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來，各地在開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村級債務反彈風險。根據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關于16村村級債務情況調研，村級債務分布范圍極廣，無論是東部發達地區，還是中西部的欠發達地區，都有村級債務。
示范任務越多，村級債務越多
新型村級債務可稱作是“發展型債務”或“政策型債務”。村級債務成因都與村莊建設或基礎設施配套有關，且這些建設項目都是政策硬性要求的。具體而言，有些地方的新型村級債務的形成，并不都是為了維持村莊的基本秩序，如稅費征收、村干部工資發放、村民共同生產等必要開支，而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村莊發展任務，如美麗鄉村建設、旅游開發、人居環境整治等。
從調研的16個村的情況看，這些村莊在歷史上都是“好村”，現在反而成了“差村”。其原因是，它們都承擔了地方黨委政府的示范任務。有些村莊只承擔單個項目（如土地整治、農家樂）的示范任務，有些村莊承擔綜合性示范任務（如美麗鄉村建設、人均環境治理）。一般而言，示范任務越多，示范等級越高，村級債務就越多。比如，湖北桃村在2012年被地方黨委政府列為美麗鄉村建設示范點，總投入7000多萬，獲得了全國文明村鎮、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等榮譽稱號，但也留下了3000多萬的村級債務。福建軍村2018年被列為縣鄉村振興示范村，示范時間不長，示范等級也不高，卻已經欠債100多萬。（出自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關于16村村級債務情況調研）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債務往往都是不切實際的政策造成的。調查發現，地方政府在示范工作中，普遍采取“釣魚”戰術，試圖用少量的政府項目吸引社會和村集體投資。但實際情況是，政府反而是被社會資本“釣魚”的對象，政府為了避免示范爛尾，被迫把有限的政府資金投入到示范村中去。而一旦成為示范村，村集體在項目協調、迎檢、接待等方面的配套支出也就越多。福建軍村有一筆30萬元的村級債務，是2018年河堤建設的過程中產生的。河堤的產權單位是鎮政府，項目實施時鎮政府也承諾這筆債務由政府承擔，但2020年鎮領導卻要求村集體承擔這筆債務。從我們的調查情況看，幾乎每個示范村都有較大的接待任務，辦公經費要比普通村莊多出10萬/年以上。示范任務較多的村莊，還需要聘用專門工作人員幫助村干部開展工作。
迫切需要卸下示范村的包袱
新型村級債務給鄉村振興工作提出了兩個預警。一是，鄉村振興要避免“政府在干、農民在看”的現象。最近幾年，盡管政府在村莊投入了大量資金，客觀上也辦成了一些好事。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農民并未參與其中，而是成了看客，其獲得感并不強。甚至在一些村的案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在示范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少數村民索要不合理補償，村干部貪污受賄的情況。二是鄉村振興要避免“好心辦壞事”。一些村莊的村級債務是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好心辦壞事”形成的。比如，2019年湖北利村的村民集體抵制繳納共同生產費，其直接原因是已經脫貧摘帽的貧困戶仍然在繼續享受優惠政策，這讓絕大多數非貧困戶感到不公。2020年軍村增加了10萬元的村級債務，原因是該年第一期的小額扶貧貸款已經到期，而已經脫貧摘帽的貧困戶拒絕還貸，地方政府逼迫村集體墊資還貸。
2004年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很多地方對村級債務采取了鎖定并逐年化解的政策。經過多年的努力，村級債務規模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新型村級債務卻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抑制新型村級債務反彈，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具體而言，一是要嚴格控制產業發展項目。產業發展具有較大的市場風險，出現村級債務的可能性極大。16個村中涉及到的鄉村旅游等產業發展項目，就沒有一個是成功的。一些扶貧產業，也主要是依靠對口扶貧單位通過“消費扶貧”等方式維持，并無真正的市場競爭力。
二是要完善“村財鄉（鎮）管”制度。這一制度在抑制村集體擅自舉債發展、防止村干部腐敗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這一制度，也導致村集體經濟成為了鄉鎮政府的第二財政，方便政府舉債發展。16個村的新型債務，無不是在這一制度背景下，因地方政府“逼迫”形成的。
三是改善鄉村建設方式。鄉村建設要以普惠性投入為主，盡量減少通過統籌資金、舉辦政績工程的方式打造示范點。16個村的案例表明，示范村幾乎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村干部和群眾苦不堪言。不少村干部向調查者直言，非常后悔成為示范村，迫切需要卸下示范村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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