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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臺經驗》第二章壯大集體經濟,夯實農村發展的基礎

智廣俊 · 2021-05-05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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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臺經驗》第二章壯大集體經濟,夯實農村發展的基礎

  1981年,全國推行包產到戶改革以來,黨中央對農村頂層設計本來是統分結合的改革,就是宜統則統,宜分則分,這是寫進憲法里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

  可是有人只主張分,把統的一方面放棄了,把憲法原則都丟到一邊去了。集體的東西能分則分,能賣則賣。理由是分得越徹底,群眾的積極性越高,經濟效益越好。集體留下財產,就怕基層干部搞貪污腐敗。這是典型的小農意識,流氓無產者的做法。就是在舊社會,為了村莊的公益事業,各村都建有公田,比如學田、祠堂祭祀田、搞紅火鬧玩意兒田、廟產田等各類公田。村里為了全村的安全,用向村民攤派經費的形式,湊錢雇用打更下夜的人。蒙古族不種地,部落還專門養一群祭祀腦包用的公有羊群。前幾年,我們有的干部,不依靠黨的各級基層組織,不調動廣大基層共產黨員的積極性,不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這能夠搞好社會主義嗎?惡果很快顯現出來了,農村很快出現了群眾散沙化的現象,學大寨留下來的水利工程不用了,有的甚至破壞掉了,有的水地變成旱地了。黨員的責任感先鋒作用也不起了,黨和政府的權威性降低了,宗教開始盛行,有的邪教冒頭了,村民集體主義精神不見了,道德感普遍降低,有人見利忘義,見錢眼開,連他爹娘老人都不養了,農村中老人非正常死亡率顯著提高。村里的衛生很糟糕,垃圾任意堆放,無專人清除拉運,垃圾成山,幾年都不清理。我在地方電視新聞里曾看見過一個采訪鏡頭,一個下鄉官員下村視察農村衛生工作,問一個老農,村里的公共衛生是如何搞的。老農說:臟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鏡頭里大家一起苦笑。村集體沒有一點經濟實力,村干部怎么干呢?選舉村主任,有的村就連一個群眾大會都召集不起來,下鄉干部只好拿上個紙糊的流動票箱一家一戶動員村民投票。有的村連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都選不出來。當然,自然資源好的村,有油水可撈,有黑社會背景的人通過賄選等不法手段竊取了基層政權,為非作歹,欺壓村民。說是村民有自治的權利,可又不讓村集體向村民搞攤派,村里又沒有集體經濟來源,有的村把村集體大院都賣了,自治還不是一句空話嗎?后來政府只得動用市縣政府財政資金來開展農村工作,上撥資金有多少,村里就做多少工作,村里沒有了工作主動性。村干部的工資、村的辦公經費都由政府財政出。村干部與村民沒有了經濟上的聯系,實質上他們成了鄉政府的雇用人員,他們能代表村民利益嗎?能全心全意地為村民服務嗎?調動不起基層干部和村民的積極性,鄉村能振興起來嗎?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首先從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入手來開展工作。壯大集體經濟主要有以下幾個渠道:一、將村集體掌握的土地、荒山、荒地、零散地、道路、河流、沙灘等各種資源入股合作社,將資源進行折價,轉變為股金使用。村里有的農戶絕戶了,其承包的土地歸還了集體。有的戶全家人把戶口遷到設區的城里了,按政策,其承包地要收回集體。有些沒有承包出去或者發包出去的荒山,自然也屬于村集體的財產,因此,現在村集體多多少少都掌握著一些土地資源。山東果業發達,分田到戶時,村里有的小果園實在沒法分,每家只能分到幾棵十幾棵果樹,實在無法進行經營管理。對于這些不好分的果園之類的地,行政村自然村只好采取了變通的辦法,稱作競價田,村民誰出的租金高讓誰去種,期限一般也就是二三十年。現在到期了,這部分田正好作為村集體的財產入股合作社。二、把從政府爭取回來的部分專項支農資金轉化為集體資金入股合作社。三、是合作社把村民承包地整塊改造,去掉了地埂,一般能多出15%的土地,多出的土地就屬于村集體的財產入股了合作社。也有的村自行上馬了一些村辦企業,村里通過招商引資,引進了一些企業,也為村集體增加了收入。總之,政府一旦鼓勵村搞集體經濟,各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創造出很多的辦法和經驗來。

