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讀到彭老師這篇深度訪談，心中有無限的感慨：目前中國，一方面是農村出現大片土地拋荒，另一方面中國成為最大的轉基因糧油產品進口國，飯碗掌握在別人手上，糧食安全堪憂。解散了集體農業之后，農業機械化的路就走到了盡頭；只經過很短時間，農民就發現依靠種田越來越養不活一家人了，就不得不拋棄農業并離開農村了。農民被逼大量離開農業，單位土地上的活勞動投入急劇下滑到一定程度，土地拋荒就成為必然選擇了。此時，最迫切需要機械化耕作的介入，但機械化所需的各種制度條件都完全不具備，這樣，最珍貴的土地就“不得不”被拋荒了，農產品進口就成為唯一選擇了。集體農業不僅是一個農民聯合起來從事農業的方法，還是一個毛教員所說“農民聯合起來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平臺，平臺被拆毀之后，不僅農業機械化的道路終結了，同時各種基于農民自身深度學習的技術積累過程，也一同終止了，農民和農業的“去技術化”過程就開始了。一個方面的“去技術化”，會促成另外一個方面的技術壟斷地位和盤剝能力，今天跨國公司壟斷的育種技術和相關農資產品供應，越來越成為榨取低水平農業剩余的強有力商業鏈條。這些相互關聯的根本性變化，亟待反思。
記得前些年，在山西參觀汾陽縣賈家莊的農業機械化成果展覽，那些被擺放在展覽館內的系列農業機械，竟然是村莊內部木匠和鐵匠，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完成設計和制作的。老田感到極大的感佩和震驚，山西農村的農民師傅們，曾經擁有那等輝煌的創造力，這簡直超出了一般人的最大想象力。農民可能缺乏文化知識，也缺乏工業化的經驗，但是，只要有一個合理的平臺，他們就能夠在這個薄弱的基礎上，去展開他們的想象力空間，逐步積累經驗和提高技術乃至于制造水平，回答生產過程中間提出來的需要。
劉集公社的機械化努力，沒有山西農民那么高的雄心壯志——在村莊內部完成農機制造，他們是結合國家工業化的成績，外購農業機械去推進相關事業的，但是，世世代代的土里巴人，熱情地引入農業機械化去幫助和替代傳統耕作方式，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還得到那一代領導人的高度肯定，他們作為先進典型曾經擁有“為國家未來農業發展探索道路和立法”的“人民創制權”地位。很遺憾，由于人為的原因，這個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過程被終結了，與他們的“探索終止”相對應，中國今天不僅糧食安全堪憂，而且相關的農業技術對外依賴程度也有增無已。今天再來回顧這一段歷史，不僅要給前人的探索和努力以應得的尊敬，還應該在現實的種種困境中間，學會象我們的前輩們那樣，對農業相關問題進行務實的觀察與思考。】
提要：從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至今，我國農業機械化已經走過60多年艱難曲折的發展里程。地處武漢新洲的劉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典型代表，曾兩次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其經驗被譽為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劉集道路”。遺憾的是，在有關地方黨史中還未留下些許痕跡。2015年，受江漢大學有關專題組的委托，筆者數次赴新洲劉集采訪，與原劉集公社副主任鄭樹芳、原劉集農業機械站副站長何成焱、原劉集機械站拖拉機手劉耀華、劉集農業機械化的帶頭人程金階的養子劉耀祥等面對面交談。以下記錄的，就是這些劉集道路開拓者和見證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為。
劉集地處新洲。當年搞農業機械化的劉集，稱作新洲縣劉集公社。1983年新洲縣由黃岡地區劃屬武漢市，1998年撤縣設區，劉集現稱武漢市新洲區劉集鄉。當地人喜歡“聊撇”[①]，一般都把“鄉”和“公社”都省了，稱之為“劉集”。
（一）劉集道路與毛澤東的緣分
劉集的農業機械化起步于1957年，發展于1964年。據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檔案記載：
1958年4月11日晚，毛澤東在武漢參觀農業機械
1964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黃岡地委第一書記姜一等，向毛澤東同志匯報黃岡地區拖拉機站保留公社核算制的情況時，毛澤東突然問道：“哪個拖拉機站辦得好些？”
姜一回答：“新洲劉集公社拖拉機站辦得好。”
王任重補充說：“他們除了搞農田耕作外，還搞運輸，作用很大。”
