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精準扶貧的重心在西部 鄉村振興的關鍵在集體經濟

　　摘要　精準扶貧的重心在西部，是國家對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主動調整;要改變西部貧窮落后的狀態離不開黨和政府的主動干預。集體經濟具有“造血”功能，有利于鄉村治理，避免“城市病”和嚴重社會危機，是鄉村振興能否成功的關鍵。因地制宜發展集體經濟應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土地流轉應主要服務于新型集體經濟體制;二是合作社最重要的原則是堅持農民利益最大化;三是扶貧項目的論證評估應遵循是否有利于農村集體經濟建立和發展的原則。

　　關鍵詞精準扶貧;西部;鄉村振興;集體經濟

　　全文1.5萬字，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20年第3期

　　筆者于2016年開始對貴州省A村的精準扶貧工作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跟蹤調研。A村在各級政府的幫扶下，于2017年12月摘帽脫貧并于2018年7月順利通過國家精準扶貧工作成效第三方評估。

　　在A村的脫貧過程中我們很明顯地觀察到政府在其中的主導作用，那么很有可能有人會說了，這是政府行為，不是市場行為，不具備推廣性云云。但筆者認為，精準扶貧離不開各級政府的支持和推動，尤其是在西部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A村模式”(暫且這樣稱呼A村這種政府主導型的扶貧方式)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模式，但應該是最現實的模式。

　　我們也知道最好的脫貧方式是發揮內生動力，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但是，這種理想的模式在缺少集體經濟積累、一盤散沙的西部落后地區農村是非常難以實現的，政府在扶貧中“扶上馬、送一程”還是非常必要，“先輸血”脫貧是急救方案，“后造血”消滅“空殼村”，把村級集體經濟做實，健全“造血”功能是長遠安排。

　　一、我國精準扶貧的重心在西部

　　我國西部地區的地理地形條件較中東部惡劣，經濟發展滯后，因此78.57%的貧困片區和63.7%的貧困縣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區。但另一方面，西部地區不僅蘊藏著大量的資源，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基地，還與多國接壤，具有特別重要的戰略地位。西部不穩，國家不穩，西部不富，小康不成。多種因素的疊加決定了我國精準扶貧的重心是在西部。

　　（一）精準扶貧的重中之重在西部地區

　　首先，精準脫貧的重點在廣大西部地區，這是由中國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決定的。我國地勢西高東低，從地形上可劃分為三大階梯：第一階梯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階梯主要包括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云貴高原，平均海拔1000～2000米;第三階梯是平原，我國中東部地區處于這一區域，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

　　圖1 我國地形“三大階梯”示意圖

　　來源于“地理狗看世界”，2019年5月8日

　　http://www.sohu.com/a/312345396_607971?sec=wd&spm=smpc.author.fd-d.2.1558581188555ot5ajpE

　　第一階梯由于海拔過高，空氣稀薄，不是人類宜居之地;第二階梯因為交通困難和農業條件限制，生存條件較為惡劣;西部地區就是指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階梯上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貴州等在內的十二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中東部地區主要分布在第三階梯，這里地勢較平坦、土地肥沃，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地，工商業普遍發達。西部國土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的七成，但人口只約占全國總人口的不到三分之一;中東部國土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的近三成，卻承載了超過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東部地區幾乎沿著海岸線分布，而中部地區離出海口也相對近，也就是說中東部地區從地形、地貌、人口分布、交通條件等方面都要比西部強很多，發展經濟的條件也要優越得多，因此歷史上中原和沿海地帶一直是中國的繁華地帶。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西部也在發展，但相對于中東部地區的發展是遠遠滯后了，凸顯了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歷史表明，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條件的先天不足，經濟上難以產生和中東部一樣的“內生動力”，資本也不會主動流向西部。目前，我國多數貧困縣分布于西部地區，因此精準扶貧的重心必然放在西部，這是國家對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主動調整。

　　其次，西部地區的地理位置與戰略地位都非常重要：與13個國家接壤，陸地邊境線長1.8萬余公里，約占全國陸地邊境線的91%;與東南亞許多國家隔海相望，有大陸海岸線1595公里，約占全國海岸線的1/10。

　　西部少數民族眾多，但他們多聚居在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的地方，受教育程度低，市場技能匱乏，又普遍貧困，扶貧難度很多，因此他們的脫貧致富不是簡單的市場行為能夠解決的，而是離不開黨和政府持之以恒的長期工作。在國際形勢波詭云譎的當前，我們必須及時解決西部的發展問題，使其成為中東部穩定發展的大后方。因此，我國以西部為重點進行精準扶貧是高瞻遠矚、惠及子孫的決策。

