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去大娘家拜年時聽說了幾個因為欠網貸而被“逼”出去過年的故事，其中一個是我自己的表弟，小學跟他關系很好但他父母離異他判給我姑夫后就只有過年才有聯系了，另外一個是我自己的小學同學，他去年還找我借了幾百塊說是給對象買東西，最后也沒還沒想到他是用來還網貸。
一、兩個例子
表弟的父母在他小學三年級時就離了婚，他被判給了他父親也就是我的姑父，表弟小學是跟著他奶奶在農村讀的，到了初中時，他被丟給了在長沙的叔叔，表弟在長沙讀完了初中與高中，由于成績太差加上也沒有讀書的興趣，讀完高中的表弟就直接去工作了。表弟工作的這幾年換了不少工作，最開始是跟著他叔叔弄燒烤，但是多一個勞動力對于一個小燒烤店已經顯得有點多余了，加上都是通宵工作的，表弟一方面不想拖累叔叔，另一方面也想賺點大錢，于是干了3個多月就自己找工作了。但像他這樣沒學歷又沒一技之長的只能像他身邊朋友一樣進入服務行業，表弟先后去了奶茶店、餐廳工作，但都沒有堅持干到一年就辭職了，覺得又累來錢還少，用他的話說就是“干著干著就沒啥意思，想升也升不上去”，前面工作的幾年表弟差不多夠養活自己，偶爾還得找父母要點錢。記得姑姑時常會跟我吐槽說他要不到錢就會說她摳門，然后表弟還會跟我表妹說親媽還沒后媽好，姑姑聽到這些總是很傷心也很氣憤，但又無可奈何，等到下次表弟要的時候還是會給，畢竟離婚后姑姑就沒有照看過孩子了內心對于表弟還是有一絲愧疚在，沒能把最好的都給他。表弟就這樣過了前面幾年，在前年年底的樣子，表弟通過同學和朋友接觸到了直播這個行業，他朋友跟他說現在直播是熱門行業，小主播遇上“金主”一個月能賺上萬，一旦機遇好成為平臺食物鏈的終端那一年幾十萬上百萬也有可能，表弟想了想自己外形條件不差加上也能聊天于是便去面試了一家平臺最后也順利通過了。這也成為了他接觸網貸的起因，為了維持熱度與曝光度，主播會用小號自己給自己刷禮物，我表弟也不例外，除開這個還需要其他各種標簽來“標榜”自己——最新的蘋果手機、airpods、幾千上萬的衣服、上千的化妝品……雖然一個月工資能維持在6千到1萬，但根本不夠這么消費的。表弟越來越成為了一個“時尚潮人”，但付出的代價是入不敷出，聽我姑姑說表弟沒工作幾個月就開始借錢了，當借的還是難以抵消開支時表弟就去網貸了，然后走入了這樣一條循環的陷阱中——這個月工資還上個月網貸，還得借錢補這個坑，最后工作到年底，自己一分錢沒余反而欠了一屁股債，各個親戚朋友差不多加起來一起欠了幾萬塊(還不知道網貸那邊欠了多少，我表弟自己說只欠了幾千)，原本想的賺大錢反而成了“花大錢”，今年本來還提前回來過年了但是被討債又給“逼”出去了，最后去廣州我姑姑那里過了個年，期間還一直找我姑姑要錢還債但是這次我姑姑下定決心不給了。
我小學同學L基本也沒在父母身邊長大，小學跟著爺爺奶奶在鄉里讀書，他爸媽因為打牌欠了一屁股的債基本沒回來過年過，跟著在縣城當醫生的舅舅讀完了初中跟高中，高中畢業后也出去工作了。L向往城市生活，打工時給自己定的目標是要在30歲之前在市內定居下來，他不想像父輩那樣進廠打工，也不想像我表弟那樣進入服務行業工作，他認為這么打工是沒得什么盼頭的，他的目標是快賺錢，賺大錢，看朋友做什么來錢快他就去弄什么。為了賺大錢他的“工作”有些甚至觸碰到了法律的底線，他第一年出去在跟著幾個老板做微信賭博，大致就是線上賭博的一種，賠率很大，但用的程序與方式是提前被他們設計過的，參與賭博的人最多只有個別人會賺，其他幾家都會輸，而他們通過“開臺”來賺取那幾家的錢。搞了差不多一年賺了7，8萬，的確比打工收益要高很多，但是到后面人也不好找以及警方也加大了對這種網絡賭博的監控程度，他做了差不多一年也就沒有在弄了(說的好聽是賭博，不好聽算網絡詐騙了)。之后他還接觸了一些“灰色行業”，比如洗黑錢，他說他有朋友在做這個，最底層的利潤在百分之2點多，但在他猶豫要不要入的時候朋友被抓了，于是他也就放棄了。疫情前的前一年，他說什么都不好搞便在家里呆了一年沒出去，原本想拉幾個人一起開個店但是沒找到合適的人合適的行業也就不了了之，在去年疫情結束后，他和認識的幾個朋友在市里開了一個攝影館，自己當起了攝影師，還自學了p圖的各種軟件。今年過年才知道他欠了那么多的債，而且借錢主要也是開攝影館跟高消費導致的，我另一個朋友去年5月被借了2000一直沒還，一到月初就到我朋友借錢，一直借到年底都在還網貸，最后網貸還沒還清，新債又是一大堆。
