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關于小農戶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前途命運，自由市場派和小農經濟派各執一詞，馬克思主義“三農”研究卻在這場辯論中呈邊緣化狀態。本文梳理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小農問題的理論遺產，討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農村實現現代化的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方向。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下，小農經濟必然走向消亡，對此需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堅持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著力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通過農民的組織化實現土地和經營的規模化。堅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雙輪驅動，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
作者|張慧鵬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研究員
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小農戶的前途命運，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話題，也是我國當前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基于對小農戶的政策主張，學界形成自由市場派和小農經濟派兩大派別。
在理論脈絡上，自由市場派繼承亞當·斯密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傳統，小農經濟派則延續了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傳統。筆者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對自由市場派和小農經濟派的爭論進行回應。
一 當前中國關于小農問題的兩種對立觀點
自由市場派和小農經濟派學者圍繞小農問題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爭論大體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首先是在價值層面，是否應該繼續維持小農家庭經營?
自由市場派學者以經濟學家為主，他們把農業當成單純的產業，從經濟效率方面來評價小農經濟的優劣。小農戶作為單純的市場主體，與專業大戶、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一樣，都是為了利潤而經營，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當前中國的小農經濟小而散、效率低，嚴重制約中國農業現代化。
他們主張通過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推動土地流轉，使農業走上規模化、集約化經營道路[1]。而那些由于土地規模化經營而被排擠出來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應該轉移到城市就業[2]。
小農經濟派學者以社會學家為主，他們從多個角度論證了小農戶存在的合理性。
一是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維護社會的穩定。這一點無需贅言，已經有很多學者反復強調農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功能[3]。
二是為“中國制造”提供廉價勞動力。賀雪峰認為，建立在農民家庭勞動力代際分工基礎上的半工半耕模式，極大地降低了農民工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壓低了中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成為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基礎[4]。
三是避免農業資本主義化和農民徹底的無產化。中國高達2.9億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得益于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農民工雖然常年在外打工，卻并不是徹底的無產者，中國也因此避免了拉美國家廣泛存在的城市貧民窟[5]。黃宗智認為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農業的資本化并沒有剝奪農民的土地，是“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6]。
四是小農生產具有生態優勢。溫鐵軍等學者認為資本化的大農場以利潤為目的，對生態環境構成很大的破壞，而小農經濟則具有生態友好性[7]。
五是有助于村落社會的延續和傳統文化的保育。我國的村落社會和傳統文化都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要維護中國長期以來的村落傳統，傳承和保育傳統文化，小農經濟的存續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8]。
其次是在事實層面，是否能夠長期維持小農家庭經營?
自由市場派學者的觀點簡單明了，小農經濟得以存續是由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構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了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扭曲了市場機制，保護了落后生產方式。中國發展的方向應該是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一旦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小農經濟必然要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
小農經濟派學者強調小農家庭經營的韌性。在賀雪峰看來，農村年輕勞動力進城務工后，老人留守在農村從事農業，既能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又由于是在小塊土地上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產出非常高，是非常有效率的農業[9]。黃宗智則認為，小農經濟的效率和土地經營規模無關，而是由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農業不同于工業，農業天然適合家庭經營。在市場經濟中，小農家庭經營在勞動密集型農業領域具有很大的優勢，能夠戰勝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農場[10]。
二 小農問題討論中馬克思主義的失語
關于現代化進程中小農前途命運問題的爭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論土地國有化》，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小農問題有非常系統的論述。第二國際時期，各國工人政黨圍繞農民問題進行了持久的爭論，形成了考茨基的《土地問題》等一系列理論著作。十月革命前，列寧在與俄國民粹派關于農民問題展開論戰，寫出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著作。十月革命后，列寧積極探索如何把小農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寫出了《論糧食稅》、《論合作制》等著作。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小農經濟改造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中國擁有悠久的小農經濟傳統，近代中國工業化步履蹣跚，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廣大農村仍然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通過土地改革成功地動員起廣大農民支持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又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民的小生產改造成為社會化大生產，解放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改革開放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先是推行包產到戶，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接著針對小農戶分散經營的弊端，提出了“兩個飛躍”的戰略構想，體現了高度的辯證性。
遺憾的是，在當前關于小農問題的討論中，馬克思主義幾乎處在失語狀態。占據主流的自由市場派和小農經濟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自由市場派以經濟學家為主，他們追求效率為先，推崇私有產權、自由市場機制，自然完全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土地公有制、計劃生產等政策主張。小農經濟派學者以社會學家為主，他們站在維護農民群體利益的立場上，一方面強烈批評主流市場派帶有濃厚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另一方面批評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都把農民當成了理性經濟人，并且過度迷戀土地的規模化經營[11]。