　　第三，西部地區的礦產、能源、水利和旅游等資源十分豐富，這是西部的優勢所在，也是精準扶貧成功的物質依托。

　　但西部地形地貌復雜，交通不便，資源開發利用難度大，如何才能為我所用呢?市場“看不見的手”和逐利的私人企業追求的是利潤，但扶貧事業不能當成商業買賣來運作，也不是慈善事業，私企要么不愿意從事扶貧事業，要么追求短期利潤，很容易帶來無序開發、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最終擴大當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精準扶貧前起承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后轉接“鄉村振興”戰略，這都是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只有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結合社會各方力量，才能把精準扶貧政策貫徹到位、執行到底，確保貧困戶脫貧不返貧，最終走上小康路。

　　總之，西部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它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落后的發展狀況，是我國精準扶貧的重中之重，要改變它貧窮落后的狀態離不開黨和政府的主動干預。

　　（二）精準扶貧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在其中的主導地位

　　A村位于貴州西南部的大山深處，共有646戶，2716人，苗族、布依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總數的84%。它的14個村民組散落于大山之間，山與山之間的平地，就是村里人寶貴的耕地，人均耕地面積僅0.91畝。A村又屬于喀斯特地貌里的溶蝕洼地，這種地貌雨季易澇，旱季易干。

　　A村距離市區約30公里，在道路改造前，進城非常不易，現在駕車也需1個半小時，目前還接受不到城市經濟的輻射。據村委會介紹，2014年A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1000元左右，貧困戶226戶，屬國家二類貧困村。

　　從整個西部來看，A村并不是個例，局促的人均耕地面積、惡劣的自然條件，遠離城市，是造成西部農村貧困的普遍原因，也是很難加以改變的“先天條件”。貧困人口多、貧困面積廣、貧困程度深的廣大西部農村，要想依靠市場脫貧是難度很大的事情，所以才會有“一夜越過溫飽線，30年不進富裕門”的說法。

　　據A村村委會介紹，精準扶貧開展以來，從2014至2017年，上級為A村爭取到“路、水、房、電、訊、寨、富、學、農、旅”方面的扶貧項目約40個，合同資金達1.9億元。這些資金若以全村646戶，2716人計算，戶均投資額約29.4萬元，人均接近7萬元。全國貧困村何止A村一個，僅14.8萬個重點貧困村所需的財力、物力的體量之巨大都是市場或資本都難以承受或不愿提供的。

　　此外，在脫貧攻堅戰中，我國大力推進抓以黨建促脫貧攻堅，調整3500多個貧困鄉鎮黨委書記，選拔1.4萬名“老鄉鎮”、專業技術干部進入貧困鄉鎮領導班子，調整配強5000多名貧困村黨組織書記，全國選派19.5萬名機關優秀干部擔任第一書記，在脫貧攻堅戰中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

　　總之，國家能夠動員包括各級黨政府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高校等機構在內的人力物力運用在脫貧攻堅中，但如果是市場或資本通過商品經濟的手段來換取等同的社會資源，必將是天量的成本，反而會因為成本過大而無法實現。因此，精準扶貧將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體現得淋漓盡致。

　　據A村村委會介紹，通過不懈的努力，2018年村民人均純收入增加到8125元，超過當年脫貧標準線50.9%，A村當年順利通過國家精準扶貧工作成效第三方評估。從A村的例子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如果沒有政府主導下的精準扶貧、沒有從資金到項目對A村的全方位扶持，那么，它仍將維持“住茅草屋、走黃泥路”的老樣子。走集體經濟道路的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塘約村，其起步階段得到了時任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的大力支持，首先就消除了塘約村支書左文學走集體經濟道路的疑惑不安。

　　集體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減少了政府扶貧的成本和支出，但不可否認，塘約村也是政府主導型扶貧的受益者，并且是集體經濟與政府扶持二者因素的疊加，使扶貧的正效應更加地突出了。

　　因此，在中國國情下，西部農村精準扶貧必須走政府主導型道路。當然中東部貧困地區因為背靠發達的市場環境，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可以發揮相對大的作用，不需要一刀切。

　　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集體經濟

　　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確保新中國建立后快速發展的優勢所在，這是其它實行土地私有制的第三世界國家難以比擬的優勢。1947年印度獨立后，為破除封建土地關系曾進行土地改革，但是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土改沒有能改變封建土地私有制在農村的主導地位，“土改后，廣大農民的貧困化程度不僅沒有減輕，反而長期保留下來”，“使印度在國家現代化之初就面臨著幾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這種由龐大的私有產權關系結織而成的非生產性巨額成本，是未來印度國家低效發展的總根源。”