  蓬萊市登州街道三里溝村,位于蓬萊市城南,全村共有247戶,590口人,村“兩委”4人,黨員31名。毗鄰新汽車站、蓬萊旅游集散中心,區位優勢優越,但村里大塊土地被城建征用了,自身發展受限。村民多是進城打工謀生,村莊沒有內生動力,村集體沒有什么收入,公益事業就搞不好。一條大溝貫村而過,雨季是河,水退了就是路,村民污水倒進了溝里,垃圾堆到溝邊,臭氣沖天。

  2014年,鄭曉東接任村支部書記,之前,他在市里開辦了一家物流公司,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可是街道工委根據全村黨員的民主推薦結果,工委領導找到他,讓他回村擔任支部書記。鄭曉東家人都不愿意他回村就職。鄭曉東說,共產黨員就應該隨時聽從黨召喚,于是他毅然低價轉讓了公司,回村就職。鄭曉東是一個有商業頭腦的人,他覺得村里沒有集體經濟,村子就興旺不起來。他一上任就上馬了村辦饅頭廠,錢從哪里來?村民股份集資,黨員帶頭參加,共籌集了30萬啟動資金。一開始雇不來工人,黨員就義務干,“兩委”成員每天凌晨四五點起來到饅頭廠干活。銷路不暢,“兩委”成員跑超市促銷,打開了市場,當年實現了10萬元的盈利。

  2017年,借助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東風,黨支部提出把饅頭廠納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里進行管理,吸收擴大村民入股。村民入股了資金36萬元。饅頭廠辦好了,有了條件爭取到了省糧食局專項扶持資金100萬元,這下饅頭廠如虎添翼,在市工商局注冊了“古槐”饅頭商標,增加了面食品種,由單一的饅頭變成了喜壽餑餑、雜糧饅頭、包子等花色品種,選定了用優質煙農15小麥加工的特制面粉,作為饅頭專用面粉。“古槐”饅頭禮品盒外包裝上印著: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金牌產品。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等廣告語。一年下來,“古槐”饅頭獲得了“QS”食品安全體系認證,成為了蓬萊市的知名暢銷產品。2019年,生產各類面食10萬斤,增加集體收入近20萬元。

  三里溝平地幾乎都被城鎮建設征收了。村里留有土地不多了,且多是坡地小塊地。村黨支部又發起成立土地合作社,鼓勵村民以土地入股,1畝地折合現金700元,1畝地或700元現金為1股,村集體以30萬資金和14.5畝土地占股51%,村民以30.3萬元和5.1畝土地占股49%。農業合作社新建3個大棚,種植無公害蔬菜、水果和盆栽花卉。后又入股土地20畝,發展養殖業、果樹種植。增加集體收入,提高村民入股收益。

  2019年2月,合作社出資注冊成立古槐旅游服務公司,依托合作社自身優勢,開展特色餐飲、生態采摘、高端民宿等項目。村里上馬旅游產業是因為該村有一株千年古槐樹,一眼古井,一座古橋歷史資源。更主要的原因是,村集體有錢了,將縱貫全村的大溝改造成水泥大道,水從路下流,人車路上行,全村小街小巷都硬化了,栽花種樹,已經把村莊打造成一個花園式的村莊,獲得了山東省鄉村治理試點示范村、山東省鄉村振興示范村等榮譽稱號,具備了發展旅游業的條件。

  黨支部書記鄭曉東是一個一心為公的人,為人很樸實,我們到了村集體采訪他,遇見一個拿掃把正在掃地的漢子,經人介紹,才知他就是支部書記。他陪同我們在村里參觀,走在路上,看到一個丟掉的礦泉水瓶都要撿起來,放到垃圾箱里。村里干凈的就像在公園里。鄭曉東能干能說也能寫,這里摘錄他寫的一段微信。