毛澤東說：“拖拉機站還是以公社建站為好。我們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就要以公社建站，走劉集公社的道路。湖北要好好總結一下經驗，建立健全各種制度，逐步發展農業機械化。”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對新洲劉集農業機械化的肯定。此后，新洲劉集公社辦農業機械化的事跡開始“走向全國”。從1964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湖北省新洲縣劉集公社社員加快收割小麥。這是社員們用脫粒機給小麥脫粒”的圖片報道開始，《人民日報》、《經濟研究》、《新華文摘》、《新華月報》等中央報刊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新洲劉集農業機械化事跡進行了長達15年的宣傳，一直到1978年。期間，新洲劉集作為全國的農業機械化的典型，在那些年的全國重要農業會議、農機會議、展覽會、廣交會，都有代表參會、農機參展。按鄭樹芳的說法：光是省以上報刊的宣傳報道就有上百次，到北京、武漢、廣州參加的省以上會議、展覽就有數十次。
1965年8月，程金階作為集體經濟辦機械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業機械經營管理工作會議，并在大會上介紹了劉集公社自力更生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經驗。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參加這次會議的全體代表。
8月31日，《人民日報》以《開創我國農業機械化的道路》為主題報道了這次會議。報道說：
會議根據湖北新洲縣劉集公社自力更生辦機械站的經驗，指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應當鼓勵人民公社用集體的公共積累購買農業機械，用集體的力量辦農業機械站，并在農機站中推行亦工亦農制度。會議提供的材料表明，這樣做不僅是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業機械化事業的客觀要求，也是日益壯大的人民公社經濟力量所能勝任的。
劉集的經驗，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特別關注，也給時任副總理的譚震林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會議后，程金階按照縣委的指示，向八機部銷售局申請購買拖拉機，得到譚震林的支持，破例批準新洲縣以公社集體的資金，一次購買洛陽拖拉機廠生產的“東方紅—54型”拖拉機50臺。這個消息很快在全國農機界乃至農業系統傳為佳話。
1966年2月19日，毛澤東審閱湖北省委制定的《關于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時，新洲縣劉集公社再次進入毛澤東的視線。《設想》談到：“新洲縣依靠集體經濟辦機械，是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發展起來的。該縣劉集公社甚至在更早一些時候就已經開始辦機械。充分說明了大寨式的自力更生道路的無比生命力。”毛澤東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覺得很好。請送少奇同志，請他酌定，是否可以發給各省、市、區黨委研究。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各省、市、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二十五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②]
3月12日，毛澤東回復劉少奇3月11日的來信，肯定“小計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參觀那里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這個意見很好。”
4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刊載《依靠集體經濟和地方工業潛力，走自力更生、勤儉創業道路 湖北省委關于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讓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劉集道路，進一步為全國人民所認識。
4月10日，周恩來總理派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國家三線建設計委副主任林乎加以及國家農業部部長林楓一行，來新洲劉集等單位考察，為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作準備。