　　與印度相比，我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使農業能夠完全斬斷剝削階級的寄生，為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積累，從而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印度所無法企及的成就。正是由于土地集體所有制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壓艙石”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些底線必須堅守，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貴州省晴隆縣三寶鄉土雞養殖合作社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現階段主要體現為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一體制長期以來是家庭分得過多，集體統得過少，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就鄉村振興而言，現在就是要解決集體統得過少這一問題，以集體經濟的壯大重新發揮出土地集體所有制應有的優勢。

　　(一)集體經濟有助于解決農業生產成本及效率問題

　　很多人一提到集體經濟，就想到“大鍋飯”，認為它是沒有效率的代名詞。這是由于過去在“左”的路線影響下，農村沒有按照復合式產業道路發展，而是“以糧為綱，全面砍光”，用單一而片面的產業道路取代了農業的全面發展，以至于給集體經濟蒙上了一層灰。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集體經濟煥發出它本身應有的光彩，是切實可行的。

　　1.土地流轉未必有利于私人資本　　

　　在實踐中，土地多是向大戶或公司流轉，向集體流轉的不多，這似乎也符合一些人對土地流轉的期待：就是應該由私人來流轉土地，流轉給集體就是走計劃經濟老路。但土地流轉未必有利于私人資本，在實踐中卻產生了超出預料的問題：絕大多數流轉戶或公司并沒有像預想中的那樣因為開展了“集約化經營”就解決了農業的低產值和市場風險大的問題。反而許多流轉戶虧本甚至傾家蕩產，出現了“毀約棄耕”的現象。

　　然而在總結失敗原因的時候，社會上卻有一些不甚客觀、自相矛盾的看法，主要有：一是怪罪“沒有合理規劃、布局，到處都在盲目搞流轉土地”;二是怪“國家給予農業的政策優惠和資金幫扶，流轉大戶大多沒有享受到”;三;是抱怨“響應政府號召進行土地流轉”直到“賠光了家產，失去了工作”;四是抱怨土地成本太高，“種糧大戶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等等。

　　我們逐一進行分析，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一章第十條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既然是個體間而非政府規定下的土地自愿流轉，政府就很難對土地流轉進行具體的規劃，或者說即使是進行了規劃布局，也不能強迫流轉戶去執行，因此怪罪政府對流轉土地沒有“合理”規劃布局就牽強了。不能因為流轉戶沒有賺到錢就說這是因為“盲目流轉土地”，所謂“不盲目”流轉是不是意味著流轉土地得有政府指標才行呢?這豈不是與“三權分置”和自愿流轉原則相違背?農業損益與市場風險是難解難分的，在各自為戰的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中，“合理的”規劃也不能解決市場運行出現的風險問題，因此，干農業要承擔的市場風險是流轉土地者首先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次，抱怨流轉大戶沒有享受到農業的政策優惠和資金幫持。這可能是少數沒按國家政策執行的地區的情況，把它上升為土地流轉失敗的普遍原因并不能成立。我國對農業的扶持力度是很大，普通農戶尚且能享受政策和補貼，種植大戶也同樣能享受，并且這些補貼不受戶籍、地區限制。

　　“近年來，中央一直都在強調，要在保證普惠制補貼不取消、不削減的基礎上，新增補貼資金特別是關鍵生產環節補貼和技術應用推廣服務補貼資金，重點用于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真正發揮補貼資金對糧食生產的激勵作用。這方面，一定要繼續堅持，并不斷加大傾斜的力度。”而且在實踐中，地方政府一般對種、養殖大戶有許多優惠政策，又引起普通農戶的不滿和議論，可見，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評價，我們要根據事實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此外，一些人對補貼存在誤解。一些補貼是采取市場的方式來進行，比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等;一些補貼是用于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類似這些補貼，不會直接發到農業生產者的手中，但是大家都能間接地享受到。此外，大量的補貼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有些補貼還得自己申請才能得到，不是坐在家中都能拿到的。因此，出現特殊情況需要進行分析，不要當作普遍現象而作出結論。

　　第三，因為土地流轉“賠光了家產，失去了工作”的，確實值得同情，因為市場是無情的，但失敗了抱怨“響應政府號召進行土地流轉”，就有點牽強了，因為土地流轉首先是私人投資行為，是個人或公司低估了市場風險，高估了贏利的可能性。譬如2014年以前糧價較高，吸引了不少資本下鄉做糧食生意，但糧價下跌時又損失慘重。某老板于2014年在山東某地流轉土地8749畝用于種植小麥、玉米兩季作物，流轉期限為10年，但3年過去，老板將土地退回給農民并說自己“因糧價過低賠了1600萬元”。