面對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批評，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卻沒有積極回應。筆者看來，這種現象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這與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關注點有關。當前國內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更多地從事理論研究，著重于闡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的成果，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斗爭、黨的建設等領域，“三農”問題并不是研究的重點。在方法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以宏觀結構性分析為主，較少采用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對具體經驗案例進行解剖，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三農”研究不太能夠跟得上社會熱點，制約了其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
其次，這也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在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邊緣化。改革開放前，馬克思主義曾經一統天下，以至于人人言必稱馬列，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被當作資產階級學科受到批判甚至取締。這當然是極“左”的錯誤做法。改革開放以來，情況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隨著西方社會科學大量涌入，馬克思主義逐漸邊緣化。盡管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我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沒有人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然而不少人卻對之不屑一顧。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不具備學理性。也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過時的學說，不能解釋當前的現實，也不能指導當前的實踐[12]。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還具有深厚的學理性。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小農問題關乎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道路和幾億農民前途命運，在如此重大現實問題的討論中，馬克思主義不應該缺席。
三 小農消亡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小農問題的分析，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從紛繁復雜的世界歷史中尋找到客觀規律性，從而把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看作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13]而人類歷史之所以能夠被當成自然史，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全部歷史的基礎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歸根結底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史。生產力決定著生產關系，進而決定其他一切社會關系。同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又決定著上層建筑。正是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著生產關系從低級到高級，社會形態由簡單到復雜。對此，列寧總結道：
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14]
那么，生產力的發展又遵循哪些規律?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分工的深化作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之前，歐洲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這種小生產具有封閉性、狹隘性，排斥分工協作。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后，把孤立的、分散的個體勞動轉化成相互協作的社會勞動，把個體化的小生產轉變成社會化的大生產，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
馬克思分析了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指出資本主義的競爭推動生產不斷地趨向集中和社會化，形成壟斷。而生產越是集中和社會化，越是需要在全社會范圍進行生產的組織化。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生產資料是私人所有的，個別企業的生產是有組織的，整個社會的生產是無組織的。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隨著“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15]資本主義無法適應生產社會化發展的需要，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必然要沖破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必然到來。社會主義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有計劃的生產，能夠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更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正是基于這一歷史規律的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小農經濟消亡的理論。恩格斯在晚年時針對小農問題非常明確地指出，“個體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在現代已經不再賦予這些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16]
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斷有浪漫主義者批評馬恩對農民的遭遇缺乏同情。其實，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們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勞動人民有著深切的同情，對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災難性后果進行毫無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們絕不像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從道德上譴責資本主義的罪惡，也不會像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一樣美化傳統的小生產。他們始終堅持生產力標準，尊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他們既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也高度肯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相對于傳統的小生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但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還打破了人類原始封閉狀態，促進了人們的相互交往，使人類歷史變成世界史[17]。他們批評以西斯蒙第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美化過去的小生產，試圖以小生產對抗資本主義，認為這是開歷史的倒車，既是反動的，又是空想的[18]。
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一百多年后，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整體的趨勢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交通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資本、信息、商品在全世界流動，形成世界市場和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人類的交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19]經濟全球化也加劇了各國的競爭，任何國家的落后生產部門，都必然在國際競爭中被淘汰。正如近代中國的傳統手工業被西方工業品排擠掉一樣。這個過程也許很殘酷，但是不可逆轉，事實上也代表著歷史的進步。
