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當貴州省最后9個貧困縣宣布退出貧困縣序列時，意味著832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
但這僅脫了“絕對貧困”的貧，只是緊緊跳脫出按照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人民幣這一絕對貧困線。
甚之，即使絕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我們亦不會就此告別貧困，因相對貧困將依舊存在、多維貧困仍亦苦苦糾纏，特別是伴隨著城鎮化和市場化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貧困還正隨著流動人口在城鄉的頻繁流動而不絕轉移。我們已清楚看到，2.91億的農民工及其家庭貧困正不斷被制造出來;我們卻還沒看到，誰來為他/她們兜底，給他/她們提供安身立命的權利和機會。“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擴散讓世界都籠罩在一股不安陰霾下。階級差距在擴大，貧窮在蔓延：一邊是中上層階級白領精英利用數字化高科技帶來的便利，享受著“居家辦公”的特權;另一邊是底層工人為了糊口依舊在外奔波，快遞員、外賣員、清潔員……支撐著整個城市的運轉，支撐著整個中上層階級生活的繼續。
2020年，同時也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不獲全勝不收兵”。11月23日，832個貧困縣宣布已脫離現行農村貧困標準(即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人民幣)。“摘帽”的消息一出，立即霸占了各主流媒體新聞的頭條，脫貧攻堅戰勝利的號角被吹響。
但，絕對貧困的基本消除，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能停下減貧的步伐。畢竟，絕對貧困的標準僅為解決溫飽，遠非為農民提供一個體面的生活。甚之，如扶貧辦副主任夏更生所說，“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幫扶政策要從攻堅戰轉入常態化”，在伴隨著我國城市化和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趨于頻繁而導致貧困正進行城鄉轉移的背景下，減貧戰略亦理應從重點解決農民貧困逐步向城鄉減貧融合推進。相比起在農村扶貧上傾盡全國之力的投入，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的貧困的救助和幫扶，仍處于“真空狀態”，即便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高達2.91億。
《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我們關注重點較為片面地放在了農民工的就業收入上。早期，2007年發布的一號文件強調“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增加外出務工收入”;中期，人力資源和社會部印發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著手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今年8月，成立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定下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目標。不難看出，延續農村扶貧的道路，依舊竭力通過保就業和保收入來解決農民工的絕對貧困。
當農民工的月均收入自改革開放以來穩步提升時，不要忘記，即使是2019年，他/她們的月均收入亦僅為3962元，其次，收入得與消費結合起來看。2016年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生于80年后)家庭年人均消費為29987元，比上一代(生于80年前)高出26%。現在，異地打工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房租、醫療、子女教育費用占農民工收入的份額越來越高，他/她們手頭上的錢，越來越少。收入增幅跑不過消費增幅，農民工的實際可支配收入遠遠低于那所謂名義上的收入。
其次，農民工一般從事缺乏勞動權益保障的低技術性的體力勞動，如建筑工人、工廠普工、餐廳服務員、快遞外賣員。他/她們的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和工資收入不成比例，“低薪”貫穿了農民工所在的所有行業和崗位。普工阿蘭在深圳某家電子廠工作，早八晚八，全程站著，每天下班的時候衣服早已濕透。就算在這樣高強度體力勞動后，她到手的工資也就四千出頭。后由于長期過勞，身體逐漸出現胃痛、肌肉酸痛讓她無法長時間站立，只能辭工修養。手停口停，雖沒了收入，但阿蘭每個月的花費都不少，得看病吃飯租房，全都是錢。辭工后的她，只能靠前一兩年存下來的一兩萬過活。
你說，阿蘭貧困嗎?貧困。“我現在的戶口就只有四位數，我也不怕給你看”，阿蘭不知道自己還能在深圳這個城市撐多久，一個月?兩個月?
阿蘭不屬于收入的絕對貧困，即使停工半年，她的年收入亦早早超過農村貧困線。先不要說阿蘭因戶籍問題，無法申請城鎮低保，就算可以，同樣按照低保的標準(如廣東省2020年申請低保標準為人均收入低于900元每人每月)，她也不會在受保范圍內。阿蘭屬于收入的“隱性”貧困，持續性低薪低保障的工作讓她根本禁不起沒有工開的風險，“開工”還是“要健康”，那都是拿命搏回來的。但隱性貧困有著向絕對貧困轉移的風險，當廣大工友無法在大城市呆下去時，被動的逆城市化，極有可能引起農民工的“返貧”。畢竟，貧困黏著在底層工人身上，不以地區的流動為界線。
《殺馬特我愛你》的紀錄片里，羅福興說過，他當年玩殺馬特是因為如果你玩得好，你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上升階梯，你知道你有可能成為貴族。但在工廠，他根本看不到上升的階梯在哪里。所有進廠打工的人都知道，不管你在工廠呆多少年，你的工資也就那么多;你進去時是一個普工，那你做一輩子也是一個普工。叫人絕望。在一個完全由資方主導的市場上，不管工人多么勤奮工作，做到“12127”，他/她們的收入眼見都不可能有跳級式的增長，賺的錢就是為了花，也僅夠用來花。受困于低薪而無望于升遷的工作，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追逐。差別就在于，你是在農村貧困，還是在城市貧困罷了。
