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一書是2019年春節期間，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小組與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崖邊》公眾號聯合發起的“故鄉紀事﹒愛故鄉非虛構寫作大賽”獲獎作品的精選，所收錄的文章來自民間各行各業的寫作者，有媒體人、高校教師、大學生、工人、農民等，從各個視角反映了中國當代鄉村的面貌，揭示了故鄉之美和鄉村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
文藝批評今日特推送由黃燈老師、張慧瑜老師為本書所做的兩篇序言。從2015開始，“返鄉書寫”通過新媒體的傳播，借助非虛構的寫作形式，已成為重要的文化現象。在這一寫作熱潮中，高校人文學者所寫的作品影響力最大，但知識分子的身份也給這一寫作帶來了局限，他們不自覺的和“故鄉”拉開了距離，“故鄉”成了被他們凝視和改造的他者。但本書收錄的作品來看，作者們都來自不同的地域，也有著不同的身份，這就打破了之前單一化的“返鄉書寫”視角，在他們的筆下，中國的鄉村不再是田園牧歌式的鄉村，而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同時也加入了小人物生活命運的書寫，把他們對故鄉的感覺和記憶以一種毛茸茸的真實感呈現出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非虛構返鄉書寫”。
本文選自《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上海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轉載自公眾號“愛故鄉行動”，特此感謝
《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主編：黃 燈、張慧瑜、黃志友;上海大學出版社，2020年。
書寫就是力量
文/黃燈
2017年4月，在“愛故鄉”志愿者的推動下，“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在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的一個工坊里成立。按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總干事黃志友的說法，“愛故鄉”活動推進五年后，要進一步拓展，急需文學、文化、教育、藝術、建筑、醫學等專業小組的科學介入。我們所成立的“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是“愛故鄉”眾多專業小組中的一個，主要通過文學寫作和文化研究，記錄鄉土變遷，助力鄉村建設的具體實踐，共同推進鄉村文化建設，凝聚和撫慰民心。
“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成立后，在愛故鄉平臺的支持下，志愿者成員做了一些具體的工作。2017年8月，在湖南汨羅八景舉辦了“鄉土書寫工作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基層寫作者、政府官員，以文學的名義，在山溝里待了幾天，高密度地討論了很多問題，韓少功、祝東力、昌切、李明華老師從不同層面做了主題演講，工作坊堅定了推進基層寫作的信心。同年，在馬永紅、王昱娟的推動下，陜西洛南、禹平、藍田、旬陽等地的愛故鄉文學小組獲得了空前發展，充分凸顯了鄉村書寫的活力，涌現了一批熱情而富于創造力的基層寫作者，讓人備受鼓舞。經過兩年的實踐，為了調動大家的寫作熱情，2019年1月，“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聯合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崖邊Mook公眾號聯合舉辦了首屆“故鄉紀事·愛故鄉非虛構寫作大賽”，活動獲得了各地寫作者的鼎力支持，評委會共收到293篇作品，總字數超過100萬字，經過嚴格公正的評選，最終評出35位獲獎者，包括大學生、博士、高校老師、媒體人、基層工作者、普通勞動者。此次結集，即為大賽的成果。
“故鄉紀事·愛故鄉非虛構寫作大賽”海報
