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教授2020年9月25日在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以《農業工業化與農業產業革命》為題發表演講，“城市進化論”記者余蕊據現場演講整理，以“你為什么不讓孩子當農民?”為題發在微信公號上，劉守英團隊官方公眾號“村莊與城市”再以“劉守英：‘十四五’期間，鄉村振興需要什么樣的思維?”轉載。本文依據劉守英教授團隊官方公眾號文字進行討論。
概括一下，劉守英教授演講大概有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劉守英教授認為，中國在“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向城市過程中，整個中國的農業出現了重大的反?，F象”。表現一是農業份額低農業就業份額卻很高，二是農業利潤率持續下降，三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低。造成以上反?，F象的原因，劉守英教授歸結為四個方面：第一，單一農業，第二，農產品復雜程度低，第三，產業融合層次低，第四，農產品成本持續上升。之所以農產品成本持續上升，劉守英教授又歸結為四個：勞動力利用不節約帶來勞動成本上升，土地利用不集約帶來土地成本的上升;現代投入比如說使用化肥，都是使用過量的;機械利用不合理。
有了以上鋪墊，劉守英教授進入正題：“所有這些問題來源于哪?來源于我們的要素沒有組合，要素之間不匹配，帶來所有的要素成本都上升。這樣的農業怎么可能有競爭力”。劉守英教授認為，下一步農業的發展實際上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如何實現要素的組合，第二，推動要素組合的力量需要有制度變革，第三，最終目的是要搞提高農業回報率。
劉守英教授繼續說：“農業回報率的提高核心是什么?就是提高農業的規模報酬。提高農業規模報酬本質是什么?就是提高農業要素匹配制度，降低單要素推進帶來的成本提升，這里面就包括服務的規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講到這里，劉守英教授仍然云遮霧繞，不知所云。他接著舉例來說明自己觀點。
他說：“最后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貧困地區的例子。所有的貧困地區都希望搞園區工業化，模仿東部地區，結果是什么呢?‘死’得非常慘。原因在于那些地方不適合用制造業的工業化和園區工業化來解決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這個貧困地區的例子與劉守英教授講的提高農業回報率有什么關系？第二，貧困地區為什么就不能搞工業園區，就不適合用制造業的工業化和園區工業化來解決問題？
劉守英繼續說：“1988年我們在湄潭做試驗，一個貧困地區要推動農業工業化”，“我們的試驗是萬畝全部做茶，在茶面積擴大的同時，湄潭的農民不是都外出打工了，而是增加了大量茶農”。“同時在鄉村還出現新的組織和企業，合作社、茶產業的加工廠等，這些不是在哪個園區發生，就是在鄉村地區發生的”。“另外是它的機械和創新，這些東西都有大的發展。還有鄉村組織的市場，品牌專賣店、茶館，所謂一二三產業融合，這些東西才有”。“結果大家看，這么個窮的地方，有一個不斷強大起來的農業，不斷富起來的農民，和越來越美麗的鄉村。現在一個縣把一個產業做到了100億，而且主要來自于茶產業的收入，另外就是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城鄉收入比，在全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下，湄潭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劉守英說：“現在湄潭一個農戶每畝的土地收入可以達到5萬塊錢，我跟他們提了一個倍增，能不能在‘十四五’期間做到十萬?這是可以的。”
劉守英說：“我們1988年去的時候湄潭還是一片荒地，這里面發生了什么呢?在我看來就是發生了要素組合的變化和要素組合不斷升級的過程，也就是農業工業化的過程”。
從劉守英教授舉的貴州湄潭這個例子來看，劉守英教授認為貧困中西部農村不應發展制造業的工業化，而應當立足農業，搞農業工業化，就是讓農業要素組合與升級。農民不要離開農村，不要進城，不要進入制造業，僅僅靠農業就可以致富奔小康了。
劉守英認為，湄潭縣農民可以將每畝土地收入在“十四五”期間做到10萬元，但他沒有提出任何湄潭與全國農業有本質差異的地方，更不存在湄潭有一項獨特制度全國農村不存在所以全國農村就無法做到“每畝土地收入5萬塊”的短板。既然全國不存在這塊短板，全國農村的農民都可以通過不進廠進城，不務工經商，僅靠土地和農業都可以致富?如此之多的農業勞動力來占用越來越少的農業GDP，農民收入增長還快于城市?這沒有道理啊。
劉守英在湄潭看到一兩戶茶農有一畝5萬元收入，他也應該認真調研一下其中投入多少，純收入多少，以及這樣的茶農是否具有代表性，茶葉生產相對要較高技術和較多人力，風險也比較大，在當前全國已充分市場化的情況下面，任何超額利潤都必然要有高投入和高風險。湄潭不可能特殊。
劉守英教授的意思是，中西部不發展制造業，農民不進城，通過他所謂的農業工業化，農民照樣富，農業照樣強。其中湄潭就是他們1988年開始試驗農業工業化的成功樣本。我查了一下貴州省2019年88個縣級財政單位人均GDP排名，湄潭排在全省第74位，排在遵義市的第10位，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湄潭仍然是貴州最窮的縣級行政區，湄潭憑什么可以成為十四五期間中國中西部農村不用發展二三產業，不用城市化，而僅僅靠所謂農業工業化就可以讓農業強農民富的典范?
