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經濟、社會事業和社區精神家園
——《走向鄉村振興》讀后感之三
張文茂
一、張凌回鄉和產業經濟復興
在以糧為綱的發展階段，多種經營只是增加收入的附屬性生產經營內容，規模很小，布局分散。但是，到了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階段，就全國來說，多種經營就應該向多種產業發展了。這種變化對每一個具體的村莊來說，是一個產業經濟的重新定位和發展問題。過去有一個農業產業化的概念，后來被“公司+農戶”的模式給帶歪了。其實，從產業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農業產業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某種產業在一定地域形成較大的區域規模，一是形成種植、加工、銷售等環節完整的產業鏈條。這一點，貴州省委書記諶貽琴在納雍縣調研時講的很實在：如果產業不成規模，人家要來買，一車裝不滿。要想加工吧，投資不成效益，更說不上形成品牌。所以，不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首先要確定的是產業方向定位問題，明確發展什么主導產業。
《走向鄉村振興》中此類的典型很多，其中，大方縣箐口鎮回鄉創業大學生張凌的成功，很具有代表性。
張凌的事跡很感人。靠自已的努力考了大學，家里卻付不起學費。村里的鄉親們少則五元、十元，最多三十元，硬是捐出了2600多元，幫助他圓了大學夢。大學畢業，干過北漂，自已開過公司，2014年終于在遵義取得突破性成功，掙到了錢。后來還在貴陽成了家，買了房，有了車。然而，他并沒有忘記曾經資助過他的鄉親們。2014年底，張凌開著自已的小車回家鄉，由于道路泥濘，在離村還有七公里就走不動了，只好叫來14個小伙子用繩子把小汽車拉回家。大學讀完了，事業也成功了，但家鄉面貌依舊。沒有通到村莊的硬化路，小學校也依然那么破舊。全村最大的一塊平地也只有三畝，家里吃的還是“屋檐水”。與這一切相協調的是“漫山都是枯死的沒有果實的苞谷”。這個有513戶，2019人的村莊，有建檔的貧困戶238個，853人，貧困發生率41.16%。
讀書為了什么?為了逃離家鄉?
“想了三天，想透了”。他決定留下來。
“漫山還是苞谷”。張凌這樣說。回來干什么?
筆者想起自已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也曾在一個山區貧困鄉任黨委書記。當時曾遇到同樣的情況，山地也只種老玉米。我那時提出的口號是，山區要”讓糧農變果農”，大力發展特色果品產業。
張凌畢竟是新時代的大學畢業生，他知道酸性土壤很適合獼猴桃生長，而獼猴桃又很適合1000——1600米的海拔高度。他們村正好符合這兩個條件。于是，他帶頭種給大家看，并挨家挨戶做宣傳。第一年組織了32戶，種了270畝，后來逐漸擴大到1200畝，畝收入可達5600元。張凌予測，進入豐產期以后，每畝收入可達5.6萬元。那時，這些山里的土地就真的成了“綠色銀行”了。2017年，他帶又人學習塘約村的經驗，辦起了“村企一體”的集體公司，在發展獼猴桃產業的同時，還發展櫻桃和李子，增加土雞養殖和養蜂，終于形成了以獼猴桃為主的當地特色產業群，不但使箐口村脫貧摘帽，而且，外出打工的農民也回來300多人，有家庭的(結婚的)基本都回來了。張凌自已也被組織培養入黨，由村主任干到黨支部書記，還獲得了第十八屆貴州青年五四獎章。2019年11月，張凌又獲得共青團中央和農業農村部授予的第十一屆“全國農村青年致富帶頭人”榮譽稱號。
二、 因學致貧的韓孝祿夫婦
農村的貧困，除了產業經濟發展上的問題之外，還有來自社會的整體性壓迫。《走向鄉村振興》中，將此類現象稱為“因學致貧”和“因醫致貧”。其中對納雍縣韓孝祿夫婦艱苦經歷的描述，刻劃出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在市場化、產業化的背景下，對廣大貧苦農民的巨大傷害。作者以“鄉村振興不只是鄉村的事”為題，專門寫了一章。
韓孝祿和李隆仙夫婦有三個兒子，先后都讀了大學。這三個大學生幾乎讓他們夫妻二人付出了畢生的精力。韓孝祿從1999年起，為了兒子們的學費開始外出打工。最初在逝江的一個磚廠，半年工資只有600元，他竟然干了兩年，寄回家2000元錢。后來又到一家玩具廠，月工資由最初的300元到后來的700元，他一干就是八年，共寄回家4萬元，自已每月只留下50元生活費。從39歲第一次出來到49歲，為了省錢，他竟然十年沒回過一次家。而十年后的這次回家過年也沒待幾天，過了正月初五又走了。在后來的打工中他受過傷，斷過手指。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又在蘇州的一個菜場干起了“背篼”的活計，一個背簍，一根繩子，給菜場背運東西。為了省錢，住在一個地下通道里。這一干又是四年，每月還能寄回2000元，可他的腰再也伸不直了。