大家知道，從2015開始，“返鄉書寫”通過新媒體的傳播，借助非虛構的寫作形式，已成為重要的文化現象。在這一寫作熱潮中，影響最大的作品多為高校人文學者所作，他們立足長期的社會觀察，富于深長憂思所致的穿透力，以反思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命運為核心，直抵時代痛點，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
不能忽視的是，“返鄉書寫”的局限也非常明顯，最突出的就是寫作者因為純粹的學院知識分子身份，他們倚仗獲得的現代知識譜系，不由自主地對“故鄉”進行了居高臨下地觀照，在精神和生活方式上，和故鄉的人、事拉開了相當的距離，導致故鄉表達落入了“問題化”、“本質化”的窠臼。如何獲得更多視角的故鄉表達，如何修復寫作者和故鄉之間深刻的情感關聯，修復兩者之間的韌性和從容，成為擺在“返鄉書寫”獲得突破的關鍵。此次征文大賽，正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所進行的有限嘗試，大賽倡導各行各業的朋友和在本鄉本土建設家鄉的實踐者，“放下批判或贊美故鄉的外在視角，需要深入故鄉的人情世事之中來體認和觀察，尤其是需要放下既有的成見、偏見，側耳傾聽他人的言說故事”，給予故鄉一份恰如其分的忠實記錄。現在，大賽的獲獎稿件已呈現在讀者眼前，這沉甸甸的收獲，確實對“返鄉書寫”進行了有益彌補。
從本書收錄的作品看，作者身份各異、地域不同，主要從宏觀層面的整體思考和微觀層面的個體命運兩方面，表達了吾土吾民幾十年急速變動中的變遷之巨、時代之痛。
先看宏觀層面的整體思考。在記錄者筆下，中國的城鄉不是一派田園牧歌式的安寧，而是處在變動不居動蕩中。萬華山的《故鄉的水文變遷》，非常生動地描述了三十多年來，一個豫南村落在時代洪流里所經歷的變遷：流經故鄉的小河變得兇暴，河水被村民污染，村民由此生病;環繞梨花島的一灣清水枯竭，梨樹被砍伐殆盡，舞獅風俗也隨著年輕人的外出打工而消失;豐饒的大野堰在故鄉人開荒墾地的熱情中被蕩平;水井荒廢，稻田拋荒，曾經在稻田里生息繁衍的小動物，因化肥農藥的廣泛使用不見了蹤跡。萬華山的文章極富代表性，這些講述故鄉風物、習俗、民情、建筑變遷的作品，傾訴了作者對故鄉的緬懷和不盡鄉愁，流露出對單純時代消逝的無盡悵惘。盡管時代的發展，終結了一些美好事物，讓記錄者遺憾不已，但他們并沒有像“懷鄉病”的文人，產生對時代發展的抵抗和拒絕。李廣旭在《我的故鄉，沒了》中，既寫出了故鄉礦山村因資源枯竭、產業轉型而來的消亡，也真實記錄了礦山村的數代“工人們”，在歷經陣痛后生活的轉機。曾雯湘在《小公園：迷宮或廢墟》中，展現了規模遠超廣州“上下九”、廈門鼓浪嶼的中國騎樓群——汕頭小公園，在時代發展的滾滾潮流中的沒落和傷感，但并沒有將發展當原罪，而是在溫存地懷念這承載了汕頭豐厚歷史的建筑遺存后，感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日子總要朝前看……老古董也不一定有用，昔日的騎樓建筑群其實已不適應當今的大型商業模式……”。阿希塔在《尋覓眷戀：一次返鄉引發的牧區重思》中，一方面揭示了牧區荒漠化、開發區上馬導致的偷排亂放，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整體移民給牧區生活帶來的生態向好、生活質量提高的真相。
顯然，這些年輕作者的“返鄉報告”，看似彌散了對立的書寫，但并不意味著寫作者內心的糾結，反而呈現了他們對時代變遷更為開放的態度，面對一路向前的發展和由此帶來的問題，他們不是急于分辨原因，而是更多呈現真相，保持了一種混沌、不明朗的原生態，體現了對“既成事實”和歷史的尊重。
再看微觀層面的個體命運。在這部作品中，諸多寫作者通過豐富的個體，呈現了時代變遷中，故鄉小人物不同的生命狀態和生活態度。在城市化浪潮之下，大部分鄉村變得衰落，隨著鄉村淪陷的，是日益空巢化、無人贍養的留守老人，或者因生活貧困難以成家的光棍等各類人群。《一個農村老人的死亡》、《每個人都需要老有所依》、《我的四叔四嬸的獨塘凹》等作品，都撕開了農村老人晚景凄涼的一幕，凸顯了養老艱難的嚴峻現實。《村居現狀憂思錄》、《隴中小村莊的病與痛：離婚率飆升，光棍脫單難，鬼村漸成局》等文本，則把無力應對時代變遷、無力背負沉重家累，以致對生活失去信心的農民處境寫得入木三分。《長治久安》、《我的故鄉，沒了》把目光投向重工業發展下的陣痛，讓讀者看到隨著工業時代輝煌的逝去，那些工人們慘淡的生活處境。