我們來看一看守劉英所討論問題存在的矛盾：
第一，按劉守英的觀點，只要有合適的農業制度安排，農業工業化，農民就可以靠土地和農業致富，不需要轉移進城。問題正如劉守英所說，當前中國農業勞動力要占全部勞動力的30%，農業只占GDP的6%，如果農村勞動力不進城，他們憑什么可以獲得社會平均工資收入，及憑什么可以致富？
第二，全世界現代農業都是以農業勞動力只占整個勞動力總數極小比例為前提的，憑什么中國農業既可以為2億多農戶提供就業，又可以讓農民通過農業致富?日本人口是中國的大約十分之一，農戶不足中國的百分之一，中國現在遠不如日本發達，中國憑什么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為2億多農戶提供高額農業收入?
第三，當前中國農業強大究竟是什么含義?是指中國農業可以容納大量勞動力，從而可以為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還是要為中國提供糧食安全和廉價農產品?難道在提供糧食和廉價農產品上，全世界還有哪個國家比中國做得更好嗎?中國18億畝耕地不僅為2億多農戶提供了農業收入和農業就業機會，而且為國家提供了糧食安全和為社會提供了全世界最廉價且充裕的農產品，這還不成功嗎？
第四，如果中國農業強就是有少數農民可以通過規模經營來獲得農業高收入，則即使這少數農民可以致富，大多數仍然要依托農業的農戶他們又可以從哪里獲得農業收入機會?農業總利潤是有限的，由2億多農戶來分，就不可能都多，即使由2000萬戶來分，收入也不可能太多。劉守英不理解，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不是抽象的農業強不強，更不是極少數資本投入農業回報率高不高，是否有人可以通過農業致富，而是正在艱難城市化的八億農民還離不開農業的收入與就業。農民問題遠重于農業問題，更重于少數人靠農業致富的問題。這本來只是常識。
第五，劉守英說中國農業中出現重大反?，F象也不符合事實。他說在整個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占GDP份額和農業占就業的份額同時下降，是國際一般經驗，并舉例荷蘭、丹麥、以色列、日本、以及法國、德國、美國和加拿大。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業就業份額也是同時下降的，只不過中國當前農業和農業就業占比高于劉守英所列舉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其實問題恰恰就是，中國現在城市化還沒有完成，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現象，憑什么去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比?中國與印度比，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比，還反常嗎?劉守英說，國際一般規律農業回報率是提高的，中國主要農產品的農業利潤率卻是下降的，所以這是第二個反常。問題是，中國有大量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他們不計投入生產出足夠多的農產品，為什么一定要有更多資本下鄉去逐利?劉守英說的第三個反常是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應提高，中國農業生產率卻十分低下，他甚至說“大量的老年勞動力在家里是閑置的”，他就不知道，老年勞動力就是在城市缺少就業機會的勞動力，他們利用剩余勞動能力來從事農業生產，并從農業生產中獲得收入和意義，正是大量中老年農民半勞動半休息為中國提供了最為豐富充足和廉價的農產品。
第六，劉守英說中國農業單一、農產品復雜度低、產業融合層次低、農產品成本持續上升，問題“來源于我們的要素沒有組合，要素之間不匹配，帶來所有的要素成本上升，這樣的農業怎么可能有競爭力?”問題是，中國靠18億畝耕地養活了14億人口，且中國農產品市場供給在全世界也可以算是廉價且豐富的，也是充分的，而且中國農業還為2億多農戶提供了就業與收入，中國農業也一直沒有享受歐美國家大量的農業補貼，劉守英憑什么還要說中國農業不成功？
劉守英在演講的最后提出了三點思考：“第一，如果沒有強大的農業，中國的城市化就會有后顧之憂”。第二，“整個中國的農業理念如果不做重大的改變，‘十四五’期間農業現代化進程，‘四化’同步還會更不同步”，“第三個，制度變革是推動農業產業革命的力量，一定要有制度變革打破現在低水平的、要素不匹配的被鎖定的狀態”。
劉守英前面兩點思考顯然都是無的放矢且大而不當，不知所云的。第三點說透了就是，他認為的所謂“制度變革”就是土地私有化。他真正是信仰“一私就靈”啊。為了自己私有化信念，而看不到當前中國農業的基本現實，以及缺乏基本的邏輯，真是要為之一嘆?。?/strong>
2020年11月13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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