　　最后，抱怨土地成本太高，“種糧大戶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這種說法是忽略了農業長期以來贏利就十分困難的情況，或是忽視了農業市場風險很高的 現實，將失敗歸咎于土地成本。有可能許多流轉大戶是從第二或第三產業轉向農業的，他們在之前的行業里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也習慣于用這些行業的眼光來衡量農業，沒想到農業的利潤如此之低，超出了其預期，于是抱怨利潤空間被土地成本擠壓。事實上，農民在不交納農業稅之后就是沒有土地成本地在經營農業，但是，他們都很難通過農業致富，甚至如果不外出打工，都很難解決生計問題。因此，即使土地流轉成本降到零，農業仍然是很難賺到錢的行業。這個難題必須通過一系列社會系統工程才有希望解決。

　　土地流轉給私人資本至今就已經出現相當多的“毀約棄耕”現象，如果再以向資本流轉土地為主，長期下去對我國糧食安全埋下的隱患將不言而喻。倒不如我們“不盲目”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推動土地流轉向集體，為消滅集體經濟空殼村、建立集體經濟而打下基礎。

　　2.　集體經營通過“結合勞動”和“協作”提高農村生產力

　　“缺勞力”是目前農民致貧的十大原因之一。當農戶是自給自足的小經濟體的時候，必然會過度依賴自己及家人的勞動，一旦出現勞動力不足問題難免陷入生存困境。而當農民個體進入集體經濟后，不管他家里有多少人口，都不會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的運營，因為集體的勞動力可以彌補個體勞動力的不足。

　　正如現代工廠早就超越了一家一戶的手工作坊，把工人集中起來勞動，才能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一樣，農村要提高生產力，也必然也要通過“結合勞動”或“協作”。當然，這種協作可以由資本來主導，但若是如此的話，農民只能領取沒有社會福利的低廉工資，享受不了利潤分紅，沒有發展前途，農民沒有干勁。

　　如果土地流轉給村集體，能從如下幾方面提高生產力：

　　一是土地由集體統一規劃布局，打破條塊分割，無論是水利設施還是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不再會因個體利益而糾紛四起，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力;

　　二是各家各戶從個體勞動中解放出來，村集體根據勞動需要合理分配勞動力和資源，解決過去因分散經營出現的“缺勞力”、“缺技術”和“缺資金”現象;

　　三是集體經營又不排斥個體的特長，農民能夠根據特長和興趣選擇自己從事的工作，實現主觀選擇權，在集體的框架下“分散經營”，譬如塘約村就組建不同的生產隊或企業，在基礎工資之上領取“多勞多得”的報酬，避開了“吃大鍋飯”的弊端，真正體現“雙層經營”的優勢;四是將土地集中起來由村民集體耕作使用，不僅能夠節約生產資料而且還能創造出極大地優于個體生產力的集體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不是簡單的個人勞動的集合，它能突破“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資”的雇傭勞動的界限：勞動者不僅在勞動時間內充分發揮出積極性，還會在農忙時進行義務勞動作為補充，使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

　　另一方面，“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土地，更離不開村民的勞動，與資本主導下的分配格局不同，在實行集體經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完全是留在村子內部，沒有被資本拿走，也沒有造成村莊內的兩極分化。

　　我們塘約村了解到，村集體經濟的收益分配比例是村民40%、集體合作社30%、村集體30%。在距離塘約村不遠的、同樣實行村集體經濟的安順市西秀區大壩村的分配結構是這樣的：“50%分給農戶，35%用于支付購買原料和人工費等開銷，15%為合作社的公積金，用以發展村集體經濟。部分農戶負責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們除了50%的分紅收益之外，還可以獲得每株12元的管理費”。

　　此外，土地流轉給村集體村民仍可以收取流轉費用，這種分配結構與資本主導下的分配最大的不同就是無論是勞動還是土地產生的財富都被集體及內部的個體分享了。這樣，“三變”改革：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就在這兩個村成為了現實，農民同時擁有勞動者和“股東”的身份，大大提高勞動積極性和主動性，最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二）集體經濟有“造血”功能

　　精準扶貧除了首先要“輸血”，即有國家政策扶助貧困人口，解決基本生存需要而外，接著就要“造血”，即要引導和扶持貧困戶、貧困村發展產業，這樣才有脫離貧困走向富裕的可能。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將土地等生產資料和小農結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是“造血”最有效率的路徑。

　　農村貧困的一大主因是缺資金，國家多方組織扶貧資金下鄉就是要解決這個難題。在各地調研中，我們發現，國家的扶貧力度越大，但若沒有能夠將村民有效組織起來的基層黨組織，農村就越是無力承擔起這些項目及其資金，出現所謂“虛不受補”的現象。

