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初，我們一行八人赴湖北應城農村，進行為期15天的駐村調研。到應城市后，我們打的進村。的士司機陳師傅聽說我是搞農村調研的，主動提到現在農村老年人過得不好。由于近年我一直在關注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便接過話題追問：“你們這邊農村有沒有非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話音剛落，陳師傅直接答道：“我們這邊老年人有不少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很多都不是在醫院死的。”
陳師傅的話讓我有些吃驚。陳師傅是應城市義和鎮人，之前在村里面做木匠，近幾年才到應城市開出租車。他對農村還是相當了解的。
一
根據我后來的調查，江漢平原的老年人自殺類型很多，既有爆發家庭矛盾、糾紛后自殺的，也有因為子代不養老、辱罵、毆打、嫌棄而自殺的，還有得病后自殺的，另有覺得自己太老了是子女的累贅而自殺的，等等。需要追問的是：農民家庭因為什么而引發婆媳矛盾、親子矛盾？子代因什么緣故而不養老或辱罵、嫌棄自己的父母？為什么農村老年人會在得病后自殺？為什么農村老年人會覺得自己太老了而成了子女的累贅？
調查發現，老年人自殺的直接的、表面的原因背后，是子代在面對村莊生活的負擔時所做出的一些選擇。引發家庭矛盾的事由多半是老年人不給子代帶小孩、照看家庭，或者吃喝用度過多，不節儉等；老年人得病之后，既需要人照顧（如果有老伴照顧還好，沒有老伴就需要子女照顧），也需要花錢醫治，平添子女的負擔；年紀大了，不能勞動，成了子女純粹的負擔。也就是說，老年人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負擔”的一面，這些負擔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子代的壓力，使得子代的生活較沒有這些“負擔”的人家要遜色些，或者趕不上人家，或者被人家趕上。
農民對“負擔”的感知，是通過生活的壓力表現出來的。而生活的壓力則來自分化后農民之間的競爭。有了競爭才會壓力，沒有競爭就不存在壓力。
二
農民分化是競爭的前提。
在一個均質的村莊社會里，農民之間分化較小，大家在血緣和地緣上都是“自己人”，經濟地位差距不大，生活水平相差無幾，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支撐彼此的生活，使日子過下去，使后代繁衍下去。這樣的村莊社會沒有競爭，或者競爭不大。大家都差不多，也就不會相互攀比，不會因為相互間的差距而給對方造成追求平等或至少“不差”的壓力。
一旦農民分化，相互之間的“自己人”感覺淡化，經濟和社會地位上出現分層，出現了等級界別，農民家庭之間就開始相互競爭和攀比。誰也不服誰，誰也不甘落后，相互比較著往前趕，往上走。這樣就會給每個農民家庭都帶來壓力與焦慮，越是落后的家庭，壓力越大，越希望千方百計地趕上前，期待與人家平起平坐，甚至超過別人。
三
從分化性質的角度，可以將農民分化劃分為橫向分化與縱向分化。
農民的橫向分化是指水平方向上農民之間的分化，主要包括職業分疏、時空分離和社會關系的疏遠。職業分疏，指的是農民從之前清一色的務農群體，分化成務農、務工、經商、兼業等不同的職業群體。職業上的分化必然帶來農民群體在時空上的分離。在職業未分疏之前，農民在農業時間與村莊場域的共同時空內，生產、生活、交往和閑暇的時空都較為一致，相互之間的交往較為密切。職業分疏之后，時空也開始分離，務農者的時間安排與務工者、經商者的時間安排很不一致，空間上就更不在一塊，因此即便是“離土不離鄉”，農民在時空點上的交集也比以往少。關系疏遠，主要是指農村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的淡化，即農民相互之間在社會交往與社會關系上由緊密到疏離的變化。職業分疏與時空分離是農村血緣地緣關系淡化的重要原因，其他原因還有國家政權下鄉、歷次政治運動、市場經濟等方面的沖擊，及農村競爭的反作用等。
