款”是初期人民公社的左傾表現，曾經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但在1963年貫徹人民公社《六十條》以后，這一病端已經得到根治，早已不存在了。到了80年代，還拿這條理由否定人民公社，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二，人民公社對國家工業化具有積累資金和發揮一條腿的功能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為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面貌，必須盡快把中國建成工業化強國，因而毛澤東把以工業為主導和工農業并舉確定為我國經濟建設的總方針。發展工業特別是大工業是需要巨大的資金為前提的。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資金資源是靠戰爭掠奪和販賣奴隸取得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能走西方的罪惡之路。不走此路錢從哪里來? 毛澤東借鑒蘇聯發展工業的經驗教訓，不是只有國家辦工業，而是采取兩條腿辦工業的方針，即一條腿是國家辦工業，另一條腿是由人民公社辦工業，以此解決資金不足的難題。毛澤東指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技術改革和現代化需要大量的工業產品，這就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這樣做不僅解決很大部分的資金來源，也可以逐步縮小工農業間的差別，還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問題。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進程證明，毛澤東關于兩條腿辦工業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據專家統計，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統購統銷的農業稅為工業發展提供了8000億元的原始積累，平均每年400億元。不僅解決了國家辦工業的資金問題，地方工業也得到迅速的發展。使人民民主政權政治基礎的工農聯盟在人民公社時期得到鞏固與加強。至于當年全民大辦鋼鐵的曲折和造成的浪費，那只是人民公社工業化的一小段插曲，是經驗不足知識少造成的，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所建立的工業體系相比，和建立起完整的工業基礎相比，和15年超過英國的成就相比，只不過是小小一時的損失，是不足為怪的。前30年否定派在列舉改革開放歷史成就時標榜，改革開放使民營企業異軍突起，其不知這個突起的根基就是人民公社工業化所創造的成果，當初的一些民營企業一起步就創造出優異的成就，大部分都是從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得來的。
第三，人民公社具有防止社會兩極分化和使人民共同富裕的功能
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是所有制問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歸國家和集體所有，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從根本上保證農民不會因失去土地逃荒要飯而流離失所，這是社會主義獨有的政治優勢。而否定派卻說人民公社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養懶人，違背了人都是自私的本能，不利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因而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現在人們習慣用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形容集體經濟，這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帶根本性的錯判。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就是逐步消滅差別，防止兩極分化，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怎樣防止兩極分化？唯一的辦法就是按列寧的教導，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走社會化大生產的道路，通過大生產的道路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吃大鍋飯，共同富裕就是大平均主義。社會主義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搞按勞分配，但維護的是大平均主義。因而，不能把反對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作為改革的方向與口號。另外，還要面對一個現實，人民公社初創時期一切歸公社所有，是犯過搞平均主義的錯誤，但從1963年貫徹人民公社《六十條》后，公社實行的是同工同酬的工分制，執行的是按勞分配的政策，初期人民公社搞絕對平均主義已經得到糾正。此外，對養懶人問題要有一個基本的估計。毛澤東認為，90%以上的農民是愿意跟著黨走集體化道路的，他們愛國家、愛集體、愛勞動，好吃懶做的人也只是百分之幾的問題。在歷史上，無論哪朝哪代都有懶人，懶人和政治無關，說人民公社養懶人是對廣大農民群眾的詆毀與污蔑。當年有首歌唱得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向陽花，瓜兒連著藤，藤兒連著瓜”，這首歌當年很受歡迎，就是因為這歌反映了多數農民群眾的心愿。在多數人民群眾熱愛集體經濟的大背景下還打著反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旗號否定人民公社，不是無的放矢嗎，不是對人民心愿的反動嗎？
第四，人民公社擁有滋生培育共產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新人的功能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公有制生產關系，因而，它決定和要求必須必然建立適合社會主義發展的上層建筑，馬克思把此視為建成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在上層建筑中起主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稱之為共產主義精神。歷史表明，人民公社在糾正單一的全民經濟之后，即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后，黨對人民進行了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通過教育廣大農民深深懂得，他們所進行的勞動不單單為了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同時也是在為國家富強做貢獻，人們有了這個意識，覺得自己的生活得有目標、有價值、有尊嚴、有意義，從而激發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比如當時一張勞動獎狀，獎一條毛巾，農民都有極大的光榮感和自豪感，評上五好社員那是莫大的光榮，因為有這種自覺的意識，愛國家、愛集體、愛勞動、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成為人民公社時期的時尚和風氣。在這種時尚和風氣的熏陶下，像邢燕子、董加耕、王進喜、時傳祥、陳永貴、雷鋒為代表的具有共產主義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層出不窮，又是這些英雄模范人物引領創造了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時代創造了英雄，英雄又創造了時代。而歷史虛無主義者卻挖空心思造謠抹黑這些英雄模范人物，其惡毒用心昭然若揭，他們抹黑這些英雄模范人物，目的是要否定偉大的毛澤東時代。
第五，人民公社具有保證黨對經濟工作絕對領導地位的功能