　　首先，雖然許多村兩委認識到只有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才能夠將渙散的村民凝聚到一起，但他們卻缺少承接國家扶貧投入的能力。過去，我們尚有基層農技站、農機站等作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從宏觀到微觀之間進行物質和技術轉化的中介力量，現在這些機構都已經式微，廣大農村只能尋求集管理、技術和人才于一體的企業來作為承接的一方，希冀企業將這巨大的物質力量轉化為生產力。那么，作為中介一方的企業(絕大部分是私人企業)當然要從中賺取豐厚的“傭金”。

　　其次，村兩委一般都希望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但他們很少能意識到集體經濟的關鍵在于土地的集體經營，因此他們通常是在“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中，把大量的土地流轉給公司/合作社，農戶的角色就是提供土地和勞動力，獲取土地流轉費和勞務收入。

　　譬如，截止2017年10月，A村已經有60%的土地流轉到各種合作社，它們雖然稱之為“合作社”，但并不是集體性質的，而是股份合作制性質，農民是以戶為單位將土地流轉給承包方，因此在合作社中，農戶的經濟地位仍然是相對弱勢的。如在A村溫室大棚項目中，農戶有的提供土地進行流轉，有的提供勞動力。通常是貧困戶優先獲得工作機會，每天的工資約為80元左右，沒有工作的時候沒有收入。

　　又如A村226戶貧困戶以最低438元作為入社資金全部納入某農業生態發展專業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金、勞務收入和社員分紅，貧困戶戶均年增收2000元(也就是說這三類收入來源每月每戶合計約為不到200元)。這樣看來，在這些模式下，無論是勞務收入、流轉費用還是“紅利”都很難使貧困戶穩定脫貧，更難致富。

　　再次，由于懼怕扶貧資金使用失敗無法償還，許多貧困戶甚至不敢申請助貧貸款。但是面對優厚的扶貧資金，村里又不忍放棄，便動員貧困戶申請貸款，然后將資金集中起來使用。現在各地紛紛出現了用助貧貸款投入到社會資本中尋求回報的做法，并被當作發展經濟的好路子推廣。

　　通常是以“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將農戶的資金和貧困戶從銀行獲得的助貧貸款以“入股”的形式組建合作社與公司合作。在這種模式下，農戶可以在除流轉費和勞務費之外獲取股份“紅利”。如在A村村兩委的主持下，167戶貧困戶的“惠農脫貧貸”1670萬元全部入股某公司開展花卉苗木產業，2017年分紅資金合計為83.5萬元，每戶享受5000元分紅。

　　我們知道自2013年以來，國內金融界出現了“錢荒”，貸款額度緊張、新增貸款難批，在這種形勢下，“小額貸款”公司遍地開花，貸款利率一度攀升到了令咂舌的程度，民間高利貸暗流涌動。

　　扶貧貸款是政府貼息的，對于貧困戶來講是無息貸款，每筆貸款雖然對于一戶來講不算大，但是將許多貧困戶的貸款集中也是一筆巨款，譬如A村這筆1670萬元的貸款，它當然不能用于再貸款，但是企業能夠使用這筆資金就相當于間接拿到了“貸款”，而且成本低廉，一年的利息僅為83.5萬元。

　　相當于是國家補貼了企業，而且企業還能得到與項目相關的其它扶貧補貼。對于貧困戶來說，扶貧貸款只是暫時使家里每年多了5000元收入，三年貸款時間一到，這筆收入就沒有了。對于國家來說，扶貧最后“扶”的是企業，村子和村民不是受益最大者：

　　一是167戶貧困戶雖“擁有”1670萬扶貧貸款，但是，他們沒有集體企業，即沒有能使用這筆貸款的集體企業，所以，最現實的辦法就是轉貸給公司。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得到的并不是“分紅”，而只是這筆貸款的利息。可見有無集體企業很關鍵;

　　二是政府以貼息的方式給農民貸款，但貸款轉借了公司，公司再以“分紅”的形式轉給農戶一定的利息。到期貸款收回，農民并沒增加什么資產，也就不會再分到什么。

　　三，公司相當于間接取得“無息貸款”，幾乎是白使用，因為利息是政府補貼的。而企業的經營利潤被公司幾乎全部占有了，農民得到的“分紅”實際只是政府的貸款貼息。

　　這個案例涉及了政府、銀行、企業和農民等多方角色，就是缺少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身影，但正是由于缺少了后者，農民得到的扶助只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扶貧項目與資金沒有轉化為“造血”功能。