7月17、18日兩天，參加第一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的全體代表，在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率領下，分乘72輛小車到劉集參觀考察。這些代表中有國家部、辦、委領導，各中央局分管農業的副書記和農委主任，各省、市、自治區主管農業機械的副書記或副省長、計委主任、工業廳廳長和農業廳廳長等等。
出席第一次全國農業機械會議的代表
在劉集公社現場觀摩半機械化插秧
何成焱回憶：
聽說全國各地的領導來我們劉集參觀，我們農機站的姑娘小伙既高興又緊張，說實在話，應當說主要是緊張。代表還沒來，我們就提前好幾天將機器反反復復擦了一次又一次，認認真真地檢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會出什么紕漏。這種緊張的心情，一直到各地的領導們參觀結束后，才真正放下。我們的緊張是值得的，那天我們在田間地頭的所有農業機械操作表演，都得到了成功。送走參觀的客人們后，程金階等社領導都露出了笑臉。
鄭樹芳認為：
這時的劉集在所有參觀者的眼中，不再是三個月前在北京農展館展出的全國農業機械化展覽中的那個黑白圖片中的劉集，那個全國“發揚大寨精神、依靠集體經濟、發展農業機械化”6面紅旗之一的平面化了的劉集；而是一個彩色的、立體的、鮮活生動的劉集，一個地里“鐵牛”奔跑、田邊“水龍”歡唱的劉集，一個早稻穗長粒飽滿、棉花花蕾滿枝頭的豐收在望的劉集……
從這天起，“走劉集公社的道路”不再是一個號召、一個口號，而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樣板”。
劉耀祥談到：
記得父親說過，第一個公開宣傳“走劉集公社的道路”的，是1965年12月30日出版《湖北日報》，那天有篇報道，題目就叫《走劉集的道路 自力更生辦機械》。說的是省經委召開的有關地委、縣委城鎮工作部的領導和17個試點公社的負責人參加的一次會議的事。從此以后，最初鮮為人知的毛澤東“走劉集公社的道路”的指示，從“公社建站”到“自力更生辦機械”，被賦予了的一個嶄新的內涵。
（二）劉集道路算出的三本帳
1966年7月，第一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以后，劉集公社農業機械化的知名度，與山西昔陽、河北遵化等全國著名的農業機械化典型一起，開始從國內走向國際。
劉耀華回憶：
起先，我們只是接待當時的友好國家的朋友，比如朝鮮、越南。后來，我們公社的事跡在1971年3月上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以后，當時就有95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知道了我們公社自力更生辦機械、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事了。到了1977年，就又有來自蘇聯、日本、印尼、英國、法國、瑞士等10多個國家的代表團到我們這里來參觀考察。那些年，鄭樹芳主任和我也都參加過接待工作。
20世紀60年代，外國朋友參觀劉集農業機械化
1970年，程金階被結合為新洲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他創導下，劉集公社成立了由干部、機務員和社員組成的“三結合”機具革新小組，開展了群眾性農機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活動。1972年，程金階又走上了縣委副書記的崗位，繼續他在縣委領導下的“農機夢”。次年，縣委提出了“主攻五大項”（機械插秧、機械收割、機械植保、機械中耕和機械播種），“解決三彎腰”（插秧彎腰、收割彎腰和開溝彎腰）的群眾性機具改革活動。應當說，這是個了不起的轉變，是一個把全縣發展農業機械化的工作重點，由排灌、運輸和脫粒加工向農業生產環節所作的重要轉變，這就直接推進了全縣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
為了實現縣委提出的目標，劉集公社決定將機械插秧和機械中耕列為主攻的重點，并采取了兩個辦法來解決。
一個是領導上陣，成立機械插秧指揮部，所有黨委成員都深入到大隊和生產隊田頭，親手開機子喂秧苗，與群眾一起邊操作、邊發現和解決問題。終于，善于歸納的領導們總結出了“開車沒有巧，方向要掌好，三點成一線，保證能插好。喂秧學問深，秧苗擺齊整，心靈手要巧，才能插得勻”的經驗。再后來，逐年擴大了機插面積，最終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彎腰彎背幾千年”的插秧歷史。
另一個就是動員群眾，號召“一人攻一關，十人破一難，革命加拼命，突破中耕關”。周開全等10多個革新能手聯手奮戰半個月，經過10多次的試驗，終于制造出輕便靈活、操作簡單的1.6馬力手扶單行中耕機和3馬力旋式中耕機，日耕地面積可達到 3O畝。
同時，劉集公社還注重發展半機械化農具，先后成功地研制了每天可開溝7O－9O畝的營養缽移栽開溝犁等一批簡單實用的半機械化農具。至此，劉集依次走過了依靠集體力量買機械——用機械——修機械——革新機械——制造機械的艱辛歷程。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下半葉，劉集公社進入了農業機械化發展的鼎盛時期。