韓孝祿的妻子李隆仙，一個人在家照料三個孩子，耕種自家的兩畝承包田。因為地少，收成少，她還開荒開出三畝地。這些貧瘠的土地，五畝加起來能收2000斤苞谷，300斤豆子，3000斤馬鈴薯，僅夠人吃和喂兩頭豬。從2001年起，她又向村里人租了兩畝地，地租按收成對半分。養不起牛，又沒錢請人犁地，她帶著孩子們一鋤一鋤的自已翻。在丈夫回家養傷期間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她還能向親友們借來幾萬塊錢維持孩子們的學習費用，可見她們的吃苦耐勞和拼搏精神是得到親友們信任的。
這里其實還隱藏著一個問題，即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筆者分析，韓孝祿家只有兩畝承包地，可能當初分田時只有他一個人的，他妻子和三個孩子都沒趕上。或者只有他們夫妻二人的，三個孩子肯定沒有份。土地承包關系的困化，即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使這樣的家庭只能走出去打工。
除了這樣的因學致貧，還有很多的因醫致貧。作者在這一章中有一組數據：在建檔貧困戶中，2017年畢節“因病返貧”的占返貧總數的58.41%，2019年仍占56.25%。
當代中國農民貧困的原因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復合性的。除了分散的、不成規模的小農經濟，外出務工的雇傭勞動模式，還有整個社會教育、醫療等事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都已經成為壓在農民頭上新的大山。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一是有待于國家調整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政策，克服過度產業化、市場化弊端，另一方面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起來，提高農民個體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鞏怕這也是作者將此單列一章的目的吧!
三、農村社區和精神家國建設
鄉村能否振興，除了產業經濟和社會事業方面的條件以外，還必須有農村社區和精神文化家園的建設，才能凝聚人氣，弘揚正氣，讓重新振興的鄉村有精氣神。
隨著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傳統老舊的農村社區必然面臨著改造提升，有的改造重建，有的轉變為小城鎮社區，還有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需要異地搬遷重建。這些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包含兩個層面的任務。一個是硬件層面，包括住房和居住環境的改造、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另一個是軟件層面，即制度、文化、科技、信息、風俗等精神文化活動的健康發展。
筆者過去研究農村社區問題時，曾提出過“人氣指數”的概念，做為判斷哪些農村社區有生命力，哪些必然趨于衰落的標志，要看人氣指數。人氣指數走低的，將逐漸失去活力。而要使村莊人氣指數走高，各種軟、硬件建設是必不可少的。張凌回鄉以后，感到農村不僅僅是缺少錢物，更缺文化知識，缺乏一種精神。他在看了《塘約道路》中說的“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后，深受觸動。他總結自已家鄉貧窮的原因，一是沒組織起來，二是產業沒選準，三是精神沒有煥發。他學習塘約村的做法，首先搞了民居環境的改造。改廚房、改廁所、改溝渠、改道路、改圈舍、改爐灶。各種改造引發了整村環境衛生的大整治，全村都動員起來。為了提升社區的整體形像，還靠大家捐款建起了高高的寨門。
一個社區就是一個文化場，要有自已的底色，如紅色精神和集體主義，才能與集體經濟的發展和文明社區建設相適應。張凌在開發產業、整治環境的同時，進行了各種制度建設。他的“釀蜜模式”，把黨支部比做峰王在中間，村委會、村集體公司、合作社、基金會、老年協會等等圍繞四周。為了形成良好村風民紀，他們制定了“紅十條”的村規民約，大家互相監督，認真執行。這樣的農村社區，才能成為鄉村振興的樣板，才有可持續的發展前景。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走向鄉村振興》為我們展示的，是一個經濟、社會、精神文化全面振興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民族復興的一幅宏偉藍圖!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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