　　同樣是在貴州，與與A村資源稟賦相差無幾的塘約村在土地流轉給集體經營后，產生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塘約村在2014年以前還是省級二類貧困村，人均收入只有全省農村平均水平的70%，30%以上耕地撂荒，人人爭當低保戶、戶戶爭要救濟糧。2014年夏，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把塘約村沖成了赤貧村。

　　塘約村的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在學習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后，了解到農民土地可以流轉給私人也可以流轉給村集體。在他的帶領下，村里成立了土地流轉中心，村干部一家一戶做工作，說服大家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村集體，形成了“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格局。

　　在充分利用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的基礎上，塘約村發揮主觀能動性，組織村民成立農業生產隊、運輸公司、建筑公司、勞務輸出公司等經營實體，從2014年到2016年，不到兩年時間，塘約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從不足4000元躍升的1003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從省級二類貧困村轉變為“小康示范村”。

　　塘約村崛起的關鍵就是集體經濟組織使其可以成為承接扶貧項目和資金的主體，不再把利潤交給外來戶，集體有了積累就可以走上三產融合、多種經營的道路。

　　令人驚訝的是，貴州這個省不止塘約一個村通過發展集體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距離塘約村不遠的大壩村也是通過走集體經濟道路實現了從省級二類貧困村到省級小康示范村的轉變，大壩村比塘約村早兩年走集體經濟道路，從2012年到2017年，五年間大壩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達到了12000元，村集體經濟收入達4000萬元，成為“黔中華西村”。

　　同樣接收國家的扶貧項目和資金，在有效組織起集體經濟的塘約村，政府的扶貧項目和資金是“錦上添花”，能起到極大的“造血”作用，而A村至今還是依賴外來力量的幫扶，是“被扶貧”的對象，村民及村集體的經濟狀況沒有本質改變，一旦外來支援減少或消失，則極易返貧。

　　塘約村則成功地完成了外來資源向內生動力的轉變，從“被扶貧”的客體成為扶貧主體--自己能夠生產和創造財富，“造血”功能趨于完善，走上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兩相對比使得人不得不信服，只有有信念、敢擔當的農村黨委基層組織帶領村民走集體經濟道路，才能從內而外煥發內生動力，才能從不可能中創造出奇跡來。

　　（三）集體經濟助力農村社會治理

　　目前，中國農村的社會治理出現了很多問題，譬如養老無著、人情負擔重和留守兒童等等嚴峻問題。千百年來，中國農民一直秉持“養兒防老”的觀念，在時代變遷的背景下，由于傳統家庭的解體，很多農村老年人在失去了勞動能力之后，兒孫不贍養或敷衍贍養，老年人不僅經濟困頓，而且缺少親情慰藉，“養兒難防老”下的失落使他們萌發了輕生的觀念，這使中國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逐漸升高，這一現象甚至受到了國外媒體的關注，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深入研究。有研究表明，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問題。

　　“禮尚往來”成為農民負債的原因之一。這些年來，農村請客送禮之風愈演愈烈，從傳統的婚喪嫁娶到“升學宴”、“喬遷宴”發展到“母豬下崽”、“又建一層樓”等等匪夷所思的理由，請客名目繁多，你來我往，生怕自己吃虧收不回禮金。

　　塘約村村委會曾經估算，在他們這個人口3000出頭的村，2014年一年送禮請客的各項消費竟可高達5～8千萬元!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到酒席上。一些拿低保的貧困戶，一年竟然要舉債送掉超過1萬4千元禮金!農村極其有限的物質財富被用于辦酒席這種非生產性支出，這樣還能有什么資金啟動生產呢?農業收入低，但人情支出高，青壯年必須外出打工，空巢老人無人贍養，兒童無人教養，已成為一大社會問題。

　　塘約村集體經濟建立起來后，90%以上外出打工的人都回到村里，村里根據他們的特長組建農業、運輸、建設等各個專業工作隊，這樣村民可以就近就業按月領工資，成為“新農人”，也解決了困擾村里多年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為鄉村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集體經濟有了基礎，村委會有了威信，組織村民自治就有了基礎，村民大會討論通過了“紅九條”，意思是有九種行徑都是不能踩的紅線，包括“不孝順父母，不奉養父母”、“不管教未成年子女”、“不得參與除婚喪嫁娶外任何酒席的請客和送禮”等等，踩了紅線就要進入為期三個月的“黑名單”，在此期間內，“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支兩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直至考察合格，取消“黑名單”管理為止。