可貴的是，寫作者不僅僅講述變革帶來的傷痛，他們對故鄉小人物的敘述，固然有貧困的悲哀，但同樣不缺健康的歡笑，不缺悲辛中透發出的力量和信心。楊曉霞的《我們》，聚焦于兩代人的兄弟姐妹的打拼和奔波，他們“或背井離鄉，或囿于故土，也都是很努力地活著，與其改變環境，不如讓自己去適應環境，因為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的確是少之又少，只有牢牢抓住每一次轉身的機會”。苑偉的《路》，寫進城打工的年輕人，木工做不下去，就去替人裝修;裝修工做不下去，就進廠打工;工廠倒了，明天醒了接著找活干。對這些出生農村，讀書無門，沒有文化和技術的年輕人而言，時代并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機會，更談不上多么光明的未來，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抱怨現實可能隱含的不公，更沒有放棄自己，而是在逼窄的縫隙中，努力地去應對，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以開鑿更大的生命空間。恰如陳一伊《回鄉見聞之劉大哥的故事》所言，“一切都是未知，可是仍要走下去”，這種對生活的接納、虔誠，對自我生命的擔當，亮出了一種值得肯定的人生態度，閃現著隱匿于底層人民之中的素樸和堅韌。
值得一提的是，故鄉小人物并不只是被動地接納時代的變動，在某種程度下，他們會接受時代帶來的變化，主動學習、促進自我成長，自主介入時代并參與公共事務和公共生活。甘慶超《68歲老男人的人生過往與手機世界》中，那個“敢于嘗鮮、敢于挑戰”的張大爺，不僅買了村里的第一臺收音機，還很早就買了電視，到老還玩智能手機;楊二《父親的春節流浪日記》里，那個不安分的父親，一輩子折騰，擺菜攤、做生意、玩股票、賣保險，最后還是回到擺菜攤的老路。劉楠通過《異國部落歸來 “鄉土重癥記者”終返滾燙的臉龐村莊》，向我們報告了村里的卡車司機王曉偉，不僅自家致富，還組織卡車協會，成為“卡車協會分會長”，義務幫司機們追回工錢，救助有困難的司機。村里的塔吊工人“小匪”，利用微信群，尋找工作機會，也使之成為幫助弱勢群體發聲、爭取權益的新渠道。李占永校長在鄉村教育嚴重萎縮的艱苦條件下，仍苦苦支撐著鄉村的教學點，他和劉志紅《行將消失的民間職業戲班》里創辦采茶劇團的白老爺子，趙會喜《西海固的悲憫》中，窘迫中仍堅守信仰、堅持文學夢想的周志禮、馬文波，李文英、李勇《石頭的漫漫鄉建路》中，二十多年來一直從事鄉村文化建設、發起鄉建公益活動的楊斌青一樣，努力地賡續著故鄉的汩汩文脈，讓故土的文化與精神血脈薪火相傳。
由此可見，此次作文大賽的參與者，由于大多身處基層，他們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識上并沒有與故鄉事、故鄉人拉開距離，他們體察、傾聽和記錄故鄉時，更多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方式，沒有對故鄉進行“鳥瞰”式的宏觀觀照，因而他們記錄的故鄉，就和“返鄉書寫”顯示出很大的不同，時代和人事的變遷，不再被“問題化”，而顯示出歷史本身不可定義的蒼茫;故鄉那廣大的人民，雖然被時代被動裹挾，但依然保有不怨天尤人的坦然、自我生長的生機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他們身上的主動建構精神，正是撐起國家的發展、推動社會變革的基始性力量。
書寫就是力量。確實，對孕育了整個中華文明的鄉村而言，在當下的語境中重提鄉土書寫，意味著在現有的文明格局和現實困境中，重新追溯我們突圍的根本。鄉村，不應僅僅作為問題的存在出現于大眾和傳媒的視野，也應作為我們解決現實困境的精神滋養地，成為我們驚慌失措的精神的安放處和建構審美生活的落地處;鄉村經驗，不應僅僅成為人們回望故鄉或遠離故鄉的情感發酵地，更應成為我們在愛故鄉的實際行動中，建構新的生活方式的具體參照;鄉村書寫，不應僅僅作為部分掌握了話語資源的書寫者抒發鄉愁情緒的通道，更應成為我們認識國情、建構新的精神資源的可靠路徑。這本書的作者，用拙樸、真誠的語言，對此進行了精彩的回應。
