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經濟發展了，環境污染了”，生態環境代價幾乎沒有被考慮，導致“環境無價、資源低價、商品高價”，資源被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加劇，自然生態系統破壞嚴重。
可以說，近3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經濟”模式，是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包括耕地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已經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控制不好，將嚴重拖中國經濟發展的后腿，甚至成為威脅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問題。
唐朝大詩人杜甫曾感慨“國破山河在”，而今我們要感嘆“國在山河破”。在嚴酷的環境污染事實面前，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發展是硬道理”后的“軟”道理了。
隨著科技的發展，耕地污染問題遲早會解決的，科學會解決它所制造的問題。這是典型的唯技術論，是要不得的。在解決耕地污染問題上，我們不要迷信所謂的高科技，以為科技能解決所有問題，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產物嗎?現在很多被證明是垃圾的科技在以前不也曾被捧上天嗎?靠技術來治理污染，或用一種技術替代另一種技術，將可能產生更多、更隱蔽、更難以治理的污染，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
十年前，農業部和科技部的官員就希望科學家們盡快拿出降解農膜的方案，篩選特殊的微生物來分解農膜。遺憾的是，雖不斷有人傳言研制出了可降解農膜，但令人興奮的消息不多。這里，主管官員和科學家們都犯了個常識性的錯誤——農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們？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讓老百姓停止使用農膜，從源頭控制白色污染呢?幾千年來，勤勞的祖先一直耕作在這片土地上，人與地相安無事，和諧共處，現代人引以為豪的化肥、農藥、農膜施用才幾十年，就讓寶貴的耕地得了這樣那樣的怪病，這不讓人深思嗎?
治理耕地污染遠遠超出了科技的范疇，既是科技，又不是科技。說它是，僅僅是個手段而已;說它不是，因為還需要有更宏觀的視野，最重要的是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何等重要，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到集約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已經喊了很多年，遺憾的是，效果有限，這必定是個漫長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一定要走在前頭，不能指望全國各族人民都清醒了，老百姓都成了環保專家，政府再來推動——我們永遠等不到那一天。好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千呼萬喚的綠色GDP考核指標遲遲不能出臺，這會影響耕地污染的防治。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將綠色GDP納入官員考核指標。雖然綠色GDP在技術上還有很多難點沒有攻克，但是，綠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不能等到綠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為官員政績考核的一個指標。
我們使用化肥、殺蟲劑、除草劑、農膜等現代技術和材料，雖然產量提高上去了，但土地卻在較短的時間內失去了高生產力，這種做法無異于殺雞取卵。耕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我們應當像保護眼睛那樣保護耕地。但現實卻與此相反，為了提高一點產量，鼓勵農民從眼前的短期利益考慮，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東西。比如農膜，其泛濫就是農業部和各級政府大力推廣的結果。為什么有人熱衷于推廣?因為里面有利益，簡單地說，現在是有項目就有利益。實際上，農膜增產后的利潤“大餅”被農膜推廣者、生產者、銷售者瓜分了，他們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農業增收帶來的那點可憐的利潤，農民得到的只是少部分(國家減免農業稅或糧食直補帶來的效益很快就被農資漲價所抵消了)，而耕地污染苦果卻讓農民來承擔。
其實，回歸傳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使種地與養地走上良性發展軌道，現代科技千萬不能排斥和無視傳統。中國有句古話，叫“五谷豐登、六畜興旺”，對“六畜”我們重視得很不夠。“六畜”中的馬、牛、羊和一部分的豬是能夠吃草的，這個草就是秸桿。理論上，秸桿含有的熱量和營養與糧食不相上下，關鍵一環是通過牲畜轉換，即生態學上的初級生產和次級生產的鏈接。但現在僅利用了光合產物的不足一半(即糧食)，而光合產物的另一半(即秸桿)白白燒掉了，還污染了環境。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畜牧的潛力在山東、河南、河北這樣的農業大省，而不是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些生態脆弱的地區。如2015年內蒙古畜牧業產值為1158億元，但國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費用幾百億，凈效益低;而同年山東省畜牧業產值為2500億。內蒙古畜牧業產值是在8666萬公頃草原上獲得的，山東是在760萬公頃耕地上獲得的，兩者相差10倍。其中，山東養殖的牛羊等食草動物主要利用的是秸稈，是農業廢棄物。
所以，農村不是沒有產業經濟，而是空間很大，核心問題是在光合產物轉化上做文章，將動物生產加進去，增加單位農田的經濟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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