　　塘約不準鋪張浪費，但村民的紅白喜事也得辦，村里專門成立了紅白理事會，以成本價為村民服務，村民從此不再為人情負債了。塘約村的面貌煥然一新，正如我們在塘約村“參觀簿”上看到一位陜西參觀者寫下的一句話：“集體經濟蕩滌民風，美麗鄉村，三產結合，農旅發展，持續推進，值得借鑒”。

　　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萬峰林街道辦納錄村。這個村人均僅0.57畝地，在2008年前，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僅2100元。2008年，新一屆村“兩委”班子上任后積極發展集體經濟，并抓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機會，由納錄村村委會將村民的承包土地集中流轉過來統一經營，使村莊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據村委會介紹，2019年納錄村人均純收入已突破2萬元。2018年8月，課題組在納錄村看到，這個村除免費為全村328余名60歲以上老年人每天提供兩頓正餐外，還建立了日間照料中心“幸福院”讓老年人在里面洗澡、休閑健身、文化娛樂，不僅解決了農村老年人養老難的問題，還解決了老年人晚年孤寂的心理問題，讓年輕人放心工作。

　　據村委支書羅洪興介紹，老人就餐費用和“幸福院”的經費一年就要100多萬，這些錢不是慈善家捐助的，而是納錄村集體經濟的投入。從實踐來看，塘約村和納錄村已經初步達到了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目前，呼吁應該給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發“退休金”的聲音不少，譬如全國政協委員張亞忠在2018年3月兩會期間提出，農民作為第一產業的從事者，應當與其他行業一樣有退休或轉業，應給其發放退休轉業補貼。補貼的來源是中央財政、省財政、市財政各承擔50%、25%、25%。這樣的想法十分可貴，但在現實中執行難度很大，在國家財政壓力巨大，地方債普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要實現這種美好的愿景可能還需待以時日。

　　但有一種情況能夠盡快地實現老年人的贍養問題--如果我們每個村都能有集體經濟，即便不是特別富裕，就像納錄村那樣只是提供老年人的一天的正餐和簡單照料，那么，我們的各級政府還要承擔這么多的財政支出嗎?因此，由村集體來承擔村民養老的主要責任是最現實的，還減少了國家補貼的重重審批、發放、監督等成本，利國利民。此外，有村集體作為村民的養老的堅實后盾，年輕的村民會覺得老有所養，會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村莊的建設和發展中來。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只要人們齊心協力地去做一件事，就有了成功的希望。這也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人心保障!

　　三、因地制宜發展集體經濟應遵循的幾個原則及政策建議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之時應明確以下三個原則。

　　（一）土地流轉應該主要服務于農村新型集體經濟體制

　　農村新型集體經濟體制，是指農民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制(村級)和公司制(鄉鎮級)的組織形式重新組織起來，在政府的指導和支持下進行鄉鎮統籌和規劃布局，以農民為主體建設小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同時完成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結構轉型。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實現形式，它的特點是以家庭經營為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土地家庭經營的劣勢越發明顯：農戶苦干一年也難以達到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使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難敵進口農產品。學術界都認識到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就必須將一家一戶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由粗放的個體經營轉向集約經營。

　　以上就是土地流轉的背景，它的初衷是將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開展集約化經營，解決生產效率不高，社會化程度低，抗市場風險弱等問題。為了解決土地流轉中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之間的重疊問題，國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并行，就是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改革。

　　從實踐來看，將土地流轉給村集體經營的是少數，但就是這些少數中成功的例子不少，譬如貴州的塘約村和大壩村等，它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型集體經濟體制，其共同的特點就是以集體經營為主，打破一家一戶的生產桎梏，實現一定范圍內的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最大化。

　　（二）合作社最重要的原則是堅持農民利益最大化

　　目前流行的合作社模式，多是以私人資本為主，或是租用農民土地并雇傭農民打工，或是銷售農資等等，這種“合作社”只要求有符合相關標準的五個人成立即可，但都掛“合作社”的牌子申請補貼。我們看到，這種“合作社”中也有會吸收貧困戶參與，但貧困戶因為出資少而只能領取極少的分紅，脫貧致富無望。

　　譬如，我們在某村合作社的入股及分紅名單上看到，2018年，該合作社中出資最高的人有五位，每人提供原始股金8萬元，合作社中的貧困戶利用扶貧資金、特惠貸等出資1萬到1000元不等，年終分紅時，出資最高者的分紅近兩萬元，而貧困戶的分紅從1000到100元不等。這是用市場的法則來搞“合作社”，體現的是資本回報，這種模式只是幫助少數人占用更多資金，推動小部分人致富，無法促進整個鄉村的發展。

　　我們認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性質的合作社，要從三方面體現集體合作的性質，一是合作社的股權上雖然有差別，但應嚴格限制少數人持大股或控股權;二是分配上要體現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三是合作社為確保民主，決策權應為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