  蓬萊三里溝鄭曉東:奮斗不是讓你上刀山下火海聞雞起舞頭懸梁錐刺股。奮斗只是每天踏踏實實的工作,做好手里的每件小事,不拖拉不抱怨不推卸不偷懶。每一天一點一滴的努力,就會引領你到你想要到的地方去,帶著你去完成你的夢想。人生如煙,只有倒退的人與車,沒有倒退的時間和路,只有前進,才能有未來。抓住今天,在寧靜中奮進,成功來自堅持,執著創造奇跡。不問收獲,但問耕耘。天道酬勤,唯有奮斗,才能成功!成功的人不是贏在起點,而是贏在轉折點。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上任黨支部書記以來,每年就正月初二休息半天,其他時間都要到辦公室去。幾年里只請過兩次假,一次去北京看病,一次是送女兒到廈門念大學。

  有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平臺,三里溝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又建立一個“八大碗”加工廠。引進了筑海旅游公司,村集體要求該公司每年上繳村里10萬元場地租賃費,與公司合建一座名叫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旅游飲食項目。增加村里的收入,解決本村人務工就業的問題。

  2019年,三里溝共實現村集體收入40萬元,村民人均增加收入6000元。三里溝村的合作社收入與村集體收入有聯系,但各是各的,不是那種村社一體的結構。村集體代表全村資產入股合作社,合作社是單獨核算,按股份分紅,不承擔村里的公益事業責任。村集體從合作社和其他企業得到的收益,用于全村的公益事業。如今三里溝村環境美、農業強、農民富,黨支部開展工作有抓手,村干部有了底氣,黨員隊伍有了主心骨,村民對集體也有了歸屬感,村莊一年一大步,一年更比一年好。

  棲霞市東北橋村的經歷更有傳奇色彩。東北橋村也是一個城郊村,這個村很富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村辦企業搞得很紅火,村里已經有資產上百萬。該村直到1994年才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村里的經營體制變了,上一任村領導班子讓位了,村里的經濟狀況每況日下,不到幾年功夫百萬資產被折騰光了,村民意見極大。

  2005年,村換屆選舉,黨員、村民紛紛要求劉永樂回來競選村主任。劉永樂的父親曾擔任村里二把手三十多年,他眼看著好端端的一個富裕村淪落為一個塌底村,心里也是很不甘,也動員兒子回來競選。劉永樂搞運輸物流企業,錢掙得缽滿盆盈,在2005年就掏出500萬現款給兒子在北京買房。從個人利益角度考慮,他回來當村主任真是得不償失,不劃算。但是,共產黨員就是要以人民利益為重,時刻聽從黨召喚。劉永樂還是毅然拋下生意回來競選當上了村主任,第二年又支部書記“一肩挑”。劉永樂競選村主任成功后,前任班子不讓位,理由是他們一年工資沒領到,無奈,劉永樂自掏腰包,拿出10萬元,把前任班子欠下的債務清理完畢。

  村子怎么翻身?劉永樂認準發展集體經濟是正道。村集體已經是負數了,創業資金從哪里來呢?劉永樂是一個能人,他有辦法。他看到村民住房已經陳舊破爛了,就提出村民集資建樓房。村集體利用自有土地開發房地產,一年后,村民都住上了低價樓房,房價每平方米只有1600元,村民滿意,村集體也增收了500萬元。從2006年開始,村集體每年為村民發放兩袋大米,3袋面粉;每到春節和重陽節,為60歲以上的老人發500元慰問金。村里考上高中的學生每年發300元補助,考上大學發600元,考上研究生發1000元。村容村貌更是煥然一新。黨支部要為全村人謀幸福,有錢可用才是實實在在的,黨支部才能在村民中樹起權威,有感召力,村民對村集體才有向心力。