四 小農消亡的現實曲折性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這些規律是從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其時間尺度動輒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上萬年。只有在這樣宏大的歷史尺度下，才有可能看清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從宏觀角度看，歷史的發展似乎是線性的。回到中觀層面，就會發現事物的發展不是直線式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而具體到微觀層面，則會發現很多的偶然性。把宏觀、中觀、微觀視角綜合起來，其實也是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結合，就是恩格斯講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中并通過大量偶然性表現出來。
從歷史唯物主義長時段的視野來看，小農經濟的衰亡是必然的，這是客觀規律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這個過程本身也是長期的、曲折的，甚至在某些時期還有可能出現反復。
在《資本論》第一卷有關原始積累的一章，馬克思考察了從15世紀開始的英國小農經濟解體的過程。英國是最早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在機器大工業建立之前，英國經歷了漫長的原工業化階段。這一時期在馬克思那里稱作工場手工業時期。工場手工業制造的工業品逐漸替代農民自己生產的產品，推動自然經濟解體，農民開始與土地相分離。但是，這時的工場手工業還不夠發達，只占國民生產的很小一部分，并且與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結合在一起，仍然需要城市手工業和家庭副業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程度。此時的小農經濟仍然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某些工業部門和某些地方，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被消滅，但同時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現，產生了一個新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以種地為副業，以工業勞動為主業，把產品直接或通過商人賣給手工工場。從15世紀最后30多年起，英國人總是抱怨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但另一方面卻又看到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直到19世紀中期，機器大工業的建立，才徹底地剝奪了極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離，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20]。也就是說，英國農民轉變成為無產者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持續了300多年。
英國之后，法國、德國、美國等歐美國家也都先后經歷了農業的資本主義轉型。由于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農業轉型的道路也并不相同。列寧專門區分了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普魯士道路和美國道路。前者是容克貴族直接轉變成農業資本家，后者則是在農民分化基礎上通過競爭發展出資本主義農業。后來的學者拜爾斯(Terence. J. Byres)等人，在列寧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各國農業資本主義轉型道路的多元性和復雜性[21]。
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情況就更加復雜。過去一百多年，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把廣大發展中國家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然而，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并未使農民徹底無產化。世界體系理論的創立者伊曼努爾·沃勒斯坦指出，半無產化才是第三世界國家更為普遍的現象[22]。而在荷蘭學者揚·杜威·范德普勒格看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經歷著復雜而又富于變化的再小農化過程[23]。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小農消亡理論受到質疑，俄國民粹主義經濟學家恰亞諾夫的小農穩固理論受到許多學者的青睞[24]。
在筆者看來，我們無需過度驚訝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馬克思劃分的五種社會形態只是一種理論抽象，一種類型學劃分，現實世界從來就不存在一種純粹的社會形態。在某種主導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之外，還可以容納多種其他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例如，美國很早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但直到19世紀還存在奴隸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會完全排擠掉小生產，相反，半無產化反而更加有利于資本的積累。民粹主義者看到了小農經濟的持續存在，贊賞小農經濟的堅韌性，卻沒有看到這時的小農戶已經從屬和依附于大資本[25]。
五 當前中國小農戶的性質和演變動力
由于自然地理條件、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有著自己的特殊性。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小農經濟傳統。時至今日，大國小農仍然是我國最基本的國情農情。那么，如何認識今天中國的小農戶的性質?
小農家庭經營是一種跨越時間、空間、社會形態的存在。但小農家庭經營從來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總是依附于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小農經濟的性質是由所處的社會形態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
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26]
我們分析中國小農經濟的性質和特點，也要與其所處的歷史時期和社會形態相結合。黃宗智先生基于對明清時期中國小農經濟的研究，提出了“過密化”理論，在學界享有盛譽。對當代中國農業問題的研究，黃宗智先生延續了明清經濟史研究中得到的觀點，提出了小農家庭經營特殊性和農業不同于工業的特殊性，以此來證明小農家庭經營的堅韌性。然而，封建時代自然經濟形態的小農戶，更像是恰亞諾夫所說的小農，本質上是一種生計經濟，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從事簡單再生產，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小農戶，已經是商品生產者，在高度開放的市場環境中進行競爭，追求利潤最大化。只要有條件，小農戶也會通過擴大再生產成長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27]。
市場競爭推動了農業經營主體的分化。賀雪峰教授領銜的華中鄉土學派針對農民分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經驗調查，他們看到了市場化給農村社會帶來的分化，以及這種分化對鄉村社會治理、農民生計的負面效果，他們不愿接受農村社會的過度分化，不愿看到外來資本進入農村排擠農民，他們對當前農村社會大量存在的“中農”群體寄予厚望，認為“中農”是農村穩定的根基，也是國家政權的基本支持力量，希望能夠維持“中農”占主導地位的狀態[28]。但是，按照唯物辯證法，事物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的，農民的分化是一個始終在進行的動態過程，所謂的“中農”并不是一種靜止的穩定狀態。其中一部分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經營失敗，蛻變成小農或者退出農業領域，另外一些則可能成長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是市場競爭的基本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其實，自農村啟動市場化改革以來，農民就沒有停止分化。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農民還在加速分化。