　　（三）扶貧項目的論證評估應遵循是否有利于農村集體經濟建立和發展的原則

　　在調研中常有干部說：“無論如何都要把老板們留下來，老板留下了，產業就有了，產業有了，還怕群眾脫不了貧?”在這里有了老板就等于有了產業、等于解決了農村的發展問題，這樣的邏輯難以自洽，但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其現實基礎的，那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空殼”狀態。

　　在此背景下，利用社會資本就成了最為便利的選擇。不難發現，目前扶貧項目與資金的流向主要是傾向于社會資本。我們知道，現在私人資本下鄉除極個別大企業涉及到其特殊的戰略布局思考外(如萬科、阿里巴巴)，絕大部分參與扶貧項目的企業都是以謀利為主要目的的。

　　“精準扶貧”項目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扶持特色產業、生態移民、精準扶貧示范村建設等等。在目前經濟環境低迷的情況下，這些項目及其資金可謂巨大，是市場上一塊香餑餑，據筆者所知，僅修建鄉鎮公路這一項就造就了許多千萬富翁，百萬富翁更是不在少數。

　　一方面，資本在下鄉，另一方面，各鄉鎮也和城市一樣加入了搶奪社會資本的大軍，各種針對社會資本的優惠層出不窮，但同質化的農村之間的競爭優勢是什么呢?在目前情況下，就看誰能給社會資本提供更多的項目和資金，通行的做法是申請一個項目，譬如某某村打造“花海”田園綜合體，是村里將土地流轉給公司，然后將貧困戶的無息貸款“入股”并配套相應的扶貧項目資金，這樣一家公司就能在極少的投入下運作起項目來，貧困戶從中只是得到一點勞動收入和微薄的紅利。

　　這種資本下鄉的方式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但對于扶貧項目和資金來講，是最低效的。很多項目在同質化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通常就是投入就虧損，扶貧資金打水漂。社會資本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的爛攤子要給政府來背。

　　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是需要第一桶金的，這第一桶金往往是村兩委作了相當的犧牲得來的。比如貴州“華西村”--安順市西秀區雙堡鎮大壩村的村支書陳大興22年來多次以個人名義為村民和村集體貸款，貸款總額達2000萬余元。同時，他個人還為村民貸款擔保乃至貼息，至今他還有30余萬元的外債沒有還清。同樣的案例還有塘約村，該村集體合作社成立以后，由于銀行不能給合作社貸款，11個村干部帶頭向銀行貸款，一共籌了103萬元。

　　那為什么我們的扶貧項目及資金不能交由村集體經濟組織來辦呢?如果沒有這樣的組織，我們的扶貧干部是不是首先應該去協助成立呢?即便農民文化素質偏低，沒有相應的技術，那我們完全可以把技術部分外包出去，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掌握土地、資金等核心要素，將扶貧紅利留在村里、留在村集體、留給農民。

　　因此，我們扶貧項目調研和論證評估的第一原則應該是以是否有利于村集體的成立、發展和壯大，每一個項目都要首先看村集體能不能辦，不能辦的如何幫助辦，而不是把賺錢的事情都推出去，讓鄉親們掙點小錢、辛苦錢，這樣就背離了我們扶貧的初衷和共同富裕的目標。

　　我們建議，一是從政策設計到政策實施，扶貧政策、扶貧資金和項目都要盡可能地支持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不要再以種種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去農村“扶貧”，而是應該將村集體落實為扶貧的主體責任人。

　　二是要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扶貧干部的主要職責應該是發現、培養和栽培農村基層黨組織成員，從返鄉農民中挑選政治覺悟高、綜合素質能力高的人作為培養對象，力求實現農村黨組織有能力、有魄力、有體力帶領村民共建集體經濟。

　　三是在土地集體經營中可以借助社會資本的力量。我們說土地最好流轉給集體并不代表不可以在土地集體經營的過程中利用社會資本的力量，因為農村嚴重缺少資金，因此在土地集體經營的前提下，可以引入社會資本合理配置金融資源。如集體經營一塊果園，可以將果品深加工或銷售交予社會資本等等，在實踐中學會與社會資本合作共贏，而不是連同土地一塊把自己的資源都交給社會資本，村民只能獲得一點點勞動收入和微薄的土地流轉費用。

　　精準扶貧的重點在西部，只有西部地區的人民“不掉隊”，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通過集體經濟，啟發和發動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自覺性，必將能走出一條更為寬闊的共同富裕之路，在廣大農村地區的普遍富裕和廣大農村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礎上我們就一定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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