最后，利用這次機會，深深感謝社會各界對“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的支持。在整個小組的運作過程中，我深深意識到了政府、高校、社會機構、基層民眾、志愿者團隊之間擁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意識到一件事情的做成，需要多方出力。就這次征文比賽，深深感謝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支持，在2019年9月中秋之際，舉行了難忘的頒獎典禮，使得全國各地的作者擁有機會當面交流;深深感謝上海大學出版社文化編輯室副主任陳強老師的支持，使得本書的出版變為現實;深深感謝澎湃·鏡相的持續關注，使得眾多普通寫作者通過網絡的傳播，有更多機會發聲。
2020年4月22日
作為公共寫作的非虛構文學
文/張慧瑜
這幾年，非虛構寫作比較火，借助移動互聯網的自媒體平臺，很多“素人”寫出了一些爆款文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形式，面對這個多元、復雜的社會，非虛構文學成為這個時代最接底氣、最豐富的表達手段。在我看來，沒有什么人不能從事非虛構寫作，也沒有什么主題不能成為非虛構寫作的對象。
非虛構這個概念來自于美國，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興起的新新聞主義有關，借鑒文學的手法來深度描寫新聞事件，或者把不是新聞的新聞變成社會話題。其實，這與19世紀末期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中孕育的報告文學有相似之處，都是試圖借文學敘事來反思現代社會。非虛構寫作既擴充了文學表達的疆界，又探究了新聞事件背后的社會根源，是一種把文學、新聞與社會議題結合起來的文體，也充分印證了文字媒介、文學語言的社會功能。
不僅如此，在20世紀中國的社會運動中，文學、寫作始終與大眾動員、群眾運動有著密切關系。1936年全面抗戰前夕，上海出版家鄒韜奮和著名作家茅盾聯合發起“中國的一日”的征文，各個社會階層、不同地域的中國人記錄下“1936年5月21日”這一天發生的故事，給歷史留下了時代的剪影。同樣是1936年，剛剛完成“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戰士，也用寫作、回憶錄的方式，寫下了“紅軍長征記”，后來一部分書稿被埃德加·斯諾拿走，成為轟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中關于長征歷史的素材。從這個角度來看，帶有紀實、回憶、親歷、口述等元素的作品都可以看成是非虛構式的。
非虛構作家可以粗略地分為專業作者和業余作者，前者有作家、記者、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掌握特定專業素養的人，結合自己的專業知識用非虛構來講述他者、他域的故事，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都市文明之外的或處于邊緣狀態的社群;后者則包括所有能讀書識字的人，借助非虛構來講述自己的經驗、身邊的故事，從無法發聲的“沉默的大多數”變成可以用文字等理性語言來表達自我的主體。非虛構寫作再次讓“寫作”成為一種公共交流的媒介，因為寫作不只是能夠運用抽象語言把握生活與世界的能力，而且攜帶著寫作者的情感、歷史和社會態度，因此，非虛構文學既是一種以專業知識分子為核心的精英寫作，也是一種普通人能夠參與的公共寫作和大眾寫作。從閱讀的角度看，非虛構寫作的“親民性”還在于這是一種讓普通讀者也能“喜聞樂見”的文體。
非虛構寫作的意義有四點，一是包容性，寫什么題材都可以。大到重大歷史事件，如最經典的報告文學是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寫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講述的是“十月革命”的歷史，小到可以是個人的所思所感，日記、家書、游記等。近些年，物質史、文化史流行，農作物、日常用品都具有了文化“考古學”的歷史價值，這些都為非虛構打開了新的寫作空間;二是開放性，什么人都可以寫。名人、偉人的傳記、回憶錄經常是暢銷書，恰如美國最不缺乏的是各種名人的傳記，這成為塑造合格的、理想的美國公民的“典范”人生。更重要的是，非虛構打開了普通人用文字、寫作講述自己的生活和經驗的可能性，盡管在社會機制上依然有各種限制，但非虛構文學的屬性使得“業余”作者在社會經驗、人生閱歷上有更大優勢;三是公共性，非虛構寫作以文學為媒介來回應社會議題，其魅力在于用個人視角、親歷者、見證者的身份來講述故事，即便再個人化、私人化的敘事，因為其“真實”的底色，也攜帶著社會的印痕，具有公共價值;四是，自由性，非虛構文學的寫法沒有固定程式，非常自由，可以是口語化的自述，也可以是結構嚴謹的調查報告，還可以是科學化的觀察手記、田野筆記，或者是文學化、抒情化的人文地理。正是這些特征，使得非虛構寫作已經超出文學、新聞的界限，成為一種題材多樣、主題廣泛的文化形態。如果把影像也看作廣義的書寫行為，紀錄電影、短視頻等也是一種影像非虛構。