否定派認為，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不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他們所反對的“政社合一”就是人民公社把基層政權組織和經濟管理組織合二為一的管理體制。在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村的工農商學兵，社隊企業，農林牧副漁業，還包括把供銷、信貸、手工業合作社各方面的工作統統都有人民公社管起來，公社不僅管生產、管政權，還要管社員生活（食堂、醫院、托兒所、敬老院、縫紉組等）。他們認為這種體制導致不講經濟效益，不按經濟規律辦，單憑行政命令管理經濟，違背了經濟規律的自我調節功能，致使平均主義共產風嚴重泛濫，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們要指出，這一指責恰恰是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列寧在論述社會主義時特別強調，共產黨人所進行的經濟斗爭首先是為鞏固政權服務的，因為，只有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鞏固才能使無產階級的權益獲得根本的保障，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治國理政的大仁。由此列寧指出，在任何社會工人農民都會本能的尋求吃飯穿衣的辦法，如果共產黨只是為了解決群眾的溫飽問題，就失去了共產黨存在的意義。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經濟建設是為鞏固政權服務的思想，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還指出人民公社“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不僅是人民公社的經驗，也是中國合作化的經驗，這是寫入憲法的治國原則，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歷史表明，廢除人民公社后，農村基層黨組織長時間處于癱瘓，農村工作發生許多不該發生的問題。后來又重新恢復支部村長一擔挑，基層黨組織建設才得到改善和加強。2020年，習近平在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保證黨的領導作用，這是堅持馬列主義政黨學說的重要原則，對這個觀點是應堅決支持的。
第六，人民公社具有全民皆兵的組織功能
否定派說，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將勞動力按軍事編制，組成班、排、連、營等單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從事工農業生產。他們認為，在技術設備和管理水平落后的情況下，用人海戰術和軍事化形式搞生產搞建設是不講科學的蠻干，最終得不償失，不僅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也給群眾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傷害。我們要指出，這種指責是十分片面的，歷史的大背景并非如此。大背景是，中國建國后面臨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面臨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威脅，毛澤東提醒全黨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怎么對付呢？毛澤東說我們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是盡快擁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彈，第二手就是大辦民兵師。毛澤東說有了原子彈是讓敵人“不敢打”，大辦民兵師是讓敵人認識到“打不起”。在人民公社進入健康發展階段，民兵工作按照毛澤東要做到“組織落實，訓練落實，政治落實”的指示，民兵工作得到加強，使民兵建設成為實現中國全民皆兵的組織基礎。人們不曾忘記，60年代初，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當他看了人民公社民兵表演后發出這樣的感嘆：奉勸我的同行不要與中國打仗，你打不起。意思是中國全民皆兵，到中國寸步難行。蒙哥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名將，是沙漠之虎隆美爾的克星，他能發出這樣的感嘆，足見人民公社民兵組織在中國政權建設和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1969年，勃列日涅夫擬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中國發動核襲擊，但最終沒敢動手。是什么原因沒敢動手呢？我們最終知道，一是怕中國人手里的核按鈕也發揮作用，二是認識到和全民皆兵的中國打大規模的戰爭，沒有取勝的可能和把握。民兵建設是毛澤東人們戰爭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發展，是無可非議的。
第七，人民公社具有踐行農業根本路線的根本功能
什么是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對沒有五六十年代生活經歷的后來人肯定是陌生，恐怕很少人能夠回答這個命題。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毛澤東1955年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來的。毛澤東指出：中國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 “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這里講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就是后來我們所講的現代化。1962年，中央在《《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中特別指出：這條根本路線是我們黨在農村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堅持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產物。根據這條根本路線，黨采取了幾種不同的靈活的過渡形式，促使我國農業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集體化，勝利地完成了工業農業和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隨后又由農業合作社聯合組成了人民公社。按照這條根本路線，到毛澤東去世，中國中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已經超過了英國，以洛陽拖拉機制造廠為龍頭的農業機械制造業迅速地發展起來，農業機械化作業在勞動效率中已經占據了近40%的比重：廣大農村有70%以上實現了水利化；大批的荒沙鹽堿地被改造成優良的土地；全國建成1000多座大小的化肥廠，為農業創高產準備了當家的條件；袁隆平雜交水稻和其它高產農作物的改良獲得成功，主要農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長；所有這些都是技術改造的成果，這些成果為向農業現代化過渡創造了優良的條件。這條根本路線構成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發展史。我們必須明白，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條根本路線是中國建設發展的總綱領和生命線，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關鍵在于走集體化的道路。
然而，由于1983年后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農業技術改革和向現代化轉變的進程驟然間被終止了。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講：“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的國家就不安穩了。”還說，對于包產到戶，“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引自《毛澤東傳》）中國今天發生的問題，出現的局勢，印證了毛澤東的預見，毛澤東當年反對和憂患的問題都精準的應驗了。這從教訓中更證明，農業根本路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生命線，是不能放棄的，放棄了早晚都要遭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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