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安徽淮南調研，意外發現村莊中心工作竟然是收水費，以及以此為基礎開展的農田灌溉合作。淮南地處淮河流域，地勢平坦，水網密布，既容易受旱，更容易受澇，因此水的治理就是大問題，排灌就對農業生產甚至農民生活有重大影響。水利排灌具有很強外部性，水利合作就有很高的必要性。調研鄉鎮各個行政村在當前時期仍然能堅持收水費，并以農田灌溉為基礎組織起來，對村級治理其他方面也形成了良好影響。
收水費之所以重要，關鍵在于通過收水費，村干部與村民之間建立起來血肉聯系。村干部收不起水費，農田灌溉出了問題，這個村的工作肯定就沒有搞好。群眾不信任，鄉鎮領導也不放心。要向一家一戶收水費，不僅要接觸一家一戶群眾，做到公平，而且必須回應一家一戶的問題，解決農戶提出的問題。村干部工作不扎實，不能解決農戶提出的問題（往往是水利以外的其他問題），缺少接觸群眾的能力，無法應對釘子戶的挑戰，水費是不可能順利收起來的。水費收不起來，村干部是很難當得下去的。
也就是說，收水費本身雖然重要，也許更重要的是通過收水費，村干部與一家一戶群眾建立起來血肉聯系，村民借繳納水費向村干部提要求，村干部為收水費必須考慮村民生產生活狀況，必須回應村民生產生活中的問題，以及必須就如何分攤水費征求村民意見，達成村莊共識。水費可以順利收上來，農田灌溉問題解決了，就不只是解決了農田灌溉問題，而且也順便解決了村莊治理中的大部分問題。這樣一種治理模式，可以稱作通過農田灌溉的治理。
淮南農田水利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水利對農業生產很重要，更在于借水利這個對幾乎所有農戶都很重要的公共事業，將村干部與村民以及村民與村民聯結起來，形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意志可以集體行動的整體，從而可以回應和解決村莊治理中的其他生產生活事務。
村莊中通過一件公共性很強的事務來撬動村莊治理，是一種普遍現象。山東很多農村一直到前不久仍然存在土地調整。村民要調地的理由是“沒有土地今后靠什么生活”，因此是公平的邏輯。其實當前山東農民和中國絕大多數農戶家庭收入都不再來自土地而是進城務工經商收入。山東農民要求每隔幾年就按人口進行土地調整，有兩個深層邏輯：第一個是借土地調整解決土地細碎化的問題，第二個則是借土地調整，對村莊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集中清理，解決村級治理中的各種難題。土地調整涉及到千家萬戶，關系到農戶切身利益，農戶就一定會高度參與。調整土地必須要有村莊共識，反映村民公平觀。同時，土地調整一定會牽扯到村莊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土地調整的過程就是回應和解決積累下來各種矛盾的過程，正是通過土地調整，村莊公正得以重申，村莊矛盾得以清理，干群關系得以確認，村級治理因此得以順暢。
前幾年全國農村土地確權，不再允許土地調整，其中重要原因是擔心土地調整會引起村莊矛盾甚至引發農民上訪。問題是，正是借助所有農戶都關心的事務才可能將村莊治理激活，也正是通過解決矛盾激活村莊，才可能帶動村莊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二、
除了以上通過農田灌溉的治理和通過土地調整的治理以外，還有很多類似通過某種事件的治理來帶動整個村莊治理的例子。比如之前收取稅費，修路架橋，社會治安等等。從國家對基層治理的方面講，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會對基層治理產生重要影響，如計劃生育、項目制、精準扶貧等等。下面再討論兩個相關的案例。
一個是成都的村莊公共服務資金（簡稱“村公資金”）案例。自2009年以來，成都市財政向每個行政村下撥40萬元村公資金，規定村公資金只能用于村莊公共事業，并且必須經由村民議事會討論決定。結果，村公資金極大地提高了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村公資金也都用到了村民需求最強烈的地方。因為村公資金比較多且比較好用，在村公資金使用過程中就出現了各種不規范，甚至出現了村公資金的權力尋租。為規范村公資金使用，成都市制定了越來越多關于村公資金使用的規范，村公資金變得不好用了，也因此越來越變成村莊固定項目支出，主要是治安巡邏和保潔。之前的村公資金是活錢，村民議事會有很大決策權，現在村公資金變成了“死錢”，村民議事會議事變成村公資金規范使用的一個環節，議事本身成了走過場。由此看來，村公資金畢竟還是國家的錢，靠國家的錢來真正撬動基層治理，還是有難度。
如果村集體有收入呢？村集體收入就是全村村民的收入，村民必然會關心村集體收入如何使用，使用是否公平，是否有效，從而就可以調動起村民對集體事業的關心。正是借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了通過集體經濟而來的村級治理有效。這也正是當前國家一再要求發展集體經濟的原因。
不過，當前發展面向市場的集體經濟，風險很大，往往是集體沒有賺錢，反而造成負債。一旦負債，任何一個村民都不愿擔責。即使僥幸賺錢，村支書也一定會認為主要是自己本事大，也就會變得驕傲自滿且自大起來。
集體經濟最靠譜的收入來自租金收入，包括出租土地和出租廠房的收入，這是當前中國仍然有集體經濟的關鍵。出租廠房只能在沿海工業化的農村，一般農村也就只能出租土地，或收集體土地的承包費。現在的問題是，國家不允許集體收土地承包費，這樣就堵住了通過土地收租來進行有效治理的可能性。
當前國家似乎不再準備讓農民自己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了。甚至正在嘗試通過購買服務來解決農村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比如為村莊購買社工服務已經是全國很普遍的操作了。更不用說，現在國家項目下鄉，甚至連農民廁所改造也由國家來做，這個過程中，村干部主要工作不是組織農民自己建設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只是協助國家為農民建設美好生活。村干部主要功能不再是組織農民自治，而是完成上級安排的行政任務，村委會變成了村行政。這樣一來，村委會就不再是農民組織起來的載體，而是代表國家與千家萬戶農民打交道。農民再指望借農田灌溉、土地調整來提出要求，以及形成集體意志達成一致行動，也就很困難了。
2021年4月17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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