血緣地緣關系的淡化或理性化，是農民橫向分化最基本的表現。農民關系理性化之后，思維和行為就不再受血緣地緣關系的束縛，一切以個體家庭利益最大化為考量標準。農民相互間不再將對方（即便是兄弟）當作“自己人”，不再將對方的成功、成就當作自己的成功和成就，“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得很清楚”。“親兄弟明算賬”，相互之間各顧各的，不再因為兄弟家搞得好而生發榮耀感，而是開始產生嫉妒心理，也要拼命地趕上甚至超過。在這種心理的刺激下，分化的農民之間開始展開激烈的競爭，這一點在20世紀80年代分田到戶之后就已初見雛形。當時農民由大集體走向分戶經營，家家戶戶的起點都差不多，尤其是兄弟、堂兄弟之間，同宗同根，血緣很近，家庭條件差不多，即競爭的原點相差無幾。因此，一旦有人在經濟條件、家庭打理上超過其他人，很快就會在村莊層面表現出來，帶來明顯的縱向分化，其他人就會覺得丟了面子，也要迎頭趕上。農村的競爭便是從這里開始的。
農民的縱向分化，指的是在經濟、社會關系和權力等方面資源占有上的差異，及由此帶來的村莊社會地位的等級區別。這是典型的韋伯意義上的分化內涵，符合農村的現實情況。縱向分化是一種等級、位階的差別，它要表達的是社會占有的不平等與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在當前農村，農民對社會關系和權力等資源的占有，體現在對市場和經濟機會的占有上，最終體現為經濟條件的差別。也就是說，農民縱向上的分化往往表現為單一的經濟條件的等級差別，經濟條件越好，在村莊中的地位就越高，反之則低。
農民橫向分化帶來競爭，競爭導致農民家庭的縱向分化，而縱向分化越凸顯，農民之間的競爭就越強烈，進而加劇農民的橫向分化。
四
在分化與競爭的村莊社會，成功和成就的標準也隨之發生改變。不再是中規中矩，遵守村落道德和地方性規范的人成為人們的模范，而是經濟上、社會上取得了成功者成為人們競相效仿的對象。改革開放以后，不同時期村莊關于成功的標準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集中在經濟和物質消費層面。只有在這方面達到了村莊的基本標準，一個農民家庭才算是獲得了成功，在村莊里面才能獲得人們的承認和認可，才會有面子，有底氣，才可以進入村莊的主流生活。參與村莊競爭成為村莊社會最大的政治正確，其他的一切都為此服務，自動退出競爭或被村莊競爭甩出的人是沒有面子的，只能生活在村莊的邊緣。
農民家庭的競爭推動著村莊成功標準攀升。因為，隨著農民分化的加劇，農民相互之間的競爭也加劇；農民之間的競爭愈發激烈，農民所感受到的壓力就越來越大；競爭所帶來的壓力越大，就越要勒緊褲腰帶干革命，把家庭的所有能動用的資源與勞動力都調動起來，為競爭出力，以緩解壓力。農民不可能去掠奪他人的財產，只能“向內用力”，即過度“剝削”家庭勞動力，縮減家庭不必要的開支。
這種向內用力的方式，必然導致農民家庭之間互助合作減少，人們都巴不得對方失敗，獨自己成功，而不是共同進步。因此，競爭的壓力反過來會導致農民之間的血緣地緣關系進一步分化，“自己人”認同進一步降低，通過互助合作起來共同完成某些事項、使大家都獲益的可能性降低。在公共事務上，誰都希望人家多出一點，自己少出一點，搭人家的便車，占大家的便宜。
這樣，分化、競爭與社會壓力三者之間就形成負反饋，構成循環上升、相互加強的關系。即，分化越大，競爭越激烈；競爭越激烈，壓力越大；壓力越大，越需要向內用力，而不是向外互助合作，農民之間的分化和競爭復加劇。
五
在農村傳統習慣中，宗親關系要重于姻親關系。農村還有“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說明傳統上鄰居的關系也要超過親戚關系。然而，自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的宗親和鄰里關系就不斷萎縮，姻親關系在家庭關系中不斷凸顯，目前姻親關系已超越宗親關系、鄰里關系，成為農民最重要的關系。
之所以會偏重姻親，與農民參與村莊競爭有關系。
生活在村莊中的宗親、鄰里之間是競爭關系，大家都向內用力，對外節省資源，都不希望自己的資源被其他人家所利用，增加了人家的競爭力。兄弟之間尤其如此，因而村莊內的互助合作與幫扶提攜就會比較少。