到1979年，全社農業機械發展到1164臺，總動力4825千瓦。其中拖拉機125臺，1825.9千瓦；柴油機118臺，1343千瓦；電動機76臺，923千瓦。此外，還有農田基本建設機械和收獲機械各23臺，植保機械8臺，場上作業機械 61臺。提水機械 237臺．噴灌機械25臺，機耕船 23只，運輸機械122臺，插秧機18臺，畜牧機械26臺，糧棉油加工機械279臺，半機械化農具9403臺(架)。劉集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機耕、機灌、機脫均為100％，機播6O％，機中耕 95％，機插 65.3％，農運55.5萬公里，商運44.9萬公里。[③]
20世紀70年代的新洲劉集公社農業機械站
這是劉集人自己算的第一筆帳，算的是自己曾經擁有的寶貝數量，以及它們在農業生產應用中的占比。
第二筆帳是程金階算的，他說他在1973年曾算了一筆賬：
當時全年機械農業作業量可以代替20多萬個勞力，為全縣現有勞力的70%，這就為早、晚稻連作，棉花、麥子兩熟的耕作模式提供了生產保障：以前一個多月才能完成的“四快”（快割麥、快打麥、快薅棉花頭草、快防棉花蟲），用上機械后只要半個月，也就不會出現“夏至不打飛上天”（打麥子霉爛生蟲）、“頭荒不薅草里眠”（指棉田草荒）的現象。再從“三搶”（搶割早稻、搶插晚稻、搶管棉花）、“三秋”（秋收、秋耕、秋種）來看，由于攻克了“五大項”，用機械解決了糧棉生產環節的重大問題，從而奠定了糧棉豐收的基礎，實現“一手捉住兩條魚”，就是實現糧、棉雙豐收了。毫無疑問，農業機械化發展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解放了勞動力。[④]
第三筆帳是湯紅娟、涂天向在《新洲劉集公社農業機械化概略》中計算的，他倆說：
農業機械化的快速發展給劉集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978年糧食總產量1320萬斤，平均畝產 1626斤，均創歷史最新紀錄，分別比1958年增長128％和146％；皮棉總產量269．3萬斤，畝產 202斤，達到歷史最好水平，分別比1958年增長108％和100％；社辦工業企業25家，企業總收入376萬元，占全社農副總收入的41．3％，多種經濟收入比1958年增長29倍；公社公共積累850萬元，每戶平均1760元，人均分配145元，集體經濟日益鞏固，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⑤]
（三）劉集道路在老輩人心中的份量[⑥]
2012年春，原來在劉集農業機械站工作過的幾個老伙計聚在一起合計，決定舉辦原劉集公社農業機械站全體同仁金秋聯誼會，“共同回首那段沉甸甸的人生經歷和美好時光”。
9月22日，聯誼會如期舉行，100多位原來在劉集農業機械站的工作的同仁歡聚一堂。那天是何成焱致歡迎詞，他用這樣幾句話，表達了大家歡聚于此的共同的心境：
光陰荏苒，時過境遷。劉集農業機械站雖然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已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但我們仍然依舊懷念她，因為劉集農業機械站是一個催人奮進的精神家園。在那里，有我們蔥蘢歲月蕩漾的壯志，有我們青春燦若云霞的往事。劉集農業機械站是劉集當代農業生產進步的一個重要縮影，在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中，為劉集的農業生產穩產高產發揮了巨大的重要作用。劉集農業機械站以其獨特的激情和魅力，積極開拓進取和不斷創新，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堅實的腳步，鑄就了劉集的滄桑與巨變，演繹了全國農業機械化先進典型的宏偉篇章。
2012年9月，原劉集農業機械站部分同志合影
聚會上，原劉集農機站職工朱喜桂、繆宏安夫妻的講話有點像詩，他們用簡單的詞匯，說出了他們這代人的共同感受：
那些年，我們風華正茂，英姿颯爽；那些年，我們純樸善良，蓬勃向上；那些年，我們懂得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集體力量；那些年，我們經常是一身油污一腿泥，但卻是十里八鄉俊男靚妹追捧的偶像；那些年，我們報酬微薄，生活儉樸，但卻走在了那個年代的前列，引領了那個年代的時尚！
聚會上，大家談到以程金階為代表劉集農業機械化的帶頭人，談到當年為劉集農業機械化作出貢獻的一機部的邊躍綱、農業機械部的趙殿英、新洲縣農機局的呂經孝等同志，談到共同創造的那些創新成果……如數家珍，感慨不已。
在這次聚會上，大家除了喜悅，也有其它，但對于他們這些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老者來說，大家都能化解開來，就像原劉集農機站拖拉機手劉清初說的那樣：