非虛構書寫經常呈現兩種風格，一種是追求客觀化的、白描式的寫作，盡量擱置書寫者的個人因素，展示書寫對象的某種原生態和“真實”狀態，第二種是帶有個人情感的、內心體驗的觀察，往往講述有深刻體會或深有感觸的經歷。不管是哪種風格，非虛構的特色，就像紀錄片一樣，是充分暴露“攝影機”或者說不回避書寫者的“在場”狀態。這就涉及到非虛構寫作的倫理問題，也是非虛構寫作的張力和優勢所在。好的非虛構作品不會假裝“客觀”、“真實”，而是把“自我”放置到書寫對象的世界和生活中，就像具有自我反思意識的人類學家一樣，用參與式觀察或民族志的方式來與他者交流。從理論的角度看，非虛構寫作是一種雙主體寫作，書寫者自身有自己的主體性、自我意識和社會價值判斷，而被書寫對象也是另一種主體，無法完全受書寫者的“掌控”。自我與他者是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空間區隔和價值觀，正如返鄉者回到故鄉也面臨自我與他者的遭遇和對話過程。這種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是一種辯證關系，首先，書寫者需要放下自我的價值觀，傾聽他者的聲音，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和觀察;其次，他者的價值與自我的視野形成對話或沖突狀態，這是包容和理解的開始;最后，借他者的目光，自我產生反思和質疑。從朝向他者，到回歸自我，這是一種主體的辯證和自省過程。
這次寫作比賽，有兩個關鍵詞，一是非虛構，二是愛故鄉。前面說了一些對非虛構的看法，對于愛故鄉，這不僅是非虛構寫作的熱門題材，如前些年引發討論的“返鄉體”書寫，而且故鄉書寫與現代文學、現代中國有著密切關系。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了三種故鄉的傳統，一種魯迅式的人文知識分子視野下的故鄉，離開故鄉又重新返鄉，這成為現代中國人的基本情感體驗，故鄉被他者化、異鄉化，這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故鄉，一個需要批判和打碎的“鐵屋子”;第二種是費孝通式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視野下的故鄉，中國變成社會化的“鄉土中國”，有著自身的經濟、社會和倫理秩序，面臨現代化、城市化的沖擊和轉型的焦慮;第三種是實踐者返回故鄉、扎根故鄉和改造故鄉，這包括從事鄉村建設、鄉村改良的民國鄉建派和進行土地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的革命者兩種實踐方式。可以說，故鄉、農村是理解20世紀現代中國的關鍵，也形成了兩種故鄉敘事，一種是現代人的、個體化的故鄉，這種故鄉有兩幅面孔，邪惡的、吃人的故鄉和浪漫的、詩意的故鄉;第二種是作為國家、民族象征的故鄉，書寫鄉村就是講述中國的故事，如趙樹理、柳青、路遙的鄉土文學就屬于這個大的傳統，鄉村革命、鄉村建設是中國革命“不言自明”的隱喻。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村、故鄉書寫再次從國家的、民族的象征變成個體化的故鄉。
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弘揚故鄉文化、關注鄉村建設的公益組織，依托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開展愛故鄉活動，其組織者是21世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關注“三農”問題的鄉村建設者。