他們的“網貸危機”引起了我對我們這一輩人(95后)如何進入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存的思考，尤其是像我表弟和朋友L這樣在教育上已經被“淘汰”的人。他們不想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在城里打完工后回農村蓋房養老，也不想像90后的哥哥姐姐們一樣——在縣城買房定居，他們早已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那一套理念，他們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上不再是一個種地的農民和進廠打工的工人，而是一個暫時具有農村身份的“城市人”，他們迫切想要擺脫這個臨時的身份。同時他們想要實現的價值也發生了變化，他們認為農村甚至一個小縣城已經難以實現他們的理想與價值了，他們習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節奏，他們向往城市生活，他們甚至寧愿在城市里蝸居也不想回老家住大別墅。如果說90后的哥哥姐姐們為了保持與家里的聯系而選擇在靠近老家的縣城買房，那么95后的我們想要的是比他們更大的平臺——至少要在一個地級市定居下來。但像表弟和朋友這樣的人，一方面自己缺乏文化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原生家庭又不能給予足夠的支持與幫助，沒有一技之長的他們如何進入城市生活，似乎服務業和一些新生行業如網絡直播是他們最好的選擇，但這些難以讓其在短時間內有在城市立足的機會。過早進入社會難免又會被“拜金主義”所影響，別人的成功與自己的落寞一對比心態難免會出現問題，于是便會像我表弟和朋友L一樣，急于想賺錢，并且是賺大錢，通過財富的快速積累來擺脫目前的困境，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與身份，在他們眼里有錢有房就是城里人的標志，就是更高社會地位的體現。他們以為學到了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精髓，但學到的其實只是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這城市生活的表象。當他們想要像城里人一樣生活時——一樣去消費，去享受與娛樂，但當他們自身的資本又難以支撐起這種種消費時，他們便陷入了網貸之中，這網貸是他們進城的代價，但這代價其實也是可以避免的。
“進城”有收益當然也伴隨著種種不確定性與風險，而這網貸只是這種種風險中的一種，當我們下定決心要在城市生活時，我們應該也要學會與這些風險共處并盡量去避免走入這些陷阱，但像我表弟這樣父輩沒有城市生活經驗的人又如何給出避免風險的建議呢?而且心智不夠成熟的他們太容易被外界所影響，以至于讓外界不好的風氣成為了推動自己成長的動力，他們的明辨能力和反思精神被“逐利”這一取向所完全取代了，只想通過賺大錢來早日進入城市生活，可無奈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似乎這種種風險對于他們來說是進城之路上必然要經歷的了，他們既是“受害人”也是“作案人”，好在這代價對于表弟和朋友L來說還不算那么難以接受。而對于我表弟和朋友來說，要想早日走出這困境從而在城市安家，只能改變“一夜暴富”的想法并減少高消費的行為，踏實回到勞動本身。像我表弟跟朋友這樣的人員屬于新一代進城的“三無人員”(無資本，無學歷，無特殊技能)，一個城市如何去將他們容納并讓他們定居下來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他們早已下定決心不會再回到農村，因此他們的城市化之路注定是更為艱難的，他們也是沒有退路的，而他們要想在一個地級市真正定居下來可能還需要七八甚至上十年的時間，而作為城市管理的人員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給他們提供入城的機會并減少入城的風險與代價(這種風險與代價指的是意外的風險與成本)，而當這些在我們這一代最難進城的人都能在城市立足時，城市化的進程或許會平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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