面對激烈的競爭，除了向內用力，姻親是農民最可能求助的對象。首先，姻親關系一般在村莊之外，不處在農民的競爭范圍，既然不是農民的競爭對象，就有可能提供幫助。其次，姻親也是血緣最近的親屬關系，娘家有義務幫助自家女兒在夫家立足和安身，女兒也有感情給予回饋。這樣，在一個沒有競爭關系的血緣近親中實現資源共享和互助合作，就成為必然，農民也就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加強姻親關系。可以這么說，農民的競爭壓力越大，其對姻親的依賴程度就越高，姻親關系就越重于宗親關系。所以，看到來給農民家庭幫忙插秧的多是婦女娘家的親戚，而不是夫家的兄弟、堂兄弟，也就不足為奇了。
六
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下，農民向內用力，最大限度地整合和調動家庭勞動力投入到競爭之中，而那些不能被調動、甚至成了純粹消耗家庭有限資源的家庭成員，顯然就成了家庭參與競爭的“累贅”和“負擔”。每個家庭都希望有更多的勞動力投入，獲得更多的收入，同時有更少的負擔，這樣才能輕裝上陣，盡快盡早地取得競爭的勝利。在高度的競爭壓力下，傳統的道德文化被摒棄，競爭本身在去道德化的語境中被奉為至高無上的法則，參與競爭是最大的政治正確。在該意識形態的指引下，不參與家庭的競爭，消極對待家庭競爭，不為家庭貢獻力量，或者成為家庭參與競爭之負累的人，不僅沒有話語權和合理性，而且應該受到批判和指摘。成為家庭競爭的負擔和累贅的會是哪些人？生病了、不能勞動了、需要其他勞動力照顧的老年人首當其沖，但這不包括所有的農村老年人。
在村莊的競爭中，不同階層的家庭因資源稟賦不同，承受的壓力也不同。處在上層的階層，經濟、社會關系和權力等資源稟賦較高，在競爭中能夠調動的資源就越多，也就容易達到村莊成功的標準，所承受的壓力因而較少。同時，他們在競爭中勝出后，又不斷地抬高和刷新村莊的競爭標準。處在下層的農民家庭的相關資源較少，能夠動員的資源和機會也較少，除非費九牛二虎之力，否則難以達到上層農民制定的成功標準，他們所承受的競爭的壓力因而較上層大很多。這便是說，由于農民的縱向分化，村莊競爭的壓力有向下層農民家庭積聚的趨勢，即下層農民家庭承受更多的競爭壓力。競爭越激烈，上層越能刷新標準，下層承受的競爭壓力就越大，就越需要向內用力，過度剝削家庭成員的勞動力，同時越希望甩掉包袱，丟掉負擔。
在農村高度的競爭過程中，家庭中的每個人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都希望為家庭分擔點負擔。其中，壓力最大的是中年人——他們上有父母要贍養，下有子女要買房、成婚和進城。中年人正是家庭中的壯勞動力，可以通過過度剝削自己的勞動力為家庭的競爭貢獻力量。他們一個勁地為著家庭的競爭奔波，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折騰得不像個人了，再無法騰出額外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來照顧老年人，就在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老年人。這既被村莊社會所理解，也被老年人自己所理解。
如此，家庭競爭的壓力就通過代際關系轉移至老年人身上。在當前農村代際關系中，老年人已經成為弱勢群體，不再占有家庭經濟大權和其他資源，他們一旦喪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就是子代的被接濟者。老年人唯一可以為家庭參與競爭做的，只有盡量不向子代要吃要喝、要錢治病，盡量自己照顧自己，盡量壓縮自己的生活質量，不給子代惹麻煩、添負擔。當老年人無法照顧自己，成了子代純粹的負擔后，唯有盡早結束自己的生命才可以給子代減負。這就是說，家庭競爭的很大部分壓力最終由老年人承擔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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