與歷史中的鄉村狀態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新一輪劇烈的現代化、城市化轉型，鄉村成為被拋棄的地方，到90年代后期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危機，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恢復鄉村的活力以及如何實現鄉村的現代化就成為新時代的鄉村建設者們思考和回應的問題，我和黃燈、孟登迎、魯太光等朋友經常跟著黃志友、潘家恩等一線鄉村建設者參加一些愛故鄉活動，對愛故鄉和鄉村建設有一些直接的經驗體會，特別是對于我這種在學院中從事知識生產的人文學者來說有很大的啟示和觸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又聯合劉忱、郭春林、閻海軍、范雨素、沙垚、王磊光等師友一起發起這次“故鄉紀事·愛故鄉非虛構寫作大賽”，嘗試用非虛構的方式來推廣愛故鄉文化。
由于是第一次辦這種民間比賽，在沒有資金支持下，評委們都是義務勞動，大家共同商討征文啟事和評獎辦法，從2018年底發布，到2019年4月共收集到293 篇作品，最終評選出了35篇獲獎作品。這次獲獎者的身份非常多元，有大學生、博士生、高校老師，也有普通的勞動者，還有基層工作者，地域分布也很廣，來自于北京、上海、廣州、浙江、江蘇、重慶、河北、河南、福建、云南、湖北、湖南、貴州、吉林、山西、山東、內蒙、海南、新疆等20余個省市，充分說明這次大賽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是21世紀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群眾寫作運動。從這些獲獎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樣幾種故鄉敘事，一種是寫故鄉的文化和風俗，如萬華山、史慶芬、金紅陽寫的故鄉的節慶風俗、劉志紅寫的民間職業戲班和安慶筆下的走街串巷的匠人等，都是一種特殊的鄉村文化;第二是返鄉者在故鄉遇到人與事，從陳年喜、李若、小海等作品可以看出故鄉的凋敝和無奈，這是兩種比較常見的故鄉敘事;第三是故鄉的歷史和記憶，如黃亞洲的《大禮堂》寫的是鄉村電影院的故事，李廣旭寫的是對父輩的三線工廠的記憶，信世杰寫的是鄉村赤腳醫生;第四是精神故鄉，故鄉不是自己的家鄉，而是一種信仰之地，如趙會喜寫的是張承志的文學故鄉西海固以及李娜寫的充滿詩意的戈壁文化;第五是“第二故鄉”，故鄉不在遠方，故鄉就在腳下，我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是“第二故鄉”，如曾雯湘寫的《小公園：迷宮或廢墟》;第六是社會化的故鄉，寫的是故鄉的新貌和改造，如姚華松寫到村莊里新修建的體育廣場對鄉村文化的積極作用，還有山西武鄉縣的鄉建人物楊斌青的故事。
這次征文活動遇到兩個“意外”，一是黃燈老師借調任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之際，在深職院舉辦了有點“奢侈”的頒獎典禮和討論會，與一般的研討會不同，這次會議邀請了全國各地的獲獎嘉賓到深圳開會，很多是從事普通工作的一線勞動者、在讀大學生和退休老人，這正好體現了非虛構寫作的包容、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也體現了非虛構寫作是一種不受職業、年齡、地域、學歷等外在條件限制的寫作方式;二是上海大學出版社陳強老師的熱情邀約，使得這批獲獎作品可以出版，給這次活動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另外，這些文章有一些已經在雜志、公號上先期發表，尤其是澎湃·鏡相編輯劉成碩老師在“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上陸續推出了獲獎作品，還有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碩士生周敏、李東寶幫助整理稿件和統計分數，在此一并致謝。還需要說明的是，有幾篇文章因為篇幅等原因沒有收入，我從投稿中又選出了幾篇不錯的文章加入其中。
期待，寫作能成為人們記錄時代和書寫腳下的土地的媒介，把更多不同的經驗和感受寫下來，變成一種公共表達和時代記憶。
2020年8月
寫于北京百望山
本文選自《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上海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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