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和行政體制的改革下，劉集機械站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雖然那么多的車床、鉆床、刨床都沒有了，那么多的大小拖拉機都沒有了、汽車都沒有了，連廠房都沒有了，但劉集機械站“團結互助、自力更生、銳意革新、致力發展”的精神仍然還在，并長期激勵著我們。激勵著原劉集農業機械站的每一個人。劉集機械站的這段歷史永遠存儲在我們的心中。
在劉集農業機械站的師傅們聚會的前一年，時任湖北省農業廳黨組成員、省農機局局長的吳慶峰，在談到與劉集農機站的師傅們所共同關心的話題時，站在更高的層面上，撰文《淺談湖北省農業機械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第二部分“湖北農業機械化發展的道路十分艱辛”中，寫下了如下兩段話：
農機制造工業的衰退。1978年以前，湖北省農機工業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中國第一臺插秧機、第一臺手扶拖拉機、第一臺機耕船都在湖北誕生。1958年4月12日，毛主席到武漢來視察，特意到武漢展覽館觀看第一臺手扶拖拉機。1978年底，全省共有農機工業企業194家，職工人數達6.8萬人，工業總產值4.3億元人民幣。湖北省拖拉機廠、襄陽拖拉機廠、武漢拖拉機廠、宜昌地區農機廠、武漢內燃機廠、湖北省柴油機廠、武漢柴油機廠等一大批農機制造企業，生產“東方紅—20”、“東方紅—25”、“東方紅—40”、“襄江—40型”、“襄江—50型”拖拉機，“工農—7型”、“工農—12型”、“工農—3型”、“工農—5型”手扶拖拉機及多種類型柴油機、機引農具和農產品加工機械，成為全省農業機械的主導產品。年產柴油機150多萬馬力，拖拉機2萬多臺，機耕船5000多臺，機動插秧機6000多臺、割曬機7000多臺，機引農具5萬多臺套。1978年全省農業機械工業總產值占全省機械工業總產值的31.2%（不含第二汽車制造廠），高于全國年增長13.1%的水平。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之后，農機工業基本上轉向生產汽車的零部件，農機科研和制造急轉直下。時至今日，全省沒有一個產值超過5000萬元的農機制造企業，沒有一套大型農機生產線。當今占據湖北市場主導的大中型農機和特種農機產品基本上都是外省產和外省的合資企業生產的。這與湖北昔日紅紅火火的農機制造大省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集體農機的消失。在人民公社時期，發展農機化具備最有利的條件。那時，土地由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統一號令，可以實行統一連片種植、農機可以實行連片連續作業。后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土地分到農戶之后，集體所有的農業機械被拆開當作廢鐵賣了，一夜之間，農民又回到了牛耕手割、肩挑背馱的年代。[⑦]
劉耀祥回憶：
上世紀80年代，從縣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父親，聽說劉集辛辛苦苦幾十年置下來的農業機械當廢品賣了，不禁潸然淚下……我知道，那些價值百萬的集體資產在他心中的份量；我也知道，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劉集道路在他的心里地位；我更知道，毛澤東“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在他心底的留下的難以磨滅的深深烙印……
20世紀60年代，劉集公社黨委書記程金階（左3）向來賓介紹劉集農業機械化建設情況
（四）中國農業機械化事業的展望
2004年以來，連續發出的多個“中央一號文件”，都將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列為國家政策，這就為發展當下農村的農業機械化找到一個路徑。從此，農業機械化的市場化進程的加速，開始推動著農業機械化事業發展的加快。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2009年國務院公布《農業機械安全監督管理條例》、農業部制定8部農機行政規章、各地先后制定出臺71部地方性農機法規和政府規章，以及2010年7月5日國務院下發《關于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機工業又好又快發展的意見》，其內容涵蓋了農機管理、科研開發、質量保障、推廣使用、社會化服務、扶持措施、生產流通、監理、鑒定、維修和法律責任等各個領域，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促進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已經基本建立。