  2017年,市里召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推進大會,劉永樂一聽就對路,這才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正道。他很想搞合作社,可是村里已經無地可用了,怎么辦呢?東北橋村黨支部村集體研究決定,向外村租地建合作社。他們從附近村里流轉了50畝土地,期限20年,動員村民加入合作社。村民覺得多年沒搞集體經濟了,加上前任村領導班子糟蹋了集體財產的負面影響,結果無人響應。那就“兩委”干部帶頭干吧,他們要給村民做一個示范。“兩委”成員每人出資20萬,籌集起資金100萬,在租來的土地上建大棚種草莓,當年盈利,每人分到純利潤4萬元,這下村民信服了,開始加入合作社。2018年,全村村民都入股合作社,一戶不落,每股交現金1000元。有一個村民是殘疾人,掏不出入股的錢,劉永樂自掏腰包,贊助了他2000元,使他入了合作社2股。劉永樂說搞合作社不能落下貧困戶不管,讓他們也回到集體中,享受集體經濟帶來的紅利。村集體留有350畝土地沒有分到農戶,原來采取的是競價承包的方式,如今承包期限到期了,村集體開村民大會,村民們一致意見是,這350畝入股合作社經營,這為合作社提供了發展的大平臺。經棲霞市在京黨員流動黨支部的牽線,與北京工業大學等單位共同打造一處占地300余畝的現代化循環生態農業園,集昆蟲科普教育、養殖及綠色果蔬種植、采摘、銷售、產學研于一體。目前,已投資200萬元,建成4座高標準溫室種櫻桃,并招聘一名返鄉大學生擔任職業經理。下一步,將建設綠色植保試驗基地,搭建基地—線下—線上三位一體的營銷模式,項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實現銷售收入600萬元,村集體增收50萬多元,戶均增加收入上萬元。村里新規劃的6個項目正在一一實施,一個采摘觀光生態農業的格局已經初具雛形,明年東北橋將會以一個美麗鄉村展現在世人面前。

  自古以來,中國村莊既是村民居住生活之地,又是一個進行生產的單元集體,即使是在封建私有制社會里,村里也有公用、公益事業的存在,比如村里的道路、河流、水渠、水井都是公用的。同時也有公益事業的存在,比如正月十五鬧紅火玩意等;祠堂活動,無論窮富,只要是同一家族,都有參與的資格。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建設更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公有教育、衛生醫療防疫和文化事業蓬勃興旺,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事實。但是,我們在人民公社時期,一度過度追求“一大二公”,削弱了生產隊生產經營自主權和社員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吃“大鍋飯”,造成了發展的困境,不得不實現包產到戶的改革。黨中央本來設計是以包產到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模式,可在基層實施過程中,過分強調了分的作用,把統的功能丟棄了,結果多數村莊集體經濟嚴重萎縮,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村集體經濟收入屬于空白,這就使村莊的發展失去了活力。三里溝和東北橋村發展集體經濟,依靠集體經濟,建設有發展活力的美麗鄉村的實踐,給了我們一個成功的啟示。

  有的人主張,學美國建家庭農場的做法,將村民土地流轉到城鄉資本手里,發展規模化現代化農業。我認為這種主張脫離了我國的國情,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均不過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而美國一般農戶都有幾千畝的土地。村里的土地都流轉到資本手里,本村村民留在村里就有了很大的失落感。村民容易與流轉土地經營者產生矛盾。比如,在東北某地,公司流轉了全村土地,留守在村的村民有的偷拿公司地里種的玉米棒子,公司告到派出所抓人處理。被抓農民滿臉委屈,過去農民摘幾個集體或村人地里的玉米棒子吃,只是小事一樁,有句老話說,收不收吃一秋嗎?如今把他們當作小偷來抓,有的農民就有點接受不了,他們罵這是有錢人勾結官府欺壓農民。有的流轉土地經營者,希望村民都搬離農村,到城市里或外地居住,以便更好地利用村里的道路、水源等自然資源,減少留在村里人的干擾,這種想法和做法更容易引起村民的反感抵觸。發展現代化農業,引進外來資金勢在必行。煙臺市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來,有的是村里自己集體經營,有的是與公司合作經營,按比例分配收益,村集體和農戶的承包權捆綁在一起,通過黨支部和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只是轉讓了土地的經營權,村民依然還有主人感的存在,與土地一次性流轉到資本手里,心態上是截然不同的,更何況在經濟上,他們流轉到合作社的土地還可以參與二次分紅。所以村民說合作社姓公,村民跟著黨支部走心順。農場姓私,盡遇刁民。牟平區委組織部秦虎成副部長說,要尊重農民,讓他們有尊嚴感,有體面的生活,這是開展農村工作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只有尊重農民、真心為農民服務,才能把農村工作搞好。牟平區龍泉鎮小葦子村黨支部書記呂曰剛說,他們村準備給合作社成員統一做勞動工作服,就是讓合作社村民有一種體面感、自豪感。

  振興鄉村,首先要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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