2004年農村承包地流轉面積為0.58億畝，2018年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超過5.3億畝。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末，全國共有20743萬農業經營戶，其中絕大多數是小規模家庭經營的農戶。規模農業經營戶僅398萬戶，占全部經營戶的1.92%。但是，規模經營戶的實力和影響力卻很強。2016年耕地規模化(南方省份50畝以上、北方省份100畝以上)耕種面積占全部實際耕地耕種面積的比重為28.6%;規模化(年出欄生豬200頭以上)養殖生豬存欄占全國生豬存欄總數的比重為62.9%，家禽規模化(肉雞、肉鴨年出欄10000只及以上，蛋雞、蛋鴨存欄2000只及以上，鵝年出欄1000只及以上)存欄占比達到73.9%[29]。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僅是現代農業發展主體、主要農產品供給主體，同時還是社會化服務主體，開展土地托管、聯耕聯種、代耕代種、統防統治等社會化服務。農業農村部的數據顯示，220多萬多家農民合作社不僅覆蓋了50%左右的農戶，其中不少還給非成員提供服務。全國40多萬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組織，服務對象數量達到4630萬個(戶)，托管面積達到3.64億畝[30]。
盡管中國農業的適度規模化經營和現代化水平已經進步很快，但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農業仍然缺乏競爭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前所未有地融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中國以廉價的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體系，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得益于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業也面臨著來自國際的競爭。
面對發達國家高度現代化的農業，我國小農農業經營規模小、裝備和技術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低，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國內外主要大宗農產品價格出現倒掛現象，許多國外優質農產品進口到岸稅后價格大大低于國內市場價格[31]。小農農業精耕細作可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卻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綜合成本比較高。據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報告，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7%、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2%、美國的1%，導致農產品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農民收入水平難以提高[32]。
盡管我們可以通過保護性關稅等措施一定程度上保護國內脆弱的農業，但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旨在通過關稅保護落后產業不是長久之計。農業的出路最終還是要提高農業的競爭力。
當然，小農經濟派學者常常強調農業的多功能性，不能僅從經濟效率來衡量，但這些說辭在市場經濟競爭機制的沖擊下都不堪一擊。至于一些人所認為的小農農業的生態功能，其實也并不成立，兼業小農戶往往缺少現代農業知識，不懂如何科學種田，導致農業的污染更加嚴重[33]。
六 歷史必然性和歷史的耐心
我們批評小農生產的落后性，并不是主張要人為地加速小農的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34]對于小農的改造，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劇烈的經濟社會變遷，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曾經在有一段時期，工商資本熱衷于下鄉圈地，一些地方政府以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名義，在農業政策上也是扶大不扶小。小農戶的生存空間受到人為的擠壓。農業領域出現了資本化和去小農化的趨勢[35]。
針對這一現象，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件大事，必須審慎穩妥推進。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分散的、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難以建成現代農業。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改變分散的、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時間和條件，不可操之過急，很多問題要放在歷史大進程中審視，一時看不清的不要著急去動。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36]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專門提出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短短一句話，意味著重大的政策調整。
2019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意見》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小農戶家庭經營的辯證關系進行了闡述。
既要把準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必由之路的前進方向，發揮其在現代農業建設中的引領作用，也要認清小農戶家庭經營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國農業基本經營形態的國情農情，在鼓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完善針對小農戶的扶持政策，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
七 超越農業資本主義和傳統小農經濟
“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37]對于小農問題，我們不能只是道義上的同情，必須尊重客觀規律，認清歷史趨勢，順勢而為。不能只是立足當下，更要著眼于長遠，進行戰略性謀劃和布局。
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對小農經濟派的批評，并不意味著接受自由主義者土地私有化、農業資本化等激進主張。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大農業生產方式的確立雖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變革，但這是以直接生產者的赤貧為代價而取得的。由于對剩余價值毫無止境地追求，以及競爭規律的強制作用，農業資本家對任何一塊土地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榨取它的肥力。
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38]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社會主義的農業一定是建立在農民合作基礎上的大農業，這是對小農經濟和農業資本主義的超越。對于當前國內的農業農村改革，習近平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堅守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39]。
其次，要著力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通過農民的組織化實現土地的規模化。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幾代領導人都深刻地認識到，傳統的小農經濟不能支撐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但中國也絕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如何在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是黨的幾代領導人一以貫之的探索。而他們所得到的共同的答案，就是農民的組織化。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引導農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飛躍”的戰略思想。在2001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一書中，習近平指出，我國農民家庭經營存在經營規模小、生產粗放、競爭力弱等問題，如果硬將農民推向市場，讓農民個人去自生自滅，只能讓許多農民“嗆水淹死”，而發達國家農村市場化的經驗表明，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使農民盡快安全、順利地進入國內外市場，并能夠有效地降低進入市場的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市場占有率。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40]。