2010年2月24日，中國農業機械化協會在京成立，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當選協會會長。政府了解農業機械化行業發展動態，農戶表達訴求、化解矛盾的平臺由此建成。
2018年12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機裝備產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強調：加快補齊全程機械化生產短板，協同構建高效機械化生產體系；促進物聯網、大數據、移動互聯網、智能控制、衛星定位等信息技術在農機裝備和農機作業上的應用，提高農業機械化技術推廣能力；發展農機社會化服務組織，推進農機服務機制創新。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又明確提出：支持薄弱環節適用農機研發，促進農機裝備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這就給發展中國農業機械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湖北省農機局從2008年起提出“培植一個主體、確保兩大安全、提升三大水平、推廣四大技術、建立五種保障機制”的思路。關于“培植一個主體”，吳慶鋒闡釋說：
培植主體就是不提倡每家每戶農民購買農機，鼓勵將分散的農機手組織起來，組建農機專業合作社，讓他們去流轉或承租一定規模的土地，與種養大戶一樣，實行全程機械化作業，標準化生產，這就是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經過近3年的引導和培植，農機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快，規模大，已成為建設現代農業的主力軍。[⑧]
劉集人認為，省農機局“培植一個主體”的思路，同樣契合了毛澤東提出的“在農業集體化基礎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路線，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行之有效的方法。
2017年2月5日和12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2016年全國農機總動力達11.44億千瓦，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預計超過65%，其中，棉花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69.8%。預計2017年全國棉花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3%，機采率達28%。
山東某乳業公司所屬牧場的機械化作業
按照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機裝備產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力爭到2025年，農機裝備品類基本齊全，產品質量可靠性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全國農機總動力穩定在11億千瓦左右。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5%，糧棉油糖主產縣（市、區）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丘陵山區縣（市、區）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55%，設施農業、畜牧養殖、水產養殖和農產品初加工機械化率總體達到50%左右。[⑨]
實現這一目標，任重而道遠。希望能像劉集道路算出的三本賬那樣，讓廣大農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農業機械化給他們帶來的紅利。
[①] 新洲方言，簡單、利索的意思。
[②]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頁。
[③] 轉引自《武漢文史資料》2007年第10期，第43頁。
[④]2015年5月，采訪劉耀祥的記錄。
[⑤] 《武漢文史資料》2007年第10期，第43頁至第44頁。
[⑥] 本節中的引用文字，未注明的均為未刊稿，源于劉集公社農業機械站全體同仁的金秋聯誼會資料。
[⑦] 摘自吳慶峰在省農業廳黨組中心組（擴大）學習會上的發言，文章發表于2011年5月27日《湖北農機化信息網》。
[⑧] 吳慶峰在省農業廳黨組中心組（擴大）學習會上的發言。
[⑨] 轉引至2018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