所以說，收入不應成為衡量貧困的唯一標準。多維度的貧困標準，包括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精神貧困、居住貧困和教育權利缺失等等，都應成為衡量流動人口貧困的重要指標。甚之，工作貧困(in-work poverty)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基于個人維度貧窮的討論，將探討和解決貧窮的問題擴散到家庭維度。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教育被普遍認為與收入掛鉤時，工作貧困的家庭往往因無法提供足夠或較好的教育資源給子女，子女后續無法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上占據優勢，借收入擺脫貧困。因此，工作貧困的家庭往往更容易遭受貧困在代際間傳遞的打擊。
其實隨著流動兒童逐漸增加，農民工代際間貧困的傳遞已不是什么新鮮事。2017年教育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有1897.45萬人、農村留守兒童有1550.56萬人。做留守兒童還是流動兒童，是每年農民工子女都要面對的問題，但這從來都不是孩子們的選擇，也不是大人們的選擇。他/她們根本沒得選。
首先，缺乏本地戶口，流動兒童難以被納入公立學校的免費系統中，單是排位等位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就不是他/她們整個家庭所能耗得起。而農民工子弟學校礙于資源不足也常被詬病無法為流動兒童提供較好的教學質量，不僅學生學習成績比公立學校的差，就連輟學率也偏高。但就連這被反復詬病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也在城市更新過程中被認為不符合辦學資格而紛紛被迫關門。孩子們該何去何從，無人問津。
如果還想要跟著爸媽，在城里生活上學怎么辦?只能支付更高昂的學費。工友阿青的孩子在惠州某民辦小學讀書，一學期的學雜費、課本費(含校服費)是2600元，而公立學校一學期相關的費用只要108元。一年下來，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占了這個三口之家總收入的五分之一。非公立幼兒園的學費更貴，阿梅的大兒子就讀的幼兒園是按月收費的，一個月1100元，一年下來一萬多了。“家中無力負擔”成為了兒童輟學或一直沒有上學的主要原因。額外的教育成本本就使得流動人口的整體福利受損，若拼死拼活省吃儉用供孩子讀書后，仍發現無法依靠教育改變命運，則是對他/她們的又一重創。而教育回報的下降，導致工友們不再傾向接受更高的教育，二代農民工在孩子教育投資上的投入僅為上一代的73%便是有力的證明。自此，教育貧困與收入貧困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拉著流動人口往貧困的深淵墜落。
回農村老家當留守兒童?不過是上一代熟悉的一幕再度上演罷了。
不想讓孩子重復自己留守兒童的命運是阿青始終堅持把孩子帶在身邊生活讀書的原因。最開始，阿青辭掉工廠的工作在家專職帶小孩，依靠丈夫一個人一個月六七千的工資，勉強生活。但等孩子開始上幼兒園后，昂貴的學費讓本就捉襟見肘的家庭生活得更加困難。于是，阿青找了一份公寓保潔工作，按單算，一個單位一單，一單算50元。送完孩子上學后，阿青開始接單，一天算下來可以做2-3單，掙個百來塊錢，剛好夠給孩子交學費和課外活動費用。“我打工就是給小孩子交學費，買點吃的，幫補一下家用。都知道，賺不了錢。”阿青知道這樣的接單散工沒有保障，她也想要找一份有社保的全職工作，但礙于照顧孩子與料理家務，全職工作根本不現實，“我也想要多賺點錢，但家庭和工作，你只能選一個”，阿青說。
不管是城市工人還是流動人口工人，在工作愈發不穩定和工資持續兩極分化下，大部分的家庭都需要依靠雙職工才能持續運轉。盡管女性已大規模參與生產勞動且分擔家庭經濟的責任，但仍始終作為照顧家庭和兒童的主要承擔者。對母親的工資懲罰(motherhood penalty)更讓她們持續承受低薪、低保障且不穩定的工作，加強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場所的被壓迫和被剝削地位，亦進一步加劇了女性貧困。家庭中女性的貧困，宛如讓本該雙輪馳行的家庭瞬間變成發育不全的獨腳獸，大大增加了家庭貧困的風險。
除了女性作為照顧孩童和料理家務的主力，老人也同樣主動或被動地投身到照顧孫子女的工作中。《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這種隔代照料已成為老年人流動的首要原因。雖說隔代照料一方面能降低家庭在市場上尋求育兒服務的經濟支出，也能增加女性的工作時間，但對老人來說，即使通過流動持續為子女的家庭作出貢獻，但礙于戶籍問題，他/她仍無法在當地享受任何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障。對手頭上閑錢本就不多的農民工家庭來說，根本無法承擔高昂的商業醫療保險作為在異地看病的補充。“辛辛苦苦幾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生病致貧，絕不是一句玩笑話，而是血淋淋的真實案例。如果說，在家庭內部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是資本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那老人無償的隔代照料何嘗又不是呢?用完就丟，是資本慣用的手法，也是致貧的手段。
為了五光十色的城市，我們把農民一個個拉進城務工，卻不為他/她們的“家”考慮半分。流動兒童、留守兒童、流動老人、留守老人，通通都丟回去讓他/她們自己解決。怎么解決?讓農民工再造一批又一批的農民工，以為資本的剝削提供永恒不息的廉價勞動力。憧憬著就業可以解決貧困，殊不知，只不過是反復驗證，流動的底層工人注定在貧困內上下跳動罷了。
前面提到阿蘭不知道還能在深圳呆多久，但能去哪里呢?阿蘭也不知道，自嘲道，“一退再退，退到無路可退”，“等到連房都租不起了，能不走嗎”。
我們應清楚地知道，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的貧困，不再是表現為絕對的物質貧困，簡單如吃不飽穿不暖，也不是消極怠工陷入失業的貧困，而是在遭受長期的剝削和排斥的工作貧困、教育貧困、遷徙貧困和居住貧困等多維度且動態的貧困。他/她們缺乏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權利和機會。
城鎮化進程已進入到“以人為本、規模和質量并重”的提質發展階段，但可見的是，在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逐漸凸顯時，針對該群體的扶貧政策和體系卻遲遲未能提上日程。如若待其貧困程度在老齡化加速和城鎮化過程中不斷加深，可謂亡羊補牢，為時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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