再次，要堅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雙輪驅動。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和先進技術的應用，必然會排擠出許多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歸根結底要靠二三產業來吸納。這個過程也許是長期的，但方向不會改變。對此，黨委政府需要做的是堅持新發展理念，破除城鄉二元制度，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盡可能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保障農民工的各項合法權益，使農民盡快轉化成為新市民。
至于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業等問題，在根本上要靠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農村的那一小塊兒土地，既不應該也無能力繼續承擔社會保障功能。隨著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民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城鄉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也必然要隨之而變化。有些鄉村必然要衰落甚至消失，對此不必太傷感。中國地區差異極大，鄉村的振興是整體的振興，不是每一個村都要振興，都能振興。人口的適度集中更加有利于二三產業的發展，也更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對于有條件實現振興的鄉村，應該依托集體經濟組織，整合資源，構建種養加銷全產業鏈，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使全體村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注釋：
[1] 馬曉河、崔紅志：《建立土地流轉制度促進區域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載《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黃少安、謝冬水：《“圈地運動”的歷史進步性及其經濟學解釋》，載《當代財經》2010年第12期。
[2] 黨國英：《鄉村振興要尊重社會經濟發展基本規律》，載《國家治理》2018年第4期。[3] 溫鐵軍：《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2013年。賀雪峰，《小農立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4] 賀雪峰：《為誰的農業現代化》，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
[5] 溫鐵軍：《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2013年。
[6] 黃宗智、高原、彭玉生：《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中國的農業發展》，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
[7] 溫鐵軍：《農業現代化的誤區》，載《財經界》2014年第11期。
[8] 付會洋、葉敬忠：《論小農存在的價值》，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9] 賀雪峰：《當前中國三農政策中的三大派別》，澎湃新聞2015年2月11日。
[10] 黃宗智：《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基本經濟單位：家庭還是個人?》，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創刊號，2012年3月
[11] 黃宗智：《中國新時代小農經濟的實際與理論》，載《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12]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社2016年5月18日。
[1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14] 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頁。
[1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頁。
[16]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頁。
[19] 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8年5月4日。
[2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7-858頁。
[21] Byres，T.J.，2009， “The Landlord Class，Peasant Differentiation，Class Struggle and theTransition to Capitalism：England，France and Prussia Compared，”Journal of PeasantStudies31(9)，pp.33-54.
[22] 伊曼努爾·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23] 揚·杜威·范德普勒格著《新小農階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24] 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載恰亞諾夫著：《農民經濟組織》中譯本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25] 張慧鵬：《農民經濟的分化與轉型：重返列寧-恰亞諾夫之爭》，載《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26]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
[27] 正如秦暉所批評的，恰亞諾夫把自然經濟下的與市場經濟中的家庭經營、把自由競爭中的與依附狀態下的家庭經營都歸為“家庭經濟”，并把它與資本主義截然分開，造成邏輯上的混亂。參見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載恰亞諾夫著：《農民經濟組織》中譯本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20頁。
[28] 賀雪峰：《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的階層及其分析》，載《社會科學》2011第3期。陳柏峰：《中國農村的市場化發展與中間階層——贛南車頭鎮調查》，《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林輝煌：《江漢平原的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為考察對象》，載《開放時代》2012第3期。楊華：《“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
[29] 國家統計局：《農業生產躍上新臺階 現代農業擘畫新藍圖——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二》，國家統計局網站2019年8月5日。
[30] 農業農村部關于印發《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高質量發展規劃(2020-2022年)》的通知，農政改發〔2020〕2號
[31] 葉興慶：《加入WTO以來中國農業的發展態勢與戰略性調整》，載《改革》2020年第5期。
[32] 何傳啟主編：《中國現代化報告2012：農業現代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33]浙江大學谷保靜課題組對全國范圍內2萬多農戶的調查發現，農場規模是影響農藥使用強度的重要因素，農場規模越小，農藥化肥使用強度越高。因為對于小農戶來說，外出務工收入才是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農業收入只是補充，農民增加化學品使用所節省的時間，可以通過務工來獲得更高的收入，所以農民并不關心如何更高效率地使用化學品。參見《中國農田“減肥”難，浙大大數據找癥結：土地不夠規模化》，澎湃新聞2018年6月26日。
[34]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頁。
[35] 馮小：《去小農化：國家主導發展下的農業轉型》，中國農業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36] 習近平：《在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4月25日)，載《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 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260頁。
[3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3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553頁。
[39] 習近平：加大推進新形勢下農村改革力度，新華網，2016年4月28日。
[40] 習近平：《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頁。
完
文章來源：微信公號“八角樓讀書” 2021年1月12日，原刊于《現代哲學》，2020年第6期
原標題：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當前中國小農問題——兼評自